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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医学与防疫学 中华中医与中药(2)

——中国防疫学史论衡序论


药因医神

1)马粪

《温病条辨·寒湿·征按》载:“独胜散(治绞肠痧痛急,指甲唇俱青,危在顷刻)马粪(年久弥佳) 不拘分两,瓦上焙干为末。老酒冲服二三钱,不知,再作服。忆昔年济南方訒庵莅任九江,临行,一女子忽患痧证,就地滚嚎,声嘶欲绝。訒庵云:‘偶因择日不谨,误犯红痧,或应此乎?’余急授此方,求马粪不得,即用骡粪,并非陈者,亦随手奏功。”马粪,在汉代《伤寒杂病论·柏叶汤》中已经入药。《肘后方》已记载了与独胜散类似的用法,后世渐不盛行。《道德经》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此“粪”字意为用粪来肥田。故人们平时把马粪看成是只能肥田,可谓是比黄土还要低一级的东西。而征保(吴鞠通的医友)急症急用,用当其处,可称之为“化腐朽为神奇”,效如仙丹。

(2)人尿

《本草纲目·人尿·折伤跌扑》载:“童便入少酒,饮之,推陈致新,其功甚大。薛己云:‘予在居庸,见覆车被伤七人,仆地呻吟,俱令灌此,皆得无事。凡一切伤损,不问壮弱,及有无瘀血,俱宜服此。童便不动脏腑,不伤气血,万无一失。军中多用此,屡试有验。’”人尿以男童者为良,称童便。早在《伤寒杂病论》中已经入药。后世以之治吐血、瘀血,及天竺传来的保健之法“轮回酒”、“还元汤”等,至今犹在使用。但野外撞压伤急救,薛氏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薛氏此案对于当今类似案例尤有借鉴意义。

(3)玉米须

《岳美中医案集·玉米须及其用于治小儿慢性肾炎》记载:“对于小儿肾炎,通过长期临床,摸索到凡在15岁以下的男女儿童,用玉米须持久服用,一般无特殊情况者,均能趋向好转或达到治愈。我多年临床经验,本品用于15岁以下男女患慢性肾炎儿童,坚持服用6个月,基本上可达到治愈,再适当地休养一个时期(约3个月),则可恢复健康,不致复发。20年来我治疗几户贫困家庭之子女,延医购药困难,积年累月不愈者,单服玉米须得到痊愈,追踪几年,都在健康地上学。”玉米须是菜市场常见老玉米的废弃垃圾,慢性肾炎是难治之症,岳美中善治肾病,曾出治印尼前总统苏加诺,为中医界赢得了荣誉。而用玉米须治小儿慢性肾炎,变废为宝,对于今天尤值借鉴。

(4)龟壳

《三千年疫情》从史料中整理了一则唐代医家使用乌龟壳煎汤治愈重大瘟疫的故事:唐宪宗元和初年,宰相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时淮南境内出现大疫,造成民众重大伤亡,李吉甫求医问策甚急。危急之下远请楚州高人王炼师来抗疫治疫,王只用随处可见的乌龟甲壳,当众用大锅煎成浓汤,任患者恣饮。饮后汗出,汗出即愈。远方患者闻之模仿,疫情消除(此案详细病机分析见本书后文)。龟板虽自古即入药,但在江河岸边地区,古时是随处可见的废弃物品,原不是什么贵重药材,当时当地的人视为废物,但用对了地方就能拯危救亡。

(5)石膏

西方对石膏进行化学分析后,找不出活性成分,遂断为只能做工艺品原料。民国初年,丁福保之流将西医对石膏的认识大加炒作,搞得旧中国群魔乱舞、桀犬狂吠。杨熙龄《著园医话》专作《石膏辨诬》篇,以正视听:“石膏大清胃热,故能生津止渴、治走马牙疳,疗天行热疫。乃西医偶未见到,辄妄肆品评,予不敏,历用石膏治病三十余年,活人无算,若皆纂入医案,置之案头,厚可盈尺。今因辑医话之便,略举数则,以为世告:

大女伯韫年三四岁时,于除夕陡患牙疳,顷刻黑四齿。予惊曰‘此走马牙疳也’,少延迟殆矣。觅得生石膏一块,约重五六两,捶碎煎水与服尽一器,呜之使睡,天明启口视之,已变白而愈。

三小儿育明,庚子年四岁,春患红热疫遍身殆如红纸,服清热化毒二剂无效,红晕变紫,嗣竟变黑,有如墨沉,人事昏沉势甚危。用生石膏一斤,腊雪水煎,频频与服,次日视之黑晕尽退,皮肤渐成黄色,再投一剂遂痊。

东城流水沟住户刘五,有孙女二三岁,患时疫痧疹,服药不瘥。予视其尪羸已甚而壮热口渴尚剧,遂教生石膏一斤煎水恣服,三日连服三剂计用三斤,热退渴止痧落而愈。嗣治花枝胡同广伯欣五岁男孩暨凤姓六七岁女孩,红热疫证,皆用石膏至数斤始愈。

郑氏子年十五,患时证,势甚剧,服汤药无效。予独用生石膏一斤十二两,煎服三剂,得汗解而瘳。”

石膏自古入药,我国已用了数千年。自《伤寒杂病论》以下,善用之以疗热病、瘟疫者代有其人,数不胜数,尤其是明清以来诸医,如张凤逵、余霖、张锡纯及建国后的郭可明等等,皆是名家。但诸医多为合剂而用,杨熙龄亦为善用者,其“盈尺之案”也应多为配伍使用者,而举其单用之案数则,足证石膏之功效——西医药理上认为是废品,中医实践中证明如仙丹。

(6)大黄

大黄、石膏、熟地、附子,曾被称为药中“四维”,中医史上甚至形成了相关的四大派系,蔚为可览。明清以来,防治瘟疫有几道名方:达原饮、清瘟败毒饮、升降散、解毒活血汤、急救回阳汤等,都是从防治瘟疫的实践中来,人们用之挽救了千万计的患者。其中“升降散”一方,主用大黄,配以姜黄、僵蚕、蝉衣,自清初之后,先行中州、次传江淮,随后遍传南北西东,可谓把大黄自古以来的“主治瘟疫”之能发挥到了极致:

大黄能够主治热毒之疫,自古中医界皆知。尤其在辽金元时代的北方民族中,对之尤视为至宝。但单味使用大黄治疫,尚需要较高的辨证技巧,而升降散的配制,拓展了大黄的效能,降低了使用的门槛,并使主治范围达到了倍增化。在明代龚廷贤的《万病回春·瘟疫》中已有一方名“内府仙方”,即升降散,主治“肿项大头病、虾蟆瘟病”,传至清·雍正年间,浙江绍兴人陈良佐,寓居河南,时中州大饥,灾民遍野,遇有慈善家放赈施粥,饥民饱食后往往倒地即死,且大饥必大疫,饿死病死的灾民不计其数。陈氏遂因饥、疫而发佛菩萨之心,或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思想”,想拯救民瘼:如果有人放粮而无人施医施药,则往往势得其反;应当放粮施药并行,拯救人命,功德无量。于是将“内府仙方”改称为“赔赈散” ——赔伴赈灾的粮食同行的防疫药散,并写成一篇使用说明的文章《二分晰义》,在灾区传播。陈氏在“赔赈散”的配制使用中,不针对病患者的个体病情,而针对宏观疾病的状况、节气气候及受病群体的体质因素,认为饥荒是宏观条件造成的,因饥而疫也是宏观现象,因此可以宏观论治:自春分至秋分,是自然界一年中的阳升之期,万物生长,冬季蛰伏的致病物类、山瘴土浊也升散于空中,灾民因长期饥饿而不敌病气,则成瘟疫。救饥固然重要,救疫亦所应当:以大黄清泻随阳气而升腾于空中、又进入人体之内的毒瘴混浊之气,使出于地者又归于地中,是为主药;以姜黄佐大黄,辟山岚瘴恶——姜黄自古即有此专能,又疏通中土;僵蚕、蝉衣治病邪之升于人体颈项头面清阳之位者——僵蚕治有形痰浊、蝉衣治无形风火邪毒。陈氏“赔赈散”之制实在是中国防疫史上划时代的事件——真正的“辨病论治”而非辨证论治,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和良好的社会效益。随后中州儒生杨璿,字栗山,科举仕途不售,因目睹“赔赈散”救人之效,常效仿之、宣传之,并易名“升降散”,晚年将之化为十五方,在江浙使用,疗效甚佳,并写成著作《伤寒瘟疫条辨》流行于世。大黄以及大黄为主的方剂,在中国医家深入认识和掌握运用下,达到了功效神奇的程度。

而西医研究大黄少用能健胃,民国以后的一些中医业者也随声附和。事实上西人原肉食乳酪为主,所食水果蔬菜不多,痰火内生,故少用大黄能助胃肠祛浊。我国人民谷肉果菜混合以食,何须大黄健胃?盲目西化,要么废石膏,要么滥大黄,可鄙可笑。

(7)梨

清代名医叶天士,医术冠绝当时。虽后来被称为温病学派的开山大师,但实际上叶氏当时最擅内科杂症之治疗。叶氏医名达到顶峰时,曾治一痨病患者,百药不效,遂断为死症,且活不过一月。一年后,又偶遇患者,不但未死,且很健康。叶氏甚感奇怪,问其缘由。患者说:遇一老僧,诉之病症过程,老僧说此病可愈:雇一船住于江上,半年之内不上岸,独居休养,每日煮食鸭梨。遵言而行,其病痊愈。叶天士遂拜老僧为师。此案之老僧,可谓将梨用出了奇妙的效果:梨性甘酸寒,生用则利,熟用则补,患者病盛格药,则宜柔而养之、顺而治之,住在江上不问世事、不涉花花世界,则心火自熄,心火熄则不去克肺而肺火宁;在江上日夜呼吸水气,犹现代之湿润空气疗法;用梨润肺凉心、消痰降火以治肺痨标症。标、本皆得,其病自克。

《本草纲目·梨》已经记载了类似的三个案例:唐朝皇帝武宗病心热、烦燥,百药不效,青城山邢道人以紫花梨绞汁进之,帝疾遂愈。唐朝一朝士有病,请当时名医梁新诊治,梁氏断为“风疾已深,请速归去”,又请名医赵鄂诊断,“言与梁同,但请多吃消梨”,其人喝梨汁、吃梨,病症缓解。宋朝名医杨吉老诊一士人,断为“君热证已极,气血消铄,此去三年,当以疽死。”士人因病去求治于茅山道士,茅山道士教之“日食梨一颗”,一年自愈。此三案都是用梨治内热极重之症,在当时也属用到了极点,但都没有明确能治肺痨。清代之老僧,在旧案之上,辅以湿润疗法、清心之术,三法归一,转危为安。清案实是唐宋三案的发展,可见我国历史中的医药相合之奇妙效果。

(8)黑大豆

《本草纲目·大豆·疫疠发肿》记载:“大黑豆二合炒熟,炙甘草一钱,水一盏煎汁,时时饮之。《夷坚志》云:‘靖康二年春,京师大疫。有异人书此方于壁间,用之立验也。’”此案亦可称为中国防疫史上的名案,本书对此案病机证治有分析解释,见正文。

大豆是我国的原产植物,《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中品:“主养性以应人,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大豆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粮食作物,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来看,自古就是药食两用品种,《内经》亦将之定为“肾谷”,可知我国人民用大豆治病渊源之长。此案即为用“肾谷”治肾病瘟疫的典型范例。日用之粮食,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指引下,配以甘草,即可防治重大瘟疫。其神奇之处是药?还是医?


(三)医中有药,药中有医

“医中有药”,在此不是只说中医医生也同时应是中药专家,此是中医药学本身的学科特点,不需强调。“医中有药”是指高明的中医师随时随地可把人们认为不是药的物体,当做药来使用,而又产生了愈病疗疾的神奇效果。如《后汉书·华佗传》记载的:华佗在中途的车上遇到病人求治,指示病人到饼铺吃“醋汁蒜泥”,自己则仍旧驱车赶路去救治其他患者。病人食后吐出蛔虫,病愈而未见用药,仍到其家中求治,见其墙上挂着多条蛔虫,才明白过来。上文所举的“征保用马粪治急痧”、“薛己用人尿治撞压伤”等案,也都属于此类。相关案例在我国历史与现实中数不胜数,几乎每个地区的成名优秀中医师都有几则类似案例被家乡的人民津津乐道。“医中有药”是指优秀的中医师能化“无药”的状态为“有药”。

“药中有医”,在此非指中药专业人士大多兼懂中医技术而言。“药中有医”,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中药在中国社会中的客观存在,本身对一些疾病就具有压制、制服功能。具体而论,如古人所称“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家里种植合欢树之后,就能使人少生忿恨;多接触萱草,可使人减少忧愁。即合欢树、萱草两种生长的植物都同时对人有医疗作用。类似的药用植物还有许多。因此,“药中有医”是指中药在未被当做药材商品售卖之前或在其植物生长阶段,其本身对人们就具有祛除疾病的作用。并且这些作用常常已被中医药学巧妙地运用。

医中有药,药中有医的社会历史现象,更说明了中医与中药之“水乳交融”的整体不可分割特性。


(四)人为万物之灵,药为通灵之友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对“人”在自然界、天地间的位置自信无比。如《道德经》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宝命全形论》)。人是如何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最贵”的呢?《易经》说:“古者包犠(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犠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易经》的这篇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与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衔接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人如何为“万物之灵”、“世间最贵”的学说。于此可知,所谓的人为万物之灵,不是指个体意义上的“人多么机警聪明”、“人多么灵巧敏捷”、“人多么尖牙利爪以捕杀异类”等等肢体技能,而是指人类的社会性本质:能够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在自然之中发展自身、形成自己的文明体系。

在高度注重“人”的同时,中华民族并没有过分地轻贱“物”。除了尊敬天、地、道之外,中华民族对一切物类:动物、植物、无生命之物,皆给予应有的尊重。我们自古即认为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皆有其内在的必然之理,人与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整个世界的美丽图画。人之贵、人之灵是建立在万物与人和谐、协调及相互发展基础之上的,人不应该去消灭万物,而应当去利用万物,吸收万物之长,以利自身发展。如此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规律相适应,最终将达到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物”之所以不可轻贱毁弃而应尊重,约至少有下述几条原因需要铭记

(1)人与物共同构成整个大自然,相互之间是互补的。

(2)万物各有其必然之理,万物因其必然之理而各有所长,一物有其所长,此长非它物可代。人虽至灵至贵,然而人只能是“人”,亦不能代物之长,否则,人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而被物化。

(3)人与物共处一个世界,始则为邻,渐则为伴,进而为友;友而更友,认识加深,互助性可以无限增大。即如俗语所说“朋友越交越厚”“朋友越多越好”,所指即友情有增殖性、拓展性。此虽单指人类群体内部的关系,其实推之世间万物,莫不尽然。如家禽、家畜的驯化,狗、马与人的关系,即为最明显的例证。

中药作为“物”,与人的关系完全是从上述三条上发展起来的,以中药的主要代表中草药——植物来说;

(1)植物与动物是大自然整体的最美丽、最活跃的部分,二者是互补的,人与植物更不可分离。

(2)所有的植物及中草药在大自然生态中各有其长,其他品种不可替代,而各种品类的中草药在亿万年的生长进化中,在药用价值方面也进化出它的特长,人可以利用其特长为人类服务。如某些中草药整体进化出了防治某种致病微生物损害的功能并且可以被人体利用、某些中草药的整体特性可以纠正人体的病态等等。

(3)中国人使用中药的时限,可明确的不少于八千年,若以人类文明史发展的规律上推,实际使用史不少于数万年。单以八千年的使用史而言,对于那些最基本、最传统的中药品种来说,自从它们由自然界的邻居状态进入到我们的友伴状态以来,我们对它们的认识都是由少到多、由浅入深,它们也就越来越能帮助我们克服更多更重的疾病灾难。此点即是人与药的互益性、友情性增殖扩展的体现。翻开我国的中药学发展史,或只翻阅《本草纲目》中记载古老中药品种的一页,从记载汉代以前几千年用药经验的《本草经》条文到明代的相关经验,随历史而增长的井然字句之间,是人类与中药的友情在增殖拓延和扩展。并且这种增殖拓延的友情随着历史又在发展。

草药之外的其他品类的中药与人类的关系,与草药类似。古语有云:天地万物一太极,人身自有一太极,草木各得一太极,人与万物亦太极。用辩证法的观念来理解这些传统的人与物、人与中药的概念知识,得出“人为万物之灵,药为通灵之友”的结论是很易然的。


(五)中医中药,自有其道。

中华民族本身固有的医药卫生学,有着自己完整的实践经验体系和理论、技术、药物、道德价值规范学术系统。与西方的医药卫生学相比,两者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中医药学突出的特征是:“道”与“器”的统一、人与物的统一、医与药的统一。上文所述的医药共生一体、功能互益、友情增殖,实际上是从对中医药整体的客观观察角度来说的。若从医药自身的内部——完全纯粹地奉行中医药学的理论、技术、道德规范的中医医生的角度来看待中药,则中药的功能价值更为重要:

(1)药重如命

路人皆知的中草药,它们固然是“物”,它们在店铺中被售卖,是可以用金钱来交换的商品。但对于一个中医医生而言,每一味药都是可以扶危济困的“精灵”——可以治病、可以救命。每一味药都是从独自可以治疗疾病和挽救生命而被我们的祖先发掘培护起来的,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医生们也一直在重复着它们被发掘出来的故事,只是把当初的偶然换成了充满希望的必然。因此,中草药的价值是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的,金钱价值是每味药所耗费的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数量,是它的产品价格,它的使用价值是与人的生命直接联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等价的。故而可以说:药重如命。此处所指之“药”,非指特别贵重之品、耗尽人力天工之物,就是指普通的中草药而言,任何一味,只要用当其时、用当其处,它就可以救人生命。

(2)经方通神

中医药学是从使用单味中药治疗疾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医疗实践的海量积累和医学认识水平的发展,人们发现有些人同时患了两种以上的病或有些人的病应当适合两种以上的药物去治疗。最初人们治这样的病时,是将两种药物先后使用,这种状态下,有些患者被治好了,而有些患者当只使用了第一味药物治疗,还未使用第二味时,患者就死了。中医药学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必须同时使用两味药物来治疗一个患者的疾病,而且获得了可预想的成功。这样,中医方剂学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从单味药治病到两味以上合剂而治,是中医治疗技术的一个飞跃,它打开了中医药学使用整个“中药集群”来治疗人的“疾病集群”的前进之门。

方剂学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针灸学的充分发展迫使中医药学的各个基础学科必须完整起来——解剖学是扎不死病人的医生必须知道的、经络气血阴阳理论是解释针灸治疗原理的等等,所有基础学科经过整合,就形成了《内经》所承载的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体系。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为方剂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疗效校正系统,至我国西汉时期,方剂学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标志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汤液经法》等典籍。随着方剂学的产生和发展,使用单味药物治疗疾病的本草学也在继续发展,但有了方剂学之后的本草学不再只研究单味药物的使用技术,而增加了两味以上药物的使用技术内容——即“七情”规则。至东汉时期,本草学也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学科。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成熟的本草学、成熟的方剂学发展至东汉末年,在社会需求——外感病、瘟疫危害重大、死人近半的刺激下,产生了代表中医内科理法方药体系已经成熟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

在汉代,《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汤液经法》等十一家著作原被称为“经方”,《伤寒杂病论》问世之后,因它吸取了“经方”的精华,疗效达到了《汉书》所称的“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的程度,故后世将《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称为经方,而《汉书》记载的“经方”被扬弃了。

经方通神,是指中医医生在掌握本草学的知识和方剂学的基本规则的情况下,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感觉到:单味药可以治疗疾病,按照方剂学的规则组织方药更可以治疗疾病——大多数的疾病都可以组方而治,但当这两种用药套路不能较好地取得疗效时,遵循《伤寒杂病论》的理法方药体系启用经方来治疗,其疗效之优异常常超出自己原有套路的预期疗效之外。《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故中医医生常用“经方通神”来表示其疗效之佳。 “经方通神”是“药重如命”概念的直接发展,其中的“神”字蕴含着药、药的精妙组合都有着医生们永远追求不尽的东西。

(3)道在医中,亦在药中。

“道”是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成熟起来的中国学术概念,根据《道德经》对它的叙述,它是一个充斥于整个宇宙万物之中的、人类已知和未知的一切事物现象的运动发展变化的决定者。“道”不同于西方宗教的“天主”、“安拉”、“佛”等概念,“道”在万事万物之中而神佛主导万物却不是万物。道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被理解为决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故而行行业业、事事物物皆有其道。医药卫生学就是人们通过追求和掌握其学科的规律来保护促进人们健康、防治人们疾病的学术知识系统。医药卫生学的发展就是人们追求和掌握医药卫生之道的过程。

中医药学发展至汉代末年,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术体系。学科的成熟,是指一个学科的功能、结构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完备。成熟的中医药学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抗击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瘟疫,形成了各种学派、名著、医学名家和数不胜数的民间防治疫病功臣;同时也治疗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日常杂病。中医药学的历史成就彪炳史册,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而这所有的成就都是中医中药共同取得的,虽然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医药业可以分成医和药两个不同的群体或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医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属于主动方,医是求道者,医学学术也成为所求之“道”的主要载体;而药——主要由植物构成的中草药,它的功效、使用方法、最后作用于患者都是由医主持和决定的,但是,药作为一个物,尤其是地球上将与人类永远共同生存下去的活的植物,它的功能是人们开发不尽的,它的药性是随着人们社会生活和需求的发展变化而增加的,它作为一个生物所蕴藏的对人类生活有益的奥秘是无穷尽的。因此,对于追求医道至高境界的医生而言,道在医中固然重要,道亦在药中更不可不知。例如,每个中医师都可遇到,临床治疗中不但“经方通神”,而且不起眼的“小方”、“土方”往往亦可通神:一个较复杂的病患,医生实际只看透了病情的百分之六七十,因之启用了一个大略可愈此病百分之六七十的验方、土方,而病患却突然痊愈,效达一百;或用小方、土方治病之一种,而连带之数种疾病亦被同时扫除。这种现象可谓是:医生治疗了病之大半,而药也治疗了一小半。因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中药虽然被我们有记载地使用了五千年以上,但其所蕴藏的治疗潜能是人类永远开发不尽的,中药品种虽然有限,每一味药的功能价值却是无限的。关于这一点,《国医大师朱良春》一书中介绍了一则经验颇有喻意:“单方用益母草鲜汁加20%食醋,外涂治疗白喉,治50例,49例痊愈,1例因并发肺炎在入院一小时内死亡。”益母草乃妇科要药,人人皆知其益“母”,然鲜汁涂治白喉,轻症百发百中,发现这种功能固然是人之才智,而药原本具此天然良能,谁可否认?而其他中草药之中还具有多少这样的功能,谁人知道?

人的生命具有着无限的奥秘,中药植物也具有着无限的奥秘,把这两种奥秘从整体上结合起来进行运用,就是中医药学——中华民族的医药卫生学。这些奥秘有些与人、植物的化学构成成份有关,有些与化学成份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或没有多大的关系——奥秘的根源在于外部。中医药学是研究和运用中药的功能来治疗人的生命体疾病的学术体系,不知道中药的化学成份构成,但我们掌握了中药治病的许多奥秘,把这些奥秘继续向前发展,中医药学就会得到发展。知道了中药的化学构成成份,但具体成份与整体功能本身并非一回事,植物的化学成份与整体之间更有着“死”与“活”的界限,则到底这中药化学成份对我们掌握中药整体的奥秘能有多少帮助?是决定性的?还是辅助性的?整体的功能是由整体的性质决定的,部分对整体功能的作用也是通过对整体本身的关系而实现的,则中药化学成份的知不知道,最后只有落在中药整体性质上面才会有价值。而如果人为地把化学成份看做比中药整体功能更重要的东西,并且自称是“科学”,岂非科学就等于荒谬?如此的中医药学怎能发展?因此,研究中药的化学成份,如果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中药的整体,为了辅助中药学的发展,那么它就是科学的研究;如果是为了用化学成份来代替中药整体,用机械成份论的医学来消灭整体论、生命论的医学,那么它是什么?是“科学”?是“革命”?是“现代化”?还是医学对医学的侵略与压迫?

三、拷问自然太野蛮

中、西医药卫生学虽是人类世界的两大不同学术体系流派,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可以共通的东西。例如:两者都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都是社会化的事业,都以保护健康和防治疾病为目的,都想扩大和丰富自身的内涵、吸取其他的有益成份来得到发展。早在中国人未学习西医学的十七、十八世纪,清王朝的乾嘉时期之前,因中华帝国自马可波罗以来就被西方许多人想像成黄金之地、崇尚文化礼仪、和平统一、万民平等的文明世界,西方自中西交通以来就一直在学习中国。这个时期的中国已趋向落后,以西欧为文明重心的西方世界与以中华为文明实体的东方世界已经展开竞争,西方世界从发展势头上而言是强势,强势是主动方,因此西方先欲从我们这里汲取对它们有用的东西。由于信仰习惯的不同,它们不能吸取我们的儒教文化,只能吸收我们部分的哲学和医学。例如:莱布尼茨从《易经》的阴阳符号悟出了二进制算术,是现代计算机工作原理的基础;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从《易经》阴阳系统阐述出辩证法的二分法和三大定律,马克思、恩格斯因之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体系;牛顿受到了《道德经》中“道”的概念的间接影响,思索苹果落地的原因,而不是把一切原因都归总于上帝,发展出了现代机械物理学,等等。在医学方面,欧洲在十八世纪以前就引进了针灸学的内容,它们一直按自己的理解进行研究,发展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有欧美的“针灸热”。中医内科方面,《剑桥插图医学史》([英]罗伊·波特 主编 张大庆 主译)叙述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大兴汗、吐、下三法,而此三法与整个西方医学体系前前后后的技术发展路线并不连贯,虽然《剑桥插图医学史》的编著者未指明此三法为何突然大兴,但根据当时中西交流的事实,显然原因是想学习我们的经验。医疗模式方面,欧美二十世纪之前的基层医疗,强调医患关系的协调与配合,虽然西方当代学者对此没有过多叙述,但很难断定他们没有借鉴我们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医患关系内涵,等等。

但西医对中医治疗技术的学习借鉴,当时没有获得多少成功。原因在于它是完全建立在道听途说基础上的盲动,当时没有一个中医在欧洲行医,当时欧洲的医学认识水平也很幼稚,而中医治疗是理、法、方、药的统一,只知一“法”而罔顾其三,不分表里寒热虚实、不知方、药之能,胡乱地汗、吐、下,只能是“速夭人命”而已。而中医治疗本身并非不可学,日本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医学也不是“不科学”,只要按照它所设定的条件进行运作,它可以经得起反复验证,尤其是经方学术系统,可以经得起几千年的历史验证。若以能否经得起验证的程度来判定某种事物是否“科学”,则中医学的“科学”度要远比现代视为科学标志的物理学化学定律高,因为这些定律的验证时间相比要短得多,且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修改。

西医在十七、十八世纪没有借鉴到多少中医的真东西,还在于他们当时的文明体系无法使用中医药学那种整体观地研究人、研究药的学术体系,整体观的学术体系是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知识体系,还原论的知识体系也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并且当时的西方正是还原论——机械唯物论大爆发的时代,西医学在自己的特性大爆发时代没有借鉴到中医学是很正常的事。它仍旧按自己原有的主流技术路线,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向前发展,发展成机械论的、以物质还原为主的现代医学体系。

一旦工业文明社会基本形成、西方工业殖民霸权在全世界完全确立,它们使用工业化进程中的方法技术屠戮了美洲、贩卖了非洲、炮毁了亚洲之后,西医学再来对待中医学,它不管自己的借鉴失败是根源于道听途说,它也无闲来具体研究中医药学的理法方药,它们认为自己是人类“文明”的代表,工业势力就是最高而万能的科学,具有管理、统治、屠杀全世界的能力,工业科学技术不但要统治全人类,而且可以“拷问自然”——把整个大自然捉到自己这里随意折磨一番。这时的西医学对待中医学,已不是原本应当的相互学习借鉴问题,而成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与拷问。

另外,西方之所以不顾一切地裭夺掉中医药学的一切理论,只取中药进行化学成分研究,还因为中医药学的运营规律是一种源于自然的方式——医生从自然界采取药物,直接就可以施之于病人。这种方式对于工业来说无法榨取到利润。而只有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中提取某种成份,做成药物,再施之病人,工业才能控制住整个医疗流程,从而获取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一来到世间,它的每个毛孔中都沾满了鲜血。”恩格斯说:“一旦一个阶级占据了社会的主要地位,它必将使用自己的方式控制一切。”自近代史以来,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机械唯物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完全纠葛在一起的,从古希腊的占有奴隶到现代的榨取工人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从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到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竞争世界市场而加速科技的发展,从杀戮美洲土著、贩卖黑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的对峙,工业、市场、科技、世界,都是资本所操作的台前玩偶。而资本的唯一功能就是为一些人榨取利润。为了利润,他们针对一切事物可以不择手段:一座繁华的大工业城市被榨取之后,留下来的是废墟、土地污染、民众职业病丛生和家园的丧失。当这种状态不再是社会中的一些人的极端行为而变成几乎整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时,它给整个世界已经造成了多么重大而长久的危害性影响。因此,它想用中药来榨取利润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拷问自然、只求利润、把有生命的东西最终都按无生命的东西来研究对待,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三大技术特征和文明的缺陷。拷问自然,把大自然中的一切灵性剥打殆尽,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私欲私求,守可毁掉自然界形成的一切美妙:为获得一个成分而毁掉一种植物;为获得一种矿产而毁掉一个地区;为获得一个产品而污染一条大河;为得到一种交通工具而污染整个空气;为军备竞赛而污染整个太空。只求利润,使少数的社会寡头操纵庞大的工业体系来奴役全人类、甚至消灭全人类变为“不是不可能”,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固然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巨量财富,而这些所谓的“财富”一旦转化成全人类的枷锁和毒药,伟大的卡尔·马克思或许需要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把活物当成死物来研究,并且宣称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科学”,中医药学是把人当成是生活于大自然之中、人类社会之中的“人”来研究其生、长、病、老、死的学术,是把中药看成一个植物整体来运用的学术,并且已经存在了五千年以上、取得了远比工业医学体系多得多的治疗成就,但从活物就是“死物的组合”的“科学观点”来说,把活物当成活物来研究的学术体系就是“不科学”,中国自民国纪元以来需要“科学”,倒卖“科学”物品的小商贩们为了自己的小买小卖,首先需要搞掉中医药学这个“不科学”。直到现今时代,中国的一切药学植物研究机构都是西医的,而西医事实上只为求得最后的化学成分——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所谓“科学”;中医的治疗环节虽然与植物的生、长、收、藏密不可分,但用研究活物的方法来研究植物、使用植物,拯救人们的生命,呵护人们的健康,至今却仍被暗定为“不科学”而无缘于国家项目的植物学研究。

拷问自然、只求利润、把活物当成死物是“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本身所具有的贪婪、野蛮、残暴、霸权、占有一切、毁坏一切的时代本性的三维体现。从医疗卫生学的角度而言,至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工业时代,它为人类所制造的灾难要远比它所克服的多千万倍!它所制造的疾病要比它所能医疗的多千万倍!它所制造的每个奇迹也都被吹捧夸大了千万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本领之一就是能够使用整个社会机器吹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因此,自远古走来的中医药学虽然确实有待发展,但即使现在它也不比工业医学落后。换言之,中医中药以至今为止的整个人类文明史来说,是比较先进的。


回顾现代医药发展史,中医对中药应该做如下的发言:

啊!我的兄弟,我们是永远不能分离的呵!当你被强拉进了工业化的实验室时,你就是陷入魔窟的婢女,你也是落入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和日本关东军“731”工厂的实验品,它们听说你跳得高就抽出看看你的脚筋,听说你唱得好就割下你的喉咙,虽然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却使你受尽了摧残。当工业势力使用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和幻想来制造自己无比强大和美好的气球,以骗取人们的追捧和奉献时,气球开始爆碎了,整个西方的人们已经不再过分迷信工业化了,我们应当团聚了。现代中医药学不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被强迫地做着工业化的奴隶啊!只有你的解放才是我们真正的解放啊!但可悲的是,西方人竟然使用了我们祖先发明的“以夷制夷”的方法来“以华制华”,从废医存药→中医科学化→科学化就是工业化、物质技术化→中华民族似乎要永远投入西方人所制造的工业世界之中才是所谓的“进步”,这些似乎已成为统治中国的“幽灵”。呜呼!这才真是近代史以来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


西平衡论

(一)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

人类世界自古至今是如何形成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建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两个字:劳动。这对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斯巴达克斯”英雄将人类社会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大阶段,用必需品、产品、商品来概括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一切物质财富,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劳动创造世界”理论体系,证明了劳动着的工人阶级不应是被奴役、被剥削的阶级,促进了欧美工业社会生产关系的进步,培育了工业社会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形成,预示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诞生,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革命性积极影响。可以说,劳动创造世界的理论是一条真理。但都是劳动创造的社会,为什么人类世界却长期存在着洲际差异、种族差异、民族差异、地区差异,以至于近代史以来欧洲列强对其他地区和种族的人民犯下了馨竹难书的屠戮暴行?针对这些现象的根源,列宁、毛泽东在马、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社会斗争的“斗争学说”,形成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备了理论的基础,指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发展,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生产关系也在进化性地调整,两种制度的竞争日趋激烈,很快形成了波及世界大部分区域的“美苏冷战性对抗”。经过四十六年的第一轮“竞走”,苏联解体,美国独霸世界。美国随即推出了“地球村”概念,似乎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宁谧祥和的乡村经济生活阶段。但话音未净,随着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流行,美国与伊斯兰教世界的争斗迅速达到了白热化,地球显然不是一个“村”,而是一个“场”——古罗马的角斗场。若按现今世界的直接发展趋势,美、伊的争斗也只是整个角斗场剧目的序幕:美伊的争斗是因美国刻意打压伊斯兰教世界而起,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美国在物质独霸世界的同时,在精神、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毫不落后地也推行着“思想霸权”:原本没什么高级深邃的思维功力的美国人却连连推出数部重磅的著作,向全世界输出“美国价值”、“国际普适社会标准”,在世界各国通过各种方式培植亲美的文化鹰犬势力——专门打压本国的非欧美文化。美国与伊斯兰教的争斗是因美国的打压而起,而美国对世界各国的打压也必然会形成类似的对抗。因此,世界在二十一世纪并未进入什么“地球村”时代,而是进入了由于高科技的发展所导致的人人都随时面临战争冲突的“全球化战争瞬时而至”的时代。

人类世界的冲突与战争自近代史以来愈演愈烈,其真正的根源是什么?是人种的差异、种族的差异、文明形态的差异?显然不是,因为有史以来最严重激烈的冲突——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同人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集团之间。那么又是什么呢?我们研究整个人类的文明史,而不是以西方文明史为代表的所谓的“人类文明史”——也就是近一二百年来欧美的文化鹰犬们在世界各地所鼓吹的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人类自近代史以来战争与冲突愈演愈烈的根源是:欧美自近代史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就是一种战争文明。战争是这种文明的火车头,欧美最发达的工业是战争工业,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是杀人的武器;战争是这种文明的助推器,欧洲自近代史之前的十字军东征到德奥普法意之间的城邦战争,发展到近代史之后的英法战争、“宗教战争”、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海上霸权之争、英美战争、法国革命、普法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一战、二战、美苏冷战,战争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起点,也是它每个阶段的终点;战争是这种文明的推销员,欧美工业文明向世界其他区域的扩散无不以战争的方式而进行;战争是这种文明的催化剂,每当遇有战争或准备战争,工业文明就超常地实现膨胀式的大发展。一种本质上就是“战争的文明”主导着当今的人类世界,人类的战争与冲突怎能不愈演愈烈?

(二)人类所需要的文明

虽然欧美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文化鹰犬们尽力鼓吹这种“战争文明”是全人类唯一的、不可逆转的、不容怀疑的必然发展道路,但历史事实的残酷、社会现实的危机、人类未来的迷茫,岂易被这些鼓吹所消弥?世界已经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世界必须拥有一种全球化的文明。

二十一世纪之初,几十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为了人类世界的真正幸福和未来,提出了只有“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思想才是拯救世界的唯一良方”的倡言。这里的“孔子思想”是他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未受到西方文化侵蚀部分的代称,也是对一种能够领导全人类进步的非战争文明的企望。而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一种非战争文明?为什么这种文明能够给全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发展?做为站在欧美文明世界最前端的诺奖获得者们,他们最明白自己社会的文明本质是什么,他们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欧美社会和全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和选择。他们选择用东方的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混乱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人类世界的发展不只是物质财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包括武器)的积累和创造,还包括人本身、对人本身的认识和精神世界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物质财富之间关系的发展。这三种发展如果以“物”的发展为重心,其他二者的发展完全从属于“物”,发展的结果必然形成物质的统治,即形成一种物质暴力的文明形态,物与物相争,其矛盾和冲突不能调和而永无休止,人类世界必然走向万劫不复的屠戮沙场。“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发展路线的文明,这种文明是一种以“人”为发展重心的文明,由“人”为社会的基点,向内发展精神、思想以及对人的生命的认识,向外在人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家庭、社会、地区、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物质财富的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相配套,这样的文明就是一种“人”的文明、非“物”的文明、非战争本质的文明。人与人相处,其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可以被调节的,因此是一种适合全人类发展的文明。可以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们的选择和倡导是最明智和富有远见的,他们每个个人虽然只是技术科学家,但他们合起来却是比所谓的政治家们还要更懂得政治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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