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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新论

 

第十七讲

养性篇

 

【《庄子》缮性】

在上一篇讨论过养心、养神之后,本篇的中心是讨论如何养性。所谓“缮性”就是缮养性情。

全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以恬养知”的主张,认为遵从世俗或俗学的硬性规定或强制灌输都必定不能让“性情”得到造就,只有恬静自养而又敛藏,方才不“失其性”。第二部分:退化论。缅怀远古混沌鸿蒙、淳风未散的时代,并指出随着时代的推移德行逐渐衰退,世风日下,以致不能返归本真,这都因为“文灭质”、“博溺心”,人工强制作为的结果。第三部分:指出修治性情的要领是“隐”,“正己”和“乐全、得志”,既能正己,又能自适,外在物欲就不会使自己丧身失性,因而也就不会倒置本末。


第一部分:以恬养智

 

【原文】

缮性于俗,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徧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

【语译】

在世俗的流习范围内修治性情,靠习俗和靠习俗之学--仁义礼的儒学,来期求复归原始的真性;内心早已被习俗的欲念所扰乱,还一心希望能达到明彻与通达;这就叫做蔽塞愚昧的人。

古时候研究大道的人,总是以恬静来培养智慧;了解养生不能专靠运用技巧,可称它为以智慧调养恬静。智慧和恬静交相调治,则谐和、顺应之情就由本性中流露出来。德,就是谐和;道,就是顺应。德无所不容,就叫做仁;道无所不顺,就叫做义。义理彰明因而物类相亲,就叫做忠;心中纯厚朴实而且返归本真,就叫做乐;诚信著显、容仪得体而且合于节度的表征,就叫做礼。礼乐偏执一方(或作:由一人所制作礼乐的规定而强制推行于天下。),那么天下定然大乱了。各人自我端正而且敛藏自己的德行,德行也就不会冒犯他人,德行冒犯他人(或作:强行用一己的德行去匡正一切其他的人。),那么必将使万物都失却自己的本性。

【理解】

·俗语说:“性情中人”,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因为都是性情中人。

“性情”是人类特殊具有的东西,是躯体智力体与精神体之外的另一种东西,是既看得见,又摸得着,而且又是能感觉得到的东西。一般来说,性情中人的“性情”,都是指着人类正面或好的方面说的。至于恶性昭著的坏人们乌烟瘴气,下流卑鄙,虽然也是“性情”使然,习惯上却并不被称为是“性情中人”。庄子在《养心、养神篇》之后,特别写这《养性》的一篇,是既必要,且重要的。

·扶危济困,仗义疏财,都是经常见到听到的事。自古至今,历史里的“性情中人”故事也经常引人入胜。《水浒传》是一部专门描写“性情中人”的曲折故事,从各种不同背景,性情中人和性情中人相遇,彼此肝胆相照,就能做出很伟大特殊的事业来。扶危济困者,并没有期望人家的回报;仗义疏财并不是诡计阴谋。这样作风的人,就被称为“性情中人”,因为做这些好事都是从他们本性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庄子在本篇书中,给“性情中人”的性情,概括了七个形容他们的字:德,道,仁,义,忠,乐,礼。

(一)德:德,就是谐和;

(二)道:道,就是顺应。

因为古时候研究大道的人,总是以恬静来培养智慧;了解养生不能专靠运用技巧,可称它为以智慧调养恬静。智慧和恬静交相调治,则谐和、顺应之情就由本性中流露出来。

(三)德无所不容,就叫做仁;

(四)道无所不顺,就叫做义。

(五)义理彰明因而物类相亲,就叫做忠;

(六)心中纯厚朴实而且返归本真,就叫做乐;

(七)诚信著显、容仪得体而且合于节度的表征,就叫做礼。

古往今来,“性情中人”,在以上的七个原则中,独领风骚,可爱可敬!

不过,依照庄子的理论,性情是可以而且必要培养的。他认为:用恬静来培养智慧;同时,用智慧来调养恬静。二者相互培养,则谐和与顺应之情,就会由性中自然流露出来。绝对不可以是由什么人或权威机构硬性规定。如果一旦硬性规定,就必然有人作伪。一旦作伪发生,社会上就会再见不到真正的性情中人了。

因此,他在本篇书一开头,就下了严重警告。他说:

“在世俗的流习范围内修治性情,靠习俗和靠习俗之学--仁义礼的儒学,来期求复归原始的真性;内心早已被习俗的欲念所扰乱,还一心希望能达到明彻与通达;这就叫做蔽塞愚昧的人。”如果有人以为:通过硬性规定或强制灌输,就能使人们复归原始的真性,那么他们自己和他们“修治”出来的人们,都是“蔽塞愚昧的人”。这话说的严肃极了。他还不放心。他说:

“礼乐偏执一方(或作:由一人所制作礼乐的规定而强制推行于天下。),那么天下定然要大乱了。各人自我端正而且敛藏自己的德行,德行也就不会冒犯他人,德行冒犯他人(或作:强行用一己的德行去匡正一切其他的人。),那么必将使万物都失却自己的本性。”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中,就是有人看不透这一点。总是认为:性情中人既然是好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人工栽培”,“大量生产”。或是用政策规定、鼓励,或是开学校,培训班。结果都是徒劳,所得的都是反效果。等到发现了错误是,错误已经造成了,也再无法改正复始了。

庄子早就叮咛就,可惜众人少考究。当然,一旦能够及时醒悟,改弦更张,将来后人自比前人贤。将来的社会和人际关系自然会比较美好!

·老子在《道德经》第三章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不尚贤”。这个命题,不仅是一个建议,而且是一道命令。就是告诉领导者,不可以用人为方法去鼓励或人工制造“贤者”。

什么是“贤者”?“贤者”是指着人的道德、性情说的。老子没有说:不尚能,而说不尚贤。人的才能,技术,是可以提倡的,也是可以鼓励和竞赛的。因为才、技这种东西,需要切磋互比,越比越进步,越高强。譬如说,武功射击能力的增进,必需不时比赛切磋。否则游手好闲,就成了散兵游勇,一事无成。唯有人的道德、性情是不能提倡,鼓励竞赛的。这是领导者的切忌。

让人民竞赛道德人品,表面上看,国家社会多有几个好人,不是很好吗?殊不知道德人品,注重在修养。是一个智慧。以智慧养恬静;以恬静养智慧。没有淡泊、宁静,怎么会有道德人品。一旦用人工的鼓励奖赏,人为了得奖而竞赛。或为了怕责罚而竞赛,这些在本质上与淡泊、宁静完全背道而驰。不但造就不了“贤者”,反而激起贪、欲,贪、欲则必定导致作弊作伪,必定弄得伪君子横行,进而天下大乱。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必须告诫,能领悟到这个层次的领导者,本身就是贤者。

·老子,庄子的思想比人深一层,千古以来,也只有老子,庄子有这样的智慧,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第二部分:退化论

 

【原文】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语译】

古时候的人,生活在混沌鸿蒙、淳风未散的境况中,跟整个外部世界混为一体而且人们彼此都恬淡无为、互不交往。正是这个时候,阴与阳谐和而又宁静,(牛)鬼(蛇)神也不会出现干扰,四季的变化顺应时节,万物全不会受伤害,各种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尽享天年,人们即使内存心智,也没处可用,这就叫做最为完满的浑一状态。正是这个时候,人们不知道需要去做什么而保持着天然。

等到后来道德衰退,到了燧人氏、伏羲氏统治天下,世事随顺人心却已不能浑然为一。道德再度衰退,到了神农氏和黄帝统治天下,世道安定却已不能随顺民心与物情。道德再度衰退,到了唐尧、虞舜统治天下,开启了治理和教化的风气,淳厚质朴之风受到干扰与破坏,背离大道而求善,违弃德性而行险,这之后也就舍弃了本性而顺从于各自的私心。人们彼此间都相互知道和了解(心与心相互窥探),也就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定。然后又贴附上浮华的文饰,增加了众多的俗学。文饰浮华毁坏了质朴之风,广博的俗学掩没了纯真的心灵,然后人民才开始迷惑和纷乱,没有什么办法返归本真而回复生命原始的情状。

由此观之,世风浇薄而丧失了大道,大道又不能通行于人世。世风和大道交相丧失,有道之人怎么能立脚于人世间,人世间又怎么能从自然大道得到振兴呢?道没有办法在人世间兴起,人世间没有办法让道得以振兴,即使圣人不生活在少有人烟的山林之中,他的德行也必将隐没而不为人知。

【理解】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第四十八章)。就是说:做学问,每天都要增益,都要进步。所谓: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丝毫大意不得。为学是讲“进化论”的。做学问不讲进化,日新又新,是绝对做不好的。

为道日损。就是说:道德修养要每天都减损一点什么,去掉一些什么。这并不能理解为:道德一天比一天低落,而是指身体上的毛病,品性上的瑕疵,必须一天比一天减少。譬如,老子叫人要: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第二十九章)。就是要:除去掉过分的作为,除去掉奢侈豪华,除去掉骄狂而忘掉了危机。老子也叫人要:去病(《道德经》七十一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除去)病,是以不病。)。就是说要除去“无知”与身上的瑕疵毛病和疾病。所有古人喜欢取名字叫:去病或弃疾。如:霍去病,辛弃疾等。道德修养是讲“退化论”的。每天不除去掉一点什么,就永远成不了完人。

在本段书中,庄子从道德修养的立场来立论,叹惜: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说:

等到后来道德衰退,到了燧人氏、伏羲氏统治天下,世事随顺人心却已不能浑然为一。道德再度衰退,到了神农氏和黄帝统治天下,世道安定却已不能随顺民心与物情。道德再度衰退,到了唐尧、虞舜统治天下,开启了(人工)治理和教化的风气,淳厚质朴之风受到干扰与破坏,背离大道而求善,违弃德性而行险,这之后也就舍弃了本性而顺从于各自的私心。人们彼此间都相互知道和了解(心与心相互窥探),也就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定。然后又贴附上浮华的文饰,增加了众多的俗学。文饰浮华毁坏了质朴之风,广博的俗学掩没了纯真的心灵,然后人民才开始迷惑和纷乱,没有什么办法返归本真而回复生命原始的情状。以上是庄子由反面的说明,反证人类违反“退化论”的退化、堕落。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事实上,它的结果是毁灭。

叫人“发财”没有什么不好,以“贪娈”为动机,以“利润”为目的,是亚当史密斯的精神中心。世人经过差不多两个世纪的奉行,现在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也能意识到世界毁灭和人类生存的危机。最近(2007年11月6日报道)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姆斯Williams,在接受新闻采访时说:“很显然,我们西方对人性的现代定义,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西方现代文明里面尽是腐蚀人们灵魂的东西。.....”进而批评了美国,他说:“美国试图通过‘密集地采取暴力行动’方式来‘洗牌’,这种对外国干涉方式,导致了现代世界,成为历史上最恶劣的世界,比英国帝国主义,其殖民最盛的时期,更恶劣。”他继续接着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全球霸主’,它好像并没有并吞别国的领土,不过正试图集中影响力和控制力。可是,也并没有真正奏效。 ......”

发财,最先是改善生活,进而不知不觉(不可避免的)的就发展到奢侈豪华。为了维持奢侈豪华,就上下交争利。既然,一切以“利”为先,就没有什么名义用不出来,就没有什么手段用不出来。凡是能下手的地方和人群,能剥削的就尽情剥削,能压榨的就尽情压榨。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有钱有势。钱与势的相互为用,于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越苦,越弱。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椎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人们迷惑了自己的眼睛与心思,上下交争利,就没有什么贪赃,腐败,杀人,越货的事作不出来。这样的认识和批判,是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中心。这也与“去甚,去奢,去泰。”的教训,不知相去几千里也。因此,还有道德意识的人,就没有法子正常立足于这样的社会之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老子称这种社会为:强盗社会(盗夸--《道德经》第五十三章)。

·庄子最后感叹地说:由此观之,世风浇薄而丧失了大道,大道又不能通行于人世。世风和大道交相丧失,有道之人怎么能立脚于人世间,人世间又怎么能从自然大道得到振兴呢?道没有办法在人世间兴起,人世间没有办法让道得以振兴,即使圣哲之人不生活在少有人烟的山林之中,他的德行也必将隐没而不为人知。

在这里,庄子提出,有道德圣哲的人们,被情势所逼,不得不暂时退出这种无止境,甚至没有回头余地的罪恶大漩涡。


第三部分:隐士辨

 

【原文】

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正己而已矣。乐全之谓得志。

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语译】

谈到隐没于世,时逢昏暗不必韬光便已自隐。古时候的所谓隐士,并不是藏匿形体而躲着不愿见人,并不是为了缄默而不愿说话,也不是为了深藏才智而不愿有所发挥,是因为时遇和命运乖妄、背谬啊。当时遇和命运顺畅,大道通行于天下,圣哲之人还是讲究谦逊收敛;当时遇不顺、命运乖违而大道不行于天下,就固守根本、保有宁寂至极之性而静心等待。这就是保存自身的方法。

古时候善于保存自身的人,不用辩说来巧饰智慧,不用智巧使天下人困窘,不用心智使德行受到困扰,巍然自持地生活在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返归本性与真情,又何须一定得去做些什么呢!大道广荡本不是小有所成的人能够遵循,大德周遍万物本不是小有所知的人能够鉴识。小有所知会伤害德行,小有所成会伤害大道。所以说,端正自己也就可以了。快意地保持本真就可称作是心意自得而自适。

古时候所说的自得自适的人,不是指高官厚禄地位尊显,说的是出自本然的快意而没有必要再添加什么罢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快意自适,是指高官厚禄地位显赫。荣华富贵在身,并不出自本然,犹如外物偶然到来,是临时寄托的东西。外物寄托,它们到来不必加以抵挡,它们离去也不必设法阻止。所以不可为了富贵荣华而姿意放纵,不可因为穷困贫乏而趋附流俗,身处富贵荣华与穷困贫乏,其间的快意相同,因而没有忧愁罢了。如今寄托之物离去便觉不能快意,由此观之,即使真正有过快意也未尝不是迷乱了真性情。所以说,由于外在物欲而丧失自身,由于流俗而失却本性,就叫做颠倒了本末的人。

【理解】

·没有人能保证外面世界怎样变化。但是我们能保证自己的心态(正己),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幸福地生活。庄子所谓:乐全。乐全就是:得志。也就是:幸福。

·庄子在本段书中,提出了一个“存身之道”的命题来。就是:怎么样保存自身的方法。其实,不论什么样的时代里,保存自身都是最重要的命题,特别是在强盗的社会时代里。如果连自己都被卷进邪恶的大漩涡里去,同流合污;或被小人陷害而死,就再不会有人,有机会来做更正的工作。无谓的牺牲不是智慧之举,先把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保护好了再说,方法是:

第一个要讨论的是:“隐”。

当人世间没有办法让道得以振兴,即使圣哲之人不生活在少有人烟的山林之中,他的德行也必将隐没而不为人知。世风和大道交相丧失,有道之人怎么能立脚于人世间。在这个时期,唯一的方法,就是:隐。

隐,退隐,就是:隐没于世。当时逢昏暗,不必韬光便已自隐。

不过,古时候的所谓隐士,并不是藏匿形体,躲起来不愿见人,并不是为了缄默而不愿说话,也不是为了深藏才智而不愿有所发挥,是因为时遇和命运乖妄、背谬啊。

圣哲之人,当时遇和命运顺畅,大道通行于天下,圣哲之人还是讲究谦逊收敛。当时遇不顺、命运乖违而大道不行于天下,就固守根本、保有宁寂至极之性而静心等待。这就是保存自身的方法。

“等待”,就是待时,也是:时至而行。这里面的涵义非常深刻。

黄石公说:“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素书》)。用黄石公的话来解释,就是一面先把自己保护好,一面等待时机。

简单地说,就是:存身于乱世,一时又没有法子去改变它,就韬光养晦,静以待时。用柔软的身段与顽强的乖谬的时代相对抗。

第二个要讨论的是:“正己、乐全”的命题。

正己,就是端正自己,绝对不被卷进邪恶的大漩涡里去,不同流合污。

乐全,就是:得志。就是:心意自得而自适。也就是:幸福。

庄子说:古时候善于保存自身的人,不用辩说来巧饰智慧,不用智巧使天下人困窘,不用心智使德行受到困扰,巍然自持地生活在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返归本性与真情,又何须一定急着去做些什么呢!

因为,大道广荡、浩瀚,本不必重视小成就,小举动(或作:被小举动拖累,而贻误大事。);大德周遍万物,本不必炫耀小知、小识。炫耀小知、小识,就会伤害大德;只作些小举动,满足于小成就,就会贻误大道。既然说,要“待时”,就绝对不能急燥--急着有所作为,特别是小举动,小作为。

“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庄子的这句话的意义不得了。换句话说,所谓“有道德”的人士,韬光养晦,退隐待时。绝对不是意味着“消极”“不以天下为己任”或是“不革命”。

庄子的这句话是策略性的,等于我们常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轻率的去戳马蜂窝,不作茧自缚,不自投罗网。“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这句话的意义并不容易说得透彻,端靠读者心领神会而已。总之,稳与忍,二字诀,是进入情况的索引。

譬如,张良在祖国被秦国灭亡之后,他很不甘心,散尽家财,到东海求得一个勇士,对秦始皇行刺,就是历史上称道的:博浪锥。失败之后,始皇大索天下,严诏追捕刺客。于是张良变姓隐名,逃匿在偏僻的下邳。心中万般煎熬无奈,就常到沂水河的圮(桥)上散步。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穿着粗麻布衣服的老人(太史公称他为:圮上老人。),走到张良的面前,就故意把鞋子,甩落圮下。却眼看着张良,说:小孩子,到桥下帮我把鞋子拾上来。张良听了这话,就想出手打他。后来一想,看他年老,就勉强忍耐,走下桥去,把鞋子捡了上来。圮上老人却把脚一伸,说:帮我穿上。张良自思,既然都帮他下去捡了鞋子,何不好人做到底。就跪在他的面前帮他把鞋子穿好。那老人哈哈大笑,转身就走了。张良正在惊奇纳闷,只见那老人,去而复转,上桥来说:你这孩子,很可以教导啊(孺子可教)!过五天,平明时分,再到这里来,与我相会。张良奇怪得很,就跪下去应了一声:诺。老人走了。

第五天一早,张良去应约。到了桥上,圮上老人已经先在了,就发怒,责备张良,说:与老年人约会,怎么可以迟到!再过五天,早点来。又过了五天,鸡叫的时候,张良来到桥上。不想老人又已经先在。又被老人责骂了一通,叫他过五天再来。又五天过了,张良这次半夜里就去桥上,稍等了一会,圮上老人也到了,就高兴的连说:应该是这样啊!说着就从怀中取出一本书,交给张良,说:读它,你就可以成为:帝王师。十年后,你得遇明主,就可以发达了。十三年后,你在济北的糓城山下,看见一块黄颜色的石头,那就是我了。说罢就走去,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张良回家一看,那本《素书》,内有太公兵法。他就孜孜矻矻的的研读不休。以上故事是从《史记·留侯世家》里节录出来的。

从以上这段故事看,张良是一个性情中人。亡了国又不是他对错,他却有一腔,抛头颅,洒热血的热情,要去复仇。他选择的方法是,散尽家财,找勇士去行刺。结果是失败了,不得不隐姓埋名,逃亡。这在黄石公眼里看来,不过是不成气候的“小举动”,“小见识”而已。因为,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

黄石公又是个什么人呢?不用说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是一个隐者,始终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估计是一位很有学识的人,也是一位满腔热血的复仇者,只不过他年纪老了,他必须要找一个同样是性情中人的后生,完成他的心志。可巧(或根据他的情报,知道张良藏匿在下邳。)他找到了张良,对于这样性情中人的年青人,实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决定要培养张良成为一个顺应时代的伟大人物。他并没有伙同张良去策划再一次的抗秦的小举动,而是苦心孤诣的从长计议,从根本上训练出一个大有用之才。所以他第一就是要造就张良“忍”的能耐。当他第一步尝试成功了之后,他就连说:“孺子可教也”。然后再安排约会,一共用了十五天的时间,磨炼张良的性子。等到考验后,却实看到了张良“忍耐”的功夫,以及“诚信”的功夫,就放心传授他大智识。就把他所著的《素书》传授给了张良。他没有允诺张良,读此可为“帝王”,而允诺他读此可为“帝王师”。张良的天份、际遇和使命,不是做King,而是一位King Maker。因此。张良兴汉四百年,与兴周八百年的姜尚媲美。推翻一个自作孽的秦朝不过是消极性的破坏,创建一个有道的汉朝才是对整个国家,积极性的建设。前者属于“小行”;后者属于“大道”,这个分别是非常明显的。

没有性情中人与性情中人的邂逅,就没有历史上的大事业!太史公在《留侯赞》里说:一般读书人都说没有鬼神,可是并不排除世上有怪事。至于留侯张良所遇到的圮上老人,还传他一本书,真可以说是怪事啊。恐怕最怪的事是:老人怎么预先知道:什么时候张良可以出头,什么时候得遇刘邦,什么时候大功告成,在哪里可以看到一块“黄石”,等等。张良果真在十三年后,遇见了“黄石”,就把那块“黄石”搬回家里,终身供奉。张良死时,还吩咐把那块“黄石”与他同棺合葬。太史公还说:我起先以为张良是一个三头六臂,状貌奇伟的人物,后来看到了他的图像,才知道他相貌特美,像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是个带着阴柔俊美的大英雄。

张良读通了黄石公的书,但与人谈到此书的内容,就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既然听不懂,自然就没有兴趣,因而处置淡然。唯有在见到刘邦后,与他谈论。刘邦不但能听得懂,而且马上就能领悟。不仅马上领悟,而且马上就能照着实行。所以张良叹道:沛公,是天授给我的。而刘邦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始终称张良为先生,礼貌不衰。《素书》中的原则方法千百条,张子房只用了六条,就为刘邦统一了中国。黄石公在天之灵一定也是很欣慰的了。

庄子接着说:“古时候所说的自得自适的人,不是指高官厚禄地位尊显,说的是出自本然的快意而没有必要再添加什么罢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快意自适,是指高官厚禄地位显赫。”这段话是一定不能缺少的。

为什么呢?因为荣华富贵在身,并不出自本然,犹如外物偶然到来,是临时寄托的东西。外物寄托,它们到来不必加以抵挡,它们离去也不必设法阻止。所以不可为了富贵荣华而姿意放纵,不可因为穷困贫乏而趋附流俗,身处富贵荣华与穷困贫乏,其间的快意相同,因而没有忧愁罢了。

庄子说:如今,那些人寄托之物离去便觉不能快意,由此观之,即使真正有过快意也未尝不是迷乱了真性情。所以说,由于外在物欲而丧失自身,由于流俗而失却本性,就叫做颠倒了本末的人。

荣华富贵并不一定能给人幸福,譬如:刘邦做了皇帝,叔孙通制定朝仪,群臣规规矩矩排班,山呼万岁。刘邦得意的说:我今日才知做皇帝的快乐。曾几何时,他就痛苦到了极点,不想活了。先是称病躲在宫中不肯出来。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樊哙忍不住了,就带头闯宫。闯到了皇帝的寝宫,看到皇帝再床上,正抱着一个太监玩呢。气得樊哙咆哮,说:外面文武百官都在朝上等着你去办事,不想你却如此颓废,让我们都白跟了你一辈子。皇帝勉强穿上衣服和他一起出来上朝。过不多久,皇帝真的病了,他不肯吃药,只求速死。吕后就拉着他的耳朵灌药,病好了。不久又愁烦的不得了,又病了。这次他抵死不肯再服药而死。荣华富贵以皇帝首当其冲,像汉高祖这样有为的大皇帝,尚且如此痛苦,遑论其他?而这位被定位为帝王师的张良,在成功之后,急流勇退,与赤松子游。悠哉游哉,似乎比高祖皇帝要幸福多了。

简单地说,一般人认为:富贵荣华是幸福。其实,那都是身外傥来之物,过眼云烟,并不是靠得住的幸福。当荣华富贵在身的时候,如果不懂得“惜福”,不论荣华富贵当时怎样显赫,炙手可热,反而急速就会变成不可挽回的灾殃。所以说,当时遇和命运顺畅,大道通行于天下,圣哲之人还是讲究谦逊收敛。即使荣华富贵来了,还得知道惜福,不可以呲牙咧嘴,张牙舞爪,自以为不可一世,富贵永存。庄子教人:荣华富贵来了不挡;去了不追。得之不喜;失之不忧。人没有忧愁,就是快乐。维护好自己的真性情,幸福就在其中。

维护自己的真性情,庄子有两句话:不由于外在物欲而丧失自身,不由于流俗而失却本性。也就是:不可为了富贵荣华而姿意放纵,不可因为穷困贫乏而趋附流俗。

如果人由于外在物欲而丧失自身,由于流俗而失却本性,就叫做颠倒了本末的人。

颠倒了本末的人,就绝对没有幸福可言。

·有人说,天下有两种人。一种是顺命的人,凡事由于时运的安排。所谓万般皆有命,半点不由人。另一种是造命的人,他的道德,品性,智慧,才能,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逆境,都不会永远被埋没。

庄子这篇《养性篇》,从方方面面来说明,恬静培养智慧;智慧调养恬静。做一个堂堂正正,既有贡献,又有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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