庄子论坛

《庄子》新论

 

第九讲

合理的社会

 

【《庄子》骈拇】

现在,我们来到《庄子》的外篇,外篇一共有十五篇。我用《秋水篇》做了第一讲,已经谈过了。所以外篇还剩十四讲。历代学者们对《庄子外篇》是不是庄子本人的亲笔,很有意见。我认为:外篇的文章是不是庄子亲笔,都是推测。既不能起庄子于地下,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办法证实。即使有些不是庄子亲笔,就必定是他的弟子们的手笔,只要理论思想和庄子一致的话,跟庄子亲笔也差不多。譬如,《论语》这本书,孔子并没有写一个字,都是弟子们写的,内容说的都是所谓“孔子说”。在没有人能证明“孔子没有说过此话”之前,没有人能断定那些话都不是孔子所说。因此,外篇里,我们就当(assume)它们都是庄子的文章,比较合理,也省事。

本篇篇名,叫做《骈拇》。“骈拇”,駢是并合,骈拇是指脚的大拇指和第二指,长到一块儿去了。枝指是指第六个手指头。脚趾并生和歧指旁出,与附着的赘瘤一样,都是人体上多余的东西。合乎自然,顺乎人情的东西就是固然,但凡对之有所增减,无论好坏,都是多余。既不合自然,又不合本性,也就不是正道。这就是本篇的中心思想。合乎自然,顺乎人情,不偏不倚才是合理的社会。

全篇本是一气贯成。为了容易阅读,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仁义和礼法犹如人体上的“骈拇”、“枝指”和“附赘县疣”,都是不符合本然,多余的东西。着力批评仁义和礼法,指出天下的至理正道,莫如“不失人的性命之情”,即保持本然之真情,而“仁义”和“礼法”却使“天下惑”。第二部分:进一步指出标榜仁义是乱天下的祸根,从为外物而殉身这一角度看,君子和小人都“残生损性”,因而是没有区别的。从而阐明了不为仁义也不为淫僻的社会观。反映了庄子回归自然的社会观和政治观,为人民创造真正的和平。对儒家的仁义和礼乐作了直接的批判,观点跃于言表。

第一部分:多余多愚

 

【原文】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

是故骈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

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枝于手者,龁之则啼。二者,或有余于数,或不足于数,其于忧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且夫待鉤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语译】

脚趾并生和歧指旁出,这是天生而成的吗?不过都多于常人之所得。附悬于人体的赘瘤,是出自人的原本形体吗?不过是后天生出来不属于本性的东西。用多种方法推行仁义,认为是与身体不可或缺的五脏相等重要!这并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脚上双趾并生的,是连缀起无用的肉;手上六指旁出的,是树起了无用的手指;各种并生、旁出的多余的东西对于人天生固有的五脏,以及他们的机能来说,好比迷乱而又错误地推行仁义,又象是脱出常态地使用人的听力和视力。

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一个视觉明晰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搅乱五色、迷滥文彩、绣制出青黄相间的华丽服饰而炫人眼目吗?而离朱就是这样。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听觉灵敏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搅乱五音、混淆六律,岂不是搅混了金、石、丝、竹、黄钟、大吕的各种音调吗?而师旷就是这样。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倡导仁义的人来说,难道不是矫擢道德、闭塞真性来捞取名声,而迫使天下的人们争相鼓噪,信守那不可能做到的礼法吗?而曾参和史?就是这样。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善于言辞的人来说,难道不是堆砌词藻,穿凿文句,将心思驰骋于“坚白”诡辩的是非之中,而艰难疲惫地罗列无数废话去追求短暂的声誉吗?而杨朱和墨翟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都是多余的、矫造而成的不正之法,绝不是天下的至理和正道。

那所谓的至理正道,就是不违反事物各得其所而又顺应自然的真情。所以说合在一块的不算是并生,而旁出枝生的不算是多余,长的不算是有余,短的不算是不足。因此,野鸭的小腿虽然很短,续长一截就有忧患;鹤的小腿虽然很长,截去一段就会痛苦。事物原本就很长的,就不可以随意截短的;事物原本就很短的,也是不可以随意续长的,这样各种事物是自然而然,本来就没有必要去担忧的。噫!仁义恐怕不是人所固有的真情吧?所以,那些倡导仁义的人才会担那么多的忧啊!

况且对于脚趾并生的人来说,分裂两脚趾他就会哭泣;对于手指旁出的人来说,咬断歧指他也会哀啼。以上两种情况,有的是多于正常的手指数,有的是少于正常的脚趾数,而它们对于所导致的忧患却是同一样的。如今世上的仁人,放目远视而忧虑人间的祸患;那些不仁的人,摒弃人的本真和自然而贪求富贵。噫!仁义恐怕不是人所固有的真情吧?而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又怎么会那么多喧嚣竞逐于仁义之途呢?

况且依靠曲尺、墨线、圆规、角尺而端正事物形态的,这是损伤事物本性的作法;依靠绳索胶漆而使事物相互紧紧粘固的,这是伤害事物天然禀赋的作法;奉行礼乐,矫举仁义,从而抚慰天下民心的,这样做也就失去了人的常态。天下的事物都各有它们固有的常态。所谓常态,就是弯曲的不依靠曲尺,笔直的不依靠墨线,正圆的不依靠圆规,端方的不依靠角尺,使离析的东西附在一起不依靠胶和漆,将单个的事物捆束在一起不依靠绳索。于是,天下万物都不知不觉地生长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长,同样都不知不觉地有所得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所得。所以古今道理并没有两样,不可能出现亏缺呀。那么仁义又为什么无休无止地象胶漆绳索那样人为地夹在道德(天道和本性)之间呢?这就使天下人大惑不解了!

【理解】

·什么是多余?凡是不属于固有应有的加添事物,都是多余。多余的事物,既不好看,又不方便,更且误事,累赘。庄子用脚趾之间长出了相连的肉,五指之外又长出来第六个指头,以及身上长出赘瘤,三种东西,来比喻“多余”。真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出来,这样的“多余”,有谁能驳斥,说它们是应该的,有用的,美好的呢?在这个大前提确定了之后,庄子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这种“辩论”的方式,比惠子整天为了“坚白异同”,伤透了脑筋得不出结论来,要强得多了,高明得多了。

·小前提:仁义是多余的。

结论:所以,仁义是:既不好看,又不方便,更且误事,累赘。

以上是“三段论法”的逻辑方程式。

·为什么?下面是本篇,讨论这个问题的详细论列:

什么是仁义?仁义是古代中国人社会里的“道德规范”。从虞舜时代开始推行仁义,经过了夏、商、周三代,成为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由于实际的社会现象,显示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为代表的种种不道德的事例发生,比比皆是。于是孔子出来,振臂疾呼,他要求大家不要忘记“以虞舜做榜样”,“回复到周朝初期”“再度温习仁义的道德规范”“要彻底遵守周礼的条条规定”“必须‘克己复礼,之谓仁。’为仁义牺牲自己”。

孔、孟认为:仁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不能丢弃的至宝。仁义就是道德规范的总纲,没有它社会里的人们就必然昏乱淫邪,无恶不作。仁义就像人的“五脏”一样,生来俱有。仁义礼智信“五德”正好与五脏相配,也是生来俱有的。为什么“五德”不象“五脏”那样自然运行呢?是因为人被私欲蒙混,把“五德”埋没了,所以就随从私欲而无恶不作。因此,要改进人类的社会实际情形,必须要人排除私欲(克己),让“五德”从新彰显(复礼),人人都严格遵守“周礼(周礼、礼记和曲礼三本书里记载)的教条”,社会就上轨道了。

下面是庄子的驳斥:

(一)仁义不是人类生来俱有的东西。仁义是虞舜的时代才开始提倡,并用政治的力量来推行。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帝王强制执行,失败了之后,孔子再加以提倡,希望仁义能再度获得生命,虽然它从来就没有真正活着过。它们与天生的五脏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提倡者一定要把它们安装在人的身体上,充其量也不过是等于“连趾,歧指或赘瘤”一样的“多余”“累赘”的东西。

由于它们不是天生固有,是人力强加上的东西,所以,它们不可能是人的本能。既然与人的本能没有关系,就对人不能产生积极作用,虽然有权力的人把它们定为教条,称它们为社会道德规范,但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人们遵守不来。

(二)由于仁义是多余和累赘,不是自然而然,所以才需要用人力加以提倡和强制执行。庄子说:野鸭的小腿虽然很短,续长一截就有忧患;鹤的小腿虽然很长,截去一段就会痛苦。事物原本就很长的,就不可以随意截短的;事物原本就很短的,也是不可以随意续长的,这样各种事物是自然而然,本来就没有必要去担忧的。噫!仁义恐怕不是人所固有的真情吧?所以,那些倡导仁义的人才会担那么多的忧啊!这是反证:正因为仁义不是人生固有,所以才要去提倡推行,又为人们不能遵守而担忧。如果是人生固有,就没有担忧的必要,所以仁义不是人类天生固有的。

(三)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倡导仁义的人来说,难道不是矫擢道德、闭塞真性来捞取名声,而迫使天下的人们争相鼓噪,信守不可能做到的礼法吗?倡导仁义的,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去迫使人们去做那不可能做到的礼法。

犹太人的传统也和中国人一样,由摩西创制了多如牛毛,繁文缛节的“礼法”,他们称之为:摩西律法(The Law of Moses)(参见旧约《摩西五经),并且尊之谓:上帝的律法。世界上很多人非常羡慕犹太人拥有那么完整的律法,犹太人也为此自豪,因之推定犹太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善人。现在,我们且看一下律法大师保罗在《罗马书》中是怎么说的?

他说:律法原是教人知罪,并没有能力叫人不犯罪。你们称为犹太人的,倚靠律法,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应该喜欢做善事才对。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你既是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你叫人不可偷窃,你自己还偷窃么?你叫人不可奸淫,你自己还奸淫么?....你们不能遵行律法,使律法空有其表,一齐变成失效无用。你们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你们的舌头巧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你们的腿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你们都晓得律法,却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也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参看《罗马书》三章12-16节)。虽然如此,耶稣说:我来,并不是要废弃律法,律法的一点一撇都不能废弃,我来是要完成律法。(参见《马太福音》五章17节)。耶稣自信在他手里可以恢复律法效应,使统治世界的天国,立刻降临(实现)。三十岁的年轻人太自负了一点,惹恼了犹太的长老,大祭祀,文士和法利赛人等既得利益者,非要杀他不可。罗马有名的酷吏,总督比拉多,用金盆打水,当众洗手,表示耶稣无罪,杀他与己无关。耶稣被杀,反使竖子成名了。从此更多的人为天国实现而努力。

罗马康士但丁大帝得来一个主意,就是:将计就计,把耶稣教立为国教,政教合一,罗马帝国就成了天国,永远合法统治世界,消除了对立和阻碍。事实上,此计无成,罗马被东方来的匈奴人阿提拉斯捣垮了。罗马教也自动分裂,统治全世界的天国美梦还是遥遥无期。

同理,仁义的礼法,只能定人的罪,却并不能帮助人行善,都是矫擢道德,装腔作势,假冒伪善,庄子说得很含蓄,不象保罗那样直笼统,丝毫不客气。实在是阐明:仁义,礼法,外表有模有样, 实际上是不能行的,行不通的,也从来不成功的。所以孔子千里迢迢去问“礼”于老子,老子说:“其人与骨,早已朽矣!”就是说:那些制做礼法的人和他们的骨头(包括所制作的礼法),早就朽坏,不存在了,都是空壳子,你问它何来?

(四)曲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就是说:奉行礼乐,矫举仁义,从而抚慰天下的民心。有人说:本来仁义能行不能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给天下人民一个希望,望梅亦能止渴。这是属于政治策略性的运用,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自三代以来,讲仁义就能有得到名声和富贵,天下才会那么多人喧嚣竞逐于仁义之途。自从虞舜拿仁义为号召而搅乱天下,天下的人们没有谁不是在为仁义争相奔走,其结果有三:

(1)这样做也就失去了人的常态。

什么是“常态”?庄子说:所谓常态,就是弯曲的不依靠曲尺,笔直的不依靠墨线,正圆的不依靠圆规,端方的不依靠角尺,使离析的东西附在一起不依靠胶和漆,将单个的事物捆束在一起不依靠绳索。于是,天下万物都不知不觉地生长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长,同样都不知不觉地有所得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所得。所以古今道理并没有两样,不可能出现亏缺呀。那么仁义又为什么无休无止地象胶漆绳索那样人为地夹在道德(天道和本性)之间呢?这就使天下人大惑不解了!

人有自己的腿走路,就是常态。如果,一个人既有健康完整的腿,还一定要加上一个拐杖来走路,就失去了常态。如果为了“保护”腿,而打上了石膏。不久,那腿就逐渐瘦弱,反而要残废了。“揠苗助长”,反而杀死了菜苗。人本来活得好好的,偏偏出来一种“圣人”,规定人人都要“保护”双腿,都要打上石膏。他们是为人民好呢?还是害人民呢?

(2)这样就改变人原本的真性。

怎么改变人原本的真性?庄子说: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没有谁不借助于外物来改变自身的本性。平民百姓为了私利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士人为了名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大夫为了封邑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圣人则为了天下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这四种人,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名声也有各自的称谓,而他们用生命作出牺牲以损害人的本性,却是同一样的。

蚁蝼尚且贪生,人岂不惜命乎?为了别人制造的莫须有、空洞、外加、多余、虚谎的“人造名词”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聪明呢?还是愚蠢呢?还是没有了人性?

(3)这样就失却人生的完美。

什么才是完美的人生?庄子说:我所说的完美,绝不是仁义之类的东西,而是比各有所得更美好罢了;我所说的完美,绝不是所谓的仁义,而是纯任天性、保持真情罢了。我所说的聪敏,不是说能听到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内审自己罢了。我所说的视觉敏锐,不是说能看见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看清自己罢了。不能看清自己而只能看清别人,不能安于自得而向别人索求的人,这就是索求别人之所得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得的人,也就是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的人。这样的人过的不是自己的生活,都是为别人活着,怎么能称为人生的完美呢?

所以说这些都是多余的、矫造而成的不正之法,绝不是天下的至理和正道。

伯夷的故事:

在本篇中,庄子不止一次的提过伯夷这个名字,在《大宗师》里庄子也曾附带地批判过伯夷。伯夷是儒家标榜的一个偶像,称他谓:伯夷之风。到底伯夷是怎么一回事?需要阐明一下。

昔日,有个孤竹国。由于孤竹的君王身染重病,频于死亡。传下口诏:命次子叔齐继承王位。不想这位叔齐二王子是个遵守“礼法”的人,认为:依“长幼之法”,应该由兄长伯夷来继承王位才是,就让位给伯夷,自己偷偷的从后宰门逃跑了。那大王子伯夷也是遵守“礼法”的人,依照“一顺则为孝”,“父命不可违”,既然父亲下诏传位予弟弟,岂可违背,就不听叔齐的话,偷偷的从午门逃跑了。后来弟兄们双双在首阳山会合,一起冻饿而死。儒家说伯夷是圣人,为“礼法”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应该为万世所效法。大家试着想一想,他们弟兄为了“名声”,置垂死的老父于不顾,置国家的存亡于不顾,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谁继承王位”的问题吗?他们这种办法是不是“三家村冬烘先生”的死脑筋,简直不可救药。好好的批判还来不及,怎能作为国人的标榜?这与《二十四孝》一样的不合理,绝对不是天下的至理和正道!

(五)倡导仁义没有实用价值。

“孟子见粱惠王,王曰。”这一段是脍炙人口,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就是说:王问孟子,怎样才能把梁国的经济搞上去?孟子说:王何必言“利”,“仁义”而已矣!就是说:做王的,不可以讲求国家经济,只要谈“仁义”就行了。

在庄子的时代,孟子也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形势?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的社会,制度,经济和春秋时代,已是大有革变。春秋时代,社会经济还停留在封建模式之内。战国时代来临,商业资本发达,工商业者与地主阶级抬头。手工业也发展到相当程度。农业方面,因为引河灌溉等事业达(譬如:韩非为了保护祖国,暗遣他的朋友郑国,到秦国,向秦王献计--筑水坝,就是后世著名的:“郑国渠”。可以拖住秦国十万大军,为时十年。),形成农业大规模生产。其次,货币的实用,为商业社会进步增速步伐。当时,金货币不仅是商业交易价值的标准,抑且连馈赠,公用都以“金”为交易本位。诸多名商大贾,不仅垄断商业,他们的权力,甚至能决定政策方向和政治权力。如:端木,宛孔氏,吕不韦等。成功的商人们派头与侯王相等:“结驷连骑,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史记》)。造成新专制主义的王权政治的出现。他们摧毁过去贵族的残余势力,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现,以适应商业资本发展的需求。因而,实利主义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

就政治方面来说,在封建天下崩溃的过程中,直接造成天子微弱,诸侯强盛。但渐渐强盛的诸侯亦并非旧日的分土世家,而每为新兴的权臣所篡夺。其余一些“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名存实亡的幸免者,乃处于“大夫侵君,家臣凌主。”的状态中。继而,兼并攻伐。强者越并越臻于盛大;侵者越略越趋于富强。王权的扩张,遂同时成为政治上的需要和目的。

记得庄子在内篇第一篇的“逍遥游”说过能干人怎样把握“商机”,花了很小的代价,买下那个“不龟手药膏”的秘方,而取得富贵的故事吗?

宗法大坏,士民相杂,个人解放,以致“周礼”失去效用,整个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而过去的贵族,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之叹。在这个世事剧变的大时代里,许多学者们都乘势而起,图谋策划,以匡时艰。大致分为三起:一是以孔子为代表者,想力挽狂澜,企图保住封建社会。一是以子产、商鞅为代表者,顺应时势,任其消亡。一是以管子、荀卿为代表者,企图揉合礼、法,成为开明的过渡者。

孔子的力挽狂澜,在“麒麟不现,凤鸟不来。”“吾道已矣”的感慨下,寿终正寝。不过在汉武帝手中,死灰复燃,独尊儒术。汉朝的初期,行黄老之道,得来“文景之治”,这是中国第一个“盛世”。到了唐初,三教并尊,以道为大(这时候的“道”,已经不是汉初的黄老之道,而是“道教”。) 还勉强得来“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是中国第二个“盛世”。宋明两朝儒术最为高涨(间或帝王本身信奉“道教”,搞些炼丹房中的技术,甚至于极端迷信,如宋真宗相信天在城楼上降书,告诉大家该怎么做;宋徽宗相信汴京城上有个大法论在转动,可保金兵不敢侵犯。根本不按照老子的教训办事。),但是“儒术”的“仁义”对国家民族并没有提供可靠地免疫力,以致三次亡国于外族。这和犹太的“摩西律法”一样,不能提供免疫力给犹太的国家和民族。满清照样尊孔,差一点亡国灭种。

有人说出种种理由,抱怨中国科学不进步。他们完全不知道其根源却在孔子提倡的周礼,《周礼》规定:有为怪、异、奇、巧者,斩!凡是科学的新发明,那样东西不是怪异奇巧?如同犹太基督教会对科学家伽利略发现地球是圆的,是动的,按律法,是要处以焚刑的。

以上的历史事实多发生在庄子之后,我没有庄子的话做根据。不过相信这样讲,并没有违反庄子的意思。

第二部分:合理的社会

【原文】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筴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语译】

小的迷惑会使人弄错方向,大的迷惑会使人改变本性。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自从虞舜拿仁义为号召而搅乱天下,天下的人们没有谁不是在为仁义争相奔走,这岂不是用仁义来改变人原本的真性吗?现在我们试着来谈论一下这一问题。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没有谁不借助于外物来改变自身的本性。平民百姓为了私利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士人为了名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大夫为了封邑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圣人则为了天下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这四种人,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名声也有各自的称谓,而他们用生命作出牺牲以损害人的本性,却是同一样的。臧与谷两个人一块儿放羊却都让羊跑了。问臧在做什么,说是在拿着书简读书;问谷在做什么,说是在玩投骰子的赌博。这两个人所做的事不一样,不过他们丢失了羊却是同样的。伯夷为了贤名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私利死在东陵山上,这两个人,致死的原因不同,而他们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方面却是同样的。为什么一定要赞誉伯夷而指责盗跖呢!天下的人们都在为某种目的而献身:那些为仁义而牺牲的,世俗称他为君子;那些为财货而牺牲的,世俗称他为小人。他们为了某一目的而牺牲是同样的,而有的叫做君子,有的叫做小人。倘若就残害生命、损伤本性而言,那么盗跖也就是伯夷了,又怎么能在他们中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

况且,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仁义,即使如同曾参和史?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完美;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甜、酸、苦、辣、咸五味,即使如同俞儿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完善;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五声,即使如同师旷那样通晓音律,也不是我所认为的聪敏;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五色,即使如同离朱那样通晓色彩,也不是我所认为的视觉敏锐。我所说的完美,绝不是仁义之类的东西,而是比各有所得更美好罢了;我所说的完美,绝不是所谓的仁义,而是纯任天性、保持真情罢了。我所说的聪敏,不是说能听到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内审自己罢了。我所说的视觉敏锐,不是说能看见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看清自己罢了。不能看清自己而只能看清别人,不能安于自得而向别人索求的人,这就是索求别人之所得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得的人,也就是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的人。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无论盗跖与伯夷,都同样是淫邪乖僻的。我有愧于道德,所以我上不敢去奉行仁义的节操,下也不敢从事淫邪乖僻的行径。

【理解】

·人是社会的动物,不能离开群居,因此有了社会。人类的社会又是提供人们争取什么的舞台。

臧与谷两个人一块儿放羊却都让羊跑了。问臧在做什么,说是在拿着书简读书;问谷在做什么,说是在玩投骰子的赌博。这两个人所做的事不一样,不过他们丢失了羊却是同样的。

伯夷为了贤名死在首阳山下,盗跖(春秋战国时有名的大盗)为了私利死在东陵山上,这两个人,致死的原因不同,而他们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方面却是同样的。为什么一定要赞誉伯夷而指责盗跖呢!

天下的人们都在为某种目的而献身:那些为仁义而牺牲的,世俗称他为君子;那些为财货而牺牲的,世俗称他为小人。他们为了某一目的而牺牲是同样的,而有的叫做君子,有的叫做小人。倘若就残害生命、损伤本性而言,那么盗跖也就是伯夷了,又怎么能在他们中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

庄子不得不无奈何的这样说: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无论盗跖与伯夷,都同样是淫邪乖僻的。

这是说不清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倡导“仁义”的,从虞舜开始,一下子就延伸到三代。以后又从汉武帝开始,一下子就延续到清末。明明“仁义”根本达不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人们就是死抓住不肯放手,为什么?

犹太的“摩西律法”,它是属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范畴。后世也有人称它:自然法。与近代的制定法的“法律”不是一个概念。摩西律法是“上帝”制定的,因此它有无上的权威。它规定人民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近代以来的“法律”,是最讲究立法的,法源是出自人民。至少是人民的代表,根据人民的“意愿”,制定有利于人民的法律。因此为了保障这一点,人民可由自己的代表在“国会”代表自己立法。万一他们所立的法,走了样子,人民有权复决。人民也有权直接立法,叫做:创制。这是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人类不断争取的权利。所以“法律”和“律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中国儒家的“仁、义、礼”也是属于“社会道德规范”。“道德”和“法律”也是两个概念。康德说:道德是不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法律是可以强制执行的道德。而中国的“道德”并不是不可强制执行的,例如:有为怪、异、奇、巧者,斩!界限不象西方人那么分明。这点和犹太的律法很相像。

由于“道德”也可以强制执行,而创立“礼法”的是周公,周公也是奉“天命”来立礼法的,天子是执行礼法的最高权威。礼法的内容完全是帝王的私有物,人民只有服从,否则就是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孔子以身作则,在他代理大司寇的时期,名人少正卯批评了他,他就突然请出太庙斧钺,冷不防把少正卯的头砍掉了。孔子永远是对的,别人没有置喙的权利和余地。汉武帝要行绝对“定于一尊”,大一统,绝对专制独裁,所以和孔子一拍即合。中国人民就这样,当了两千多年的奴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一。

犹太的摩西律法,即使摩西假上帝立法,也是“定于一尊”的。那么有资格遵行律法的人,就是上帝的“选民”,身价高贵于一切其他人类。上帝的天国降临在地上,用“铁仗”统治世界(参见新约《启示录》),犹太人的选民,就是上帝赐封的诸侯王,与上帝一同统治世界。所以直到现今,说什么“一个世界”“新世界秩序”等等的理论和政治学说,都是这个观念的繁衍和执行。孔子的仁义、礼法,既是奉天行事,定于一尊,大一统,最后是大同。孔子的野心不下于摩西和耶稣,他们将要如何分配这个世界呢?这是二。

事实上,摩西的律法也好,孔子的礼法也好,事实证明,它们连自己既有的国家都不能保得住,还施展什么大野心,要征服独霸世界。明明是吹牛,自欺欺人。但是也不能轻视他们,他们统一世界虽然没有本事,可是花言巧语,满口捣些昊天、上帝的鬼,欺骗奴役自己的人民,力量似乎足足有余。

论到“欺骗”,本没有什么人能欺骗到什么人。美国谚语:“You can not cheat an honest man。”这是说:没有人能欺骗得到诚实的人。那些被骗的人,他本身就并不诚实,他贪心想得到别人的什么好处。于是被别人利用他的贪心而骗了他。三代以来,人们被倡导仁义的人骗得“喧嚣竞逐于仁义之途”“改变自身的本性”“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也是人们贪心想藉着“仁义”来得些好处吗?

庄子叫人:做个诚实的人!

不论那些欺骗人的,要抢夺的是“名声”,还是生不带来,死不能带去的“势利”,不论其设辞多么美丽,不论他们用什么武器作后盾,不论他们搅乱了半天而最终失败,算起来,“城门失火”还都是老百姓遭殃。老百姓啊,醒醒吧!诚实是不会吃亏的。这是三。

·庄子一直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他以身作则,就当平民,为人民的利益说话。所以,他呼吁的是:不要受欺骗,为人家设定的什么空洞的名词去牺牲,去胡乱改变做人的真实性情,要堂堂正正,自然而然,合理顺情,自由自在过几天好日子。这才是做人的权利,生活在合理的社会中,乐享天年。

老百姓要的是什么?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见《道德经》第八十章)。这是人类做得到的社会,不是想象而永远达不到的乌托邦。当然“甘其食”是要人民吃得好(包括没有化肥,农药,改种的生态食物。),“美其服”是要人民穿得好(包括没有巨毒的人造纤纬,化学染色。),“安其居”是要人们住得好(包括没有含致癌的建材和涂料),“乐其俗”人民是要快乐的过生活(包括没有嫖赌海洛因等毒品的侵蚀)。

·庄子说:我有愧于道德,所以我上不敢“高攀”去奉行仁义礼法,下也不敢“逐流”去从事淫邪乖僻。这句话比什么都实在,都中肯,没有任何做作和花样,这才是做人的榜样,社会的榜样,也本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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