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论坛

哲学医学与防疫学 中华中医与中药 (1)

——中国防疫学史论衡序论


    关于中医药学防治瘟疫传染病的问题,近些年来已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热题之一。尤其在2003年非典肆虐之后,事实上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学术界对此方面研究探讨的著作也有不少佳作,如:张剑光著《三千年疫情》、顾植山著《疫病钩沉——从运气学说论疫病的发生规律》、邱模炎等主编《中医疫病学》、田合禄主编《疫病早知道——五运六气大预测》、盛增秀陈勇毅主编《中医治疫名论名方名案》、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袁长津 何清湖主编《现代中医疫病学》及王秀莲主编《古今瘟疫与中医防治》等等。但还有许多属于中医药防治瘟疫传染病的核心性专业学术问题,大家公开地探讨得不多。如中医药防疫治疫的基本原理、《伤寒杂病论》防治了哪些疫病、《瘟疫论》防治了哪些疫病、中国古今疫病谱的变化及其原因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大学生阶段皆应明确知晓,但由于讨论不足,以至于专家教授们也较少宣传。故我们试作了这部《中国防疫学史、术、策论衡》,先推出《史论衡》部分,以期解决一些基础性的学术问题。稿成,先呈送了众多的中华国医大师们法览,得到了极大的勉励。但也有不少师长同道感到本书专业性过强,缺少更基础一些的理论铺垫,光说中医而不涉及其他,或光说中国而不论及外域,反倒未必能使人更快地认识问题。因此,下面提出“三论”,从哲学层面、西医学层面、战略学层面对相关问题略做延伸,随便对全书内容作个介绍:


文明之魂论

一、永恒的辉煌

医药卫生学是人类文明知识体系中最主要的内涵。它关涉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层次阶段,它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们身心的健康与疾病,以及生命的延续长寿与消亡。即人类自我的健康与疾病→自我的正常与自我的非正常→自我的“是”与自我的“非”,亦即人类自我本身的“是”与“非”问题;生命的生与死→存在与消失→有与无,亦即人类自我本身的“有”与“无”问题。“是”与“非”、“有”与“无”,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而人类自我本身的“是”与“非”、“有”与“无”,更是基本之中的基本。医药卫生学由于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致使其在人类所有的知识体系中必然处于核心和重要的位置。一种文明知识体系所形成的医药卫生学,由于需要把“非我”转化为“是我”、把生命即将的消失转化为继续生存,在人们的生与死之间构筑一道阻拦死亡大潮涌进生命田野的堤坝,迫使人们只能把文明知识体系中的那些最基础、最绵长、最有效、最直当和最深遂、最精炼的东西,都汇聚到医药卫生学之中,诸如文明知识体系中的种种理念、思想、技术、物质、能力,甚至是愿望,只要它们能够为解决面对的问题提供帮助,都会成为医药卫生学的内涵。因此,可以说,每种文明知识体系中的医药卫生学部分,都是这种文明知识体系的精髓和灵魂。无论是中华的、还是西方的,当今的、还是古代的,皆应如此。中华民族是具有着悠久的医药文明史的民族,并且在人类已过的几大文明发展阶段中都曾保持着领先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的绝对优势:在人类的采集狩猎阶段的末期,我们的祖先伏羲氏“别阴阳,作八卦”,开启了人类全面而深刻地认识

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智慧曙光。人类进入农耕阶段之后,在很早的时代,神农氏“尝百草,辨药性”,首先将“药物”从原始巫术的范畴之中独立了出来,人类自此有了真正的医药学。人类进入国家机器管理社会的阶段后,具有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两种特质的神州文明区域,在轩辕氏时期形成了最早的原始中华帝国,已经有所发展的医药卫生学在原始中华帝国时代逐渐形成后世的中医药学:中医药学的理论随着中华帝国的发展壮大而萌生和滋长,人→家→国→天下,四者在与大自然的对立与统一之中,所具备的整体性质的相似性以及与大自然本身的成梯次的无限接近,即:人构成家、家构成国、国构成天下,天下对个人而言就是整个自然界的实体存在,人与整个自然界通过家、国、天下的环节也就具备了相似性,这些知识最后被提炼概括为中医药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医药卫生学知识与中华帝国管理理论相结合,形成为中医药学的整体观;中华帝国对“天下”的管理,对混乱和邪恶的用兵,被引入到对人体疾病的治疗中,原始的针、灸、砭、熨、按蹻、外伤救治、养生导引等等医疗技术就形成了具有独特体系的针灸学。在人类进入封建专制集权时代的前奏——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医药学在经过了数千年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以“天地之间人的生命最为宝贵”、“医学的根本宗旨和目的是恢复并促进人们身心的健康和长寿”、“人的健康长寿和生命品质的抬高与飞跃,只有在人们主动地掌握了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规则之后,才能获得”等等理念为学术发展的前提,结合哲学、历史学、军事学、管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气象学、物候学、动植物学、农学及逻辑学、名词学、文法学等等学科的有机内容,对原有的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方药学、诊断学、治疗学以及养生保健学、卫生防疫学等等医药卫生领域的经验、理论、技术进行整理提高之后,形成了以《内经》等经典为学术载体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中医药学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集权时期不断地向前发展,保持着领先世界的优势,引领着人类医药卫生学的发展,一直持续到人类进入全球化的大工业时代的前期。

二、一度的失落

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之后,经过蒸汽机和电力两次动力革命,生产力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质的变化。由于我国在封建专制集权时代的后期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也就没有发展出现代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医学。我们的医药卫生学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相对地落后了。而经过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发展,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正以后来居上之势,在现代医药领域向欧美追赶。断言我们的现代医药学在整个工业时代都会落后,显然没有事实的根据。但我们确曾一度相对地落后,也是无庸讳言的事实。

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而不带任何时代偏见地看待这个落后,精确地说,我们在医药卫生领域一度的落后,并不是全面的落后。单以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年间(1840—1949)最典型的落后时期而言,在此期间,就社会中的专业医药卫生群体处理专门医药卫生事务的整体能力来说,与较先进的西方相比,居于我国医药卫生群体主体地位的中医药人员,在治疗一般性疾病方面,在西药抗生菌未发明以前,疗效要远高于西方世界,我们在医药卫生领域的落后,并不是全方位的落后,而主要是公共卫生和社会整体防疫的落后。只是这公共卫生和社会防疫的落后,在当时那种瘟疫和传染病全球性大爆发大流行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国家管理崩溃性下滑所致的全民族不能温饱而贫病交加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为我国医药卫生整体的最主要短板,虽然我们在防治一般性疾病方面的效率要远高于西方,但一次地区性瘟疫所致的民众死伤,就足以抹灭一个最优秀的医师多年以来所倾力拯救的垂危病患的总和,而疫病传染病在中国社会中无节制的蔓延失控,使当时的整个医药卫生群体的能力总显得极度的苍白。虽然此间也曾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防治成功案例和良医良药,但终不能有效地克制一波波一浪浪地涌进和泛起的瘟疫。而与我们具有相比较意义的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逐步建立,在承受了瘟疫泛滥的重灾之后,他们把公共卫生和社会防疫做为了社会的主要事业,并建起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其整体的医药卫生优势也就凸显了出来,并且使其相关的医疗成就和有效措施总能得到闪电般迅速地推广。

医药卫生学是人类文明知识体系的灵魂,我国公共卫生和社会整体防疫的缺失,导致社会中的许多人们对自己整个医药卫生体系的失望;这种失望在当时的中西文明极强极弱的历史条件下转化成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群体对本民族医药卫生学的蔑视与否定;对本民族医药卫生学的蔑视否定进而成为对中华一切文明成果的否定,哲学、历史、文化、制度、伦理、语言、文字,甚至于种族肤色,皆成为这部分文化群体刻意毁灭攻击的目标。对中华一切文明成果的否定并且付诸行动,客观上成为列强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的侵略占有的最大内部接应动力,中华民族自此更加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从医药卫生学史的研究角度来说,可谓是;旧中国一块公共卫生和社会防疫的短板,否定了全部的中医药学成就,打翻了中华民族的一切文明史,加深了旧中国被殖民化的历史进程。

三、复兴的障碍

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必须以全人类的文明来发展自己。二十世纪是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为特征的世纪,这种学习弥补了原有的失落,形成了新的社会格局。但半殖民地社会中所兴起的对中华原有文明成果贬低、蔑视甚至是全盘否定的思想偏见,在这种学习中也得到了延续,甚至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学术领域还成为社会的主流。这种思想偏见已成为新中国发展前进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最重要思想障碍,若不对之从根本上、实质上予以纠正,将有可能把我们引入自甘堕落、永为附庸的歧途。

在公共卫生和疫病防治的理论研究和指导思想领域,应该算是这种思想偏见最为泛滥的典型区域之一。对西方现代医药卫生学的学习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曾经弥补了旧中国公共卫生和社会防疫的短板,但也加深了一部分人对此原有短板的偏见:此部分人基于西方现代公共卫生和社会防疫学的现实效率,完全使用西医学的理念、理论、思维方法、技术路线来对待中国社会的公共卫生和人民防疫事业,使中医药学的原有成就在此领域不能得到良好的继承和发展,原有的短板不但不能发展成长板,甚至被当成是缺板或下脚料,认为只有西医才有公共卫生和社会防疫学,中医只能在此方面做些某种技术方药的填补和黔驴技穷时的尝试,致使新中国形成屡次的公共卫生防疫险情和相对的被动。

他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行动,这些理由主要是:

(一)中国古代没有发现细胞、细菌和微生物学,怎么能有公共卫生学和防疫学?

(二)旧中国政治腐败、制度落后,封建社会怎能建立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体制?

(三)中医原本不知道微生物学的细菌、病毒等等,中国也没有卫生防疫的制度,则现代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的制度、管理、理论、技术皆应临模、追随西方,只有西方现代医学一种发展方式。


这些理由初看似乎很充分,但事实上每一条都是片面的,并且是违反科学常识和历史事实、现实实践的偏见。我们不妨诸条略作分析:

(一)第一条不妨说成是“防疫学就是防治细菌等致病微生物对人类的疫病危害,不知道细菌等致病微生物的存在,就无法进行防治”。这种说法初听似乎在理,甚至有人在公共媒体上大肆鼓吹这种说法,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西方医药卫生学的经验说法,并无普遍合理性。虽然西方医药卫生学发展的有效路径确是如此,但却并非是人类医药卫生学发展的唯一路径,也不是公共卫生防疫学的全部,甚至于西方的生物学科知识也不能支持这种说法。因为:

首先,人类做为地球生物链和生物循环圈中最顶尖一级的生物,人类本身就是对几乎所有的致病微生物都具有防疫能力的。否则以微生物之繁殖能力而言,人类根本就不可能在地球上存在或在几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中早已被微生物消灭了。西方社会在细菌被发现并能有效地予以抑制之前,也在缓慢地向前发展,现代防治致病微生物为根本方法的防疫学也只是为西方人民的防疫提高了效率,并没有创造出西方人民本身的一切防疫力。弄清楚了“人类做为最高等的生物本身就是防疫的”这个常识,那么要问:防治微生物致病是防疫,而调动、提高、发挥人本身所具有的防疫能力是不是防疫?并且哪一种更应当做为医药卫生学的根本环节?如果认识和掌握了致病微生物的防治方法,却不去防疫而是去制造瘟疫,一战、二战中被大量使用的生化武器,日帝、美帝都曾向中国人民投放播撒了种种的瘟疫病原体,这些都是卫生防疫学吗?可见,认识并能抑制致病微生物的危害,根本不是卫生防疫学的全部,甚至连局部也不是,只有把它正确地运用在防疫事业中,才与防疫产生直接的关系,而调动、提高、发挥人本身所具有的防疫能力却永远是防疫。中国古代固然没有发现细胞微生物学,但中国古代的防疫治疫事业早已有之。单以针灸学而言,自有文献记载以来,大量的疫病、传染病都被针灸治愈了,新中国成立后,相关方面的实验室研究皆证据确凿,人人可信,其机理在于针灸治疗能够调动、提高、发挥人体本身的抗病能力和防疫能力。

其次,我们再从另一角度讨论“不认识细菌等致病微生物就无法进行防治”说法的对错。不认识细菌,就真的无法进行防治吗?初生的婴儿认识乳汁吗?而其吃饱之后还饿不饿?认识和运用,在许多事物中并不是一回事。中国的古人不认识细菌,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们对细菌等致病微生物的无法防治。原因在于我们几千年来所使用的中药,其在体外的抑菌抗菌谱,就其整体来说,已经基本覆盖了我们人类的致病病菌谱。当然,明白这点生物药理学常识,要感谢现代生物学的实验室研究。我们自古以来的中医药治疗和运用,甚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柴米油盐酱醋茶,虽然我们确实不认识每一种细菌,也大多数情况下未想刻意予以杀灭,但这些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却被中国人自古制服了。这一点,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或可算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那么繁荣昌盛的原因之一。但我们自己看待这个问题,却不应只是抑菌抗菌那么简单。中药对致病微生物的全面抑制,其实只是它防治疫病功能的一个方面,它更大的功能是在中医药理论技术的支配下,调整人体的整体功能、疏通人体的局部病结、清除机体的病理产物、激发人体本身的抗病防病能力、逆转人体向疾病严重方向发展的趋向势力,既养正又驱邪。“药贵当,可通神”,此“神”之作用机理,岂只一“抗菌”、“化瘀”、“增加某某物质、减少某某物质”、“针对某一器官组织有何效力”等机械理念的医学所能阐尽哉?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多起以单味药物或数味食物治愈大爆发性的重大疫情案,如“龟壳单味煎汤治愈唐代扬州疟疫案”、“甘草黑豆汤治愈宋靖康年间京师瘟疫案”、“二姜丸治愈宋代全椒县疟疫案”“续断平胃散治愈宋代会稽痢疫案”等等,以现代的细胞生化学角度来研究其机理,是永远搞不清楚的。中医药学治病机理的西方现代医学研究,以现在的生物学医学研究能力而论,一、二百年内无望其能够搞清楚。因为人的生命体的全部机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是搞不清楚的,再加上药理,谈何容易?每味中草药都是一个生物,至今未搞清楚任一草药生物的生命机理甚至其所有成份组成,所谓的药理研究也只是片面的个别成份研究而已。而中医药的治病防疫,并不依赖于这些实属初步阶段的细胞生化学研究,而是基于五千年以上的人类生产生活和医药卫生实践,在五千年中,人们不间断地、全社会性地、全方位性地观察研究、分析归纳、整理提高对人的生命本质的认识和医疗活动,形成了中医药学的生理病理理论体系、方药学技术体系、针灸学技术体系,遵循着疗效→继承提高→更高的疗效→理论建设→更高更广的疗效的发展路线,产生了遍载史册的治病防疫成就和现实事实。中医药学的经典名著《伤寒杂病论》和《瘟疫论》,就是专门为了防治当时广泛流行的疫病而作的,并且在中国历史发展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防疫作用(此方面的专业学术研讨,见后面正文中的相关章节)。

(二)中国在封建时代有无卫生防疫方面的制度建设?中国明清两代政治腐败、制度落后,缺少公共卫生和社会整体防疫制度的建设,这是事实。但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吗?是中国历史的全部吗?是中华文明史和医药卫生发展史的典型代表时期吗?都不是。而到底中国本身有无公共卫生和社会防疫的国家制度建设,我们应当从全部的中华文明史和封建时代史中去探讨研究,以现有的历史文献为依据,有则为“有”,无则为“无”,岂可用几百年的西方历史成见来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下结论?有了这点历史的基本逻辑和常识,我们再去看一看历史事实的究竟:真可谓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商代以上,文献不足,相关研究暂只能依据某些资料进行推论。而记载周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制度的《周礼》,细绎之,其间竟蕴含着一整套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防疫制度!并且组织严密、面面俱到,虽然只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卫生防疫制度,但在当时的人类世界中,无疑是先进无比的。无怪乎“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一生的根本愿望就是“复兴周礼”,时时称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周代也确实承载起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史——封建时代的一切文明发展都是从周代发端出来的,当然也包括医药卫生事业在内。汉代以下,几乎历代中央政府对公共卫生防疫都是重视的,至唐代,在初期即已开始进行国家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建设,做得最认真、获得成效最大的竟是“腐化堕落皇帝”唐玄宗!至宋代,国家建立起了以中医药业为主体的国家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和社会救济体系,全中国性的中药商品流通市场就是宋朝为了公共卫生防疫的实施而由国家力量创建的——这个市场所覆盖的人口当时可达到全人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或许能让今天的人们理解宋代历史的一个悖论:宋代政局内乱外患自始不歇,农民起义层出叠起,辽夏金元的军事进攻未曾间断,而中国的汉族主体却总是紧跟宋代的中央政府,背后的原因在于宋朝亦有其特别文明的一面,今天所称的“科教文卫”在宋朝可谓达到了古代中国的制度之极!而明清时代的人们似乎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明清王朝放弃了唐宋以来公共卫生防疫的国家管理职能,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封建制度本身内部的演变规律所致,另一方面,明清时代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全中国式的中医药业服务市场,瘟疫、疾病不再被认为是构成对中央政府具有重大危害的偶然因素。但这种“认为”事实上是个重大的历史错误,明清两朝的覆灭和彻底败落,从今天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疫病、重大瘟疫仍是将其推入历史坟墓的主要动力。医药卫生事业在中国历史中的相关作用,明清以来的史家往往不言,如此庸庸鄙夫之流,所治之史如何能登世界大雅之堂!

(三)前二条理由都是明显错误的,则第三条也是根本错误的。但我们不妨修改一下这条理由的表述方式再讨论:“即使中医药学原有防治疫病的效力,中国自古也有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建设,但我们完全采取西方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和发展方式又有什么不好呢?西方社会没有中医药学,近代以来不是依旧殖民侵略全世界?我们学习追随西方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和发展方式,反倒可以使用其现成的医学成果,少出力,多得利。”这种观点从一个单纯的现代医学家或公共卫生专家的角度而言,似乎有些道理,也能得到生活现实的支持:中国自1910年伍连德在东北防鼠疫起,已向西方学习了近百年,也曾取得了成就,况治西学者在此百年之中,皆能居于中国社会之上流,内外逢缘,有机会还能成为国际名人。但专家个人的利益和追求未必就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追求!公共卫生和国家防疫制度是一个社会的重要事业,是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是决定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参数。自人类社会进入国家发展阶段以来,国家间、区域间、国家集团间的文明竞争一直是国际政治的根本形式。社会越发展,文明的竞争越激烈,时至今日,这种竞争以达到了超白热化——熔化汽化的阶段:一不留神,己方的重大利益就会被对方在不知觉的状态下攫去,而自己很可能就已失去了竞争者的资格,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重新获得竞争者的资格是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重获资格者。我们向西方学得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向对方付出了十倍、百倍的代价。何曾有过“少出力,多得利”的事情?我们即使想用公平交易的规则向西方“以市场换技术”,可换来是对方淘汰的技术,附带着把最可怕的生态环境污染也换给了我们。一流的技术不但换不来,甚至我们使用高倍的价格也买不来——即“ 多出力,少得利”也未达到。中国在与以殖民性、侵略性、掠夺性为根本特征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交往中,一厢情愿地希冀产生“少出力,多得利”的后果,是根本不可能的。

自己拥有无比庞大的中医药业人力物力资源和深广无限的历史文化遗产,置之不用或聊做补苴罅漏的陪衬,一味地迷拜西方现有的东西,视之为最好或无可取代,以偏概全,不学无术,如此来对待我国的人民医药卫生事业,何事能兴?如果我们在公共卫生与疫病传染病防治的体系、制度、管理、人员培养、技术运用等整个事业工程上,痴迷地单方面做西方的追随者,则我国必然成为西方相关产业的理论、技术、产品和缺陷、失误、废物、垃圾、阴谋的倾销市场。拿出去的是人民血汗聚成的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有些是有用的、有些却未必有用,甚至是垃圾、毒物和明天的悔恨——似乎“万能”的疫苗在近几年就“能”出了多少悲剧性事件!公共卫生和疫病防治是关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命存续、国防军事安全、科学文化卫生学术发展的重大社会事业,一旦把如此重要事业的主动权拱手奉献给自己的对立面,则对方想让我们好过些就给我们一些相对有益的东西,一旦中西矛盾激化或对方认为有必要整整我们,就会充分利用在培植市场过程中所操控的理论、规则、技术、人脉、漏洞、陷井等等可用条件,在政治经济领域制造混乱,在军事国防领域实施以上打下式的攻击,而我们在此领域的研究充其量不过是对方的下游环节和大号实验平台而已!可以说,如果从中西竞争的角度来看,完全追随西方的中国公共卫生与疫病防治事业根本上就是自取灭亡之道。

也许某些持论者会说“我们在对西方的追随学习中会成为此领域的国际领先者、占据学术发展的至高点,形成一流的产业”。此种愿望自然是好的,而能够实现是需要充分必要的条件的。最有机会实现的条件是西方自动地放弃了在此领域的一切产业发展和科技研究,只剩下中国的这些追随者们世界独存,也就成了领先者和至高点。但公共卫生与疫病防治是西方现代医学体系的最重要有机构成部分,而现代医学体系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标志和殖民扩张的急先锋,西方世界即使放弃他们的其他一切,也不会放弃现代医学。他们不但不会放弃,其最精锐的发展势力还会越来越多地汇聚此域,在此领域长保先进一流是无可置疑的。而追随者,以某个个人对某个个人而言,或许能从二流三流转为一流;以文明体系对文明体系而言,追随者只能从二流变成三流、四流、不入流,直至被对方彻底同化。因此,“追随成一流”只不过是“全殖民地不再是殖民地”的另一种漂亮说法而已。


医药兄弟论

医药卫生学中的医与药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回答。哲学家、社会学家、政客、民众、患者,都会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医和药的关系来一个界定或描述,这些基本上代表了医药卫生领域以外人们的看法,本文此处不准备进行研究讨论,让编纂辞书、字典、类书的人士去讨论研究吧。本文想以医药卫生领域自身的视角、从促进和决定医药卫生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把此问题简化,医是一方,药是一方,医、药之外的暂且勿论,医与药是什么关系呢?

一、现代西医药学中的医药关系是“工具论”

人类的医药卫生学,至今为止,从中国人的角度而言,主要有两大体系流派:中医药学体系流派与西医药学体系流派。两大流派都是人类社会在千百万年的生产生活中进行文明创造和文明探索的产物,西方世界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西医药学体系,中华民族为核心主体的东方世界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医药学体系。二者虽然都是医药卫生学,但由于各自所处的文化价值体系不同,观察处理客观对象的角度、量度和允许使用的思维工具、物质条件不同,所探索积累的足以决定整个体系的基本特征的重大医药文明成果(即体系结构的重大构件)不同,整个体系在上万年的东、西方两大文明区域中形成体系基本特征的历史爆发点不同,以及其他的种种不同,决定了中西医药学是具有各自体系的、不能相互取代的两大流派。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医药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中、西医学向前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本文旨在探讨中医药学的医药关系,以便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增加助力和消弥障碍。但在探讨中医药学的医药关系之前,必须先讨论一下西医药学的医药关系。因为西医药学中的许多认识往往被认为是当代社会的主流观点或“科学知识”,大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态势,以至于现代中医药学中也常常不加区别地引以自用,结果是移花接木而花落木空,饮鸩止渴而渴止人亡。或者引用者们尚且当成宝贝一样地到处显摆卖弄,而被引用的一方却早已更新为别的了——西方学术的发展规律主要就是“否定之否定”。如此岂不可悲、可笑?

西医药学体系形成具有其本质特征的历史爆发点是世界现代史的开始阶段、工业革命的进行之中。对其整个体系的发展具有极重大影响的医药文明成果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外科技术,具体内涵包括解剖学知识、成套的外科手术器械、操作的技术动作方法和师徒传授系统等等。西方世界在近代史以前,自公元前几千年始,在整个环地中海区域——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等地,早已广泛地存在着医药卫生方面的相关活动,如古埃及的《埃伯斯纸草》记载了数百种可做药用的动植物名称,古巴比伦的《汉莫拉比法典》有一些是专门处理医疗事件的条文等等,都是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证明。古希腊、古罗马继承了其兴起以前的整个文明区域的许多医药学成果,产生了希波克拉底、盖伦等著名医学家。古罗马衰落后,其医药学成果被兴起的阿拉伯医学所继承,并成为欧洲中世纪的主流医学,直至近代史开始之前。西方世界的人们自古也使用药物治疗疾病,但从相关资料中可知,他们的药物品种与中药有许多不同,即使同一种药物,使用方法和目的也往往不同,如巴豆,我们用炒研后的膏或霜,主要内服,祛痰攻积、荡练五脏六腑,有扫除疾病之“将军”之美称,是中药内治的要药;而西方自古主要用油,外用而已。西方世界的药物学知识、尤其是内服药物知识,传到工业革命时代之时,被其整个文明区域的人们看为不甚重要的医药成果,因此恩格斯认为欧洲近代史之前的医药学只有一个“放血疗法”是有效的,而专门研究医学史的卡斯蒂廖尼则总结为外科“截石术”是其最主要的医药学历史成果。当然,西方世界的人民——欧洲、阿拉伯、北非等区域的人民,直至当代,其原有的、自古以来的内服自然药物的知识系统也还存在和延续,但却始终不是其医药卫生学体系的主流技术和具有决定作用的发展因素。而外科技术直到今天,仍是其主流技术和具有决定作用的发展因素。

外科技术在工业革命的发展前进中,随着物理学、化学的深入发展,二者结合,几乎撑起了整个西医药学体系:外科学的发展需要精确的解剖学,盖伦的解剖学事实上是服务于罗马时代的战伤处理的解剖学,显然处处不好用,因此西医学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正常人体解剖学;工业革命的哲学世界观是机械唯物论,机械唯物论与外科技术结合形成西医学的机械人体论,而两个机械论不能解释和处理的问题都可以交给万能的上帝——第一推动论。当然,机械论能处理的问题越多,上帝的地盘也就越小,只是上帝至今还是西方世界的最高管理者,机械论也就还在不停地发展。正常人体解剖学向前发展是病理解剖学,在机械人体论的指导下,外科技术开始切除病灶,从器官、组织渐渐地向微观视野切下去,至今已切到了基因层面;近代史前期的欧洲是传染病、瘟疫大流行的时期,细胞学的兴起使人们认识了绝大多数的病原体,病原体若聚于某个器官的局部,可以手术切除,而病原体大多数情况下是散布于全身的,不能手术切除,但却可以使用与手术切除相当的技术手段——药物杀除,因此西药抗生素等抑、杀病原体的药物可以被看为一种针对细菌的手术刀;手术需要输血,必须研究血液的成份,对血液成份的深入研究形成系统的生理病理知识,使用这些知识来治病,即补充某种成份治疗某种血液病;西医学在抗生素未发现以前,虽然认识了病原体,但只有疟疾有奎宁可治,大多数感染性疾病无药可治,因此兴起血清免疫的疗法,形成主动免疫和被动免疫技术,免疫学与血液病学结合形成血液免疫病学说;手术中第一重要的是大动脉的出血,因此现代西医学的早期把对血循环的研究做为急务,哈维发现了血循环系统也就成了西医学划时代的大事;出血控制后,功能恢复的先决条件是手术中不能切掉神经,因此西医学对神经系统的研究尤其发达,对脑细胞的功能了解尤多,按照西医药学学术系统来说,对大脑脑细胞的研究已如此精细,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已经掌握了人类灵魂的奥秘,但至今似乎还没有哪个高明的医生企图去捕捉灵魂——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是上帝的事,他们的工作只在于为医疗服务;为了外科技术的发展,发展起来了麻醉药品、止痛药品;西方世界自古即存在着大量的非手术性疾病,但他们在近代史之前普遍有效的治疗方法不多,机械人体论形成以后,随着对人体构成物质成份的微观认识,形成了维生素、矿物质、三大营养素等补充人体物质缺乏的疗法系列。总结西医药学的药物系统,可分为两大子类:一类是手术刀的“正向衍化品”,是从人体减少东西的;另一类是手术刀的“负向衍化品”,是向人体增加东西的。器官移植手术兴起后,表明手术刀本身也可以向人体增加东西,这样,所有的西药都是手术刀的衍化品。手术刀是医生手中的工具,因此,西医西药的关系可概括为“工具论”。

二、中医中药的关系是“兄弟论”

中医中药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十分美好而和谐的关系。无奈中国历史在近代阶段出了事故——东方文明这个“巨人”摔倒了,或者说,在与西方文明“巨人”的相向而行时,被对方撞倒了。东方文明摔倒之后,西方文明就开始管理许多东方文明的地盘,中医药学就是它千方百计也管不住、管不好的领域。西医西药的“工具论”是对中医中药进行“科学化”管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抓手,在中国社会中其形成绝对性影响的时限达到了一百年。自民国初立至二十一世纪初,在百年中经过了一个发生发展而渐知理亏、欲罢不能的过程:西方文明研究中药,原本不是为了发展中医药,更用不着让中医实现什么现代化!起因是日本明治维新废除了汉医汉药,随后那些学习了西医的日本医生发现,西医虽然手术是专长,但在内科治疗方面比日本原有的那些只是模仿中国医学的医药方法却要差千百倍,于是日本人开始对中药成份进行研究。后来欧美也对中药成份进行研究,希望将中药完全转化成西药,也就将中医中药的疗效完全接管到西医药学之中。但是,西医学是机械论、物质成份论的医学,中药的疗效是通过对生病人体功能的调节而实现的,西医学从本身的医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认为中药的疗效是通过某些成份对应人体的相关成份而施行人体微观零件的配换调护而实现的。于是乎,随着对人体微观物质构成研究的深入,也对中药成份分得更细,至今已把植物的成份分到了分子层面,一种植物含有数千种之多。再分下去,到原子层面,即无医学意义了。西医学对中药成份的研究至此可谓已近极限,但其所得预期结果似乎为零:完全没有把中医中药的疗效接管到西医药学之中。虽然在一些传统中药中提取了某些有效成份,但这些有效成份的临床效果只是传统中药材功效的一部分,完全与中药在临床中的功效不等价。事实上,这种通过分析化学成份来研究中药并进而取代中医的方法,是一种常识上的错误:人是最高级的动物,中药的大多数是植物,动物有动物的组成成份,植物有植物的组成成份,二者都是由其物种在地球上生长延续的需要决定的;动植物都是高等生物,从高等生物总体的角度来说,二者成份总规模之间具有互补性,互补就是绝对的差异,只有等同才能替换,因此想用中药的成份来替换人体的成份,实现对人体疾病的治疗,是违反动物与植物的天然差别性原则的。但从植物中提出某种成份来治疗人体的疾病,也不能排除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成功,如吗啡、咖啡因、奎宁、水杨酸盐、洋地黄毒甙等等传统西药,就是从植物中提取的。只是这数量有限的植物成份性西药,是从欧美世界万余种的植物中筛选出来的,欧美世界的植物种类虽与中国的小有差异,但如果从植物的化学成份分析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的中药植物的化学成份与欧美的相应植物的化学成份在总体结构上相差不大,也就是说,如果使用西医研究西药的方法来对中药进行化学分析,则中药属于经过筛选而无效的植物品种。

当欧美日开始对中药进行化学成份的研究时,中国还没有相关的实验设备。后来他们发觉从人与物的构成成份进行修补替换的角度来研究中药的前景不妙,于是把研究方向改成了从植物中提取对抗病原微生物侵害或具有破坏病原微生物生长环节等成份的方面。当中国很想对中药的成份进行化学分析而不能时,正是中国自古至今最衰落荒废的时期——民国时期,正处于早期青少年时代的中国西医界以西方文明为背景后台,在中国社会掀起了几次废止中医的浪潮。逼得中医药学走投无路,只得有人也提倡对中药成份进行研究,并且自称是“中医科学化”。实际上这个“科学化”是海市蜃楼,是欧美西方世界在玩的东西,完全与当时的中国无关。但自此而起,西医为了取消中医而研究中药,中医为了“科学化”而对中药进行化学分析,二者结合,在中国社会中就形成了企望对中药进行化学分析以阐明药理的势力,自此也就种下了中药西化的病根。当中国具有了相关的初级实验设备时,欧美已对某些中药品种的成份分离达到几百个阶段,已发现前景不妙的势头,如人参,几百种成份没有一种是他们认为需要的,因此判断人参是“无药效植物”,但他们对中国封锁了相关的具体科研信息。中国的“科学化者”们不知底里,以为欧美的研究水平存在问题,对中药没有自己了解得透彻,于是乎尚倾力追赶不已。等到中国亦具备了全面的化学分析之力,方知此路被其西方的教父久已“试错”而刻意隐瞒。从“废医存药”到帮助中医药学实现“科学”化、现代化,中国本身的中药化学分析走过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朝拜海市蜃楼之路,路的尽头只是植物化学。

以上所述,也就是说西医药的“工具论”关系不能在中医中药中施行。中医药学对人体疾病的治疗,不是单纯的“加法”、“减法”问题,而是比“乘法”“除法”还要复杂得多的方法系统。中医与中药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和密切,我们可概括为“兄弟论”。


论据可有下列数条:

(一)中医中药同生共长,一体两面

人类的医药活动已存在数万年或更久,只是很早时代的古人在那时未把医药活动从生产生活中分离出来,尚处于自发而未自觉的阶段。当人们把医药活动视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行为时,医药学就可以说开始产生了。准确些说,医药学从人类原始的宗教神学巫祭活动中分离出来,就标志着独自存在的开始。我们是最早的,在神农氏时代——距今8000年左右的历史时期,神农尝百草——中医药学即开始形成独立的学科。神农先祖是中华民族的“药神”,有了“药”,也就有了独立出来的医疗活动。因此,中医中药是一体同生。

《周礼》记载西周王朝的医疗制度甚详,表明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医药学已经处于相当发达的阶段。当时的医业分为食、疾、疡、兽四科,近似于现代所称的饮食营养科、内科、外科与兽医。商周王朝对战马、乘马都极其重视,因为马车是当时最重要的战争物资和贵族的出行工具,因此主要针对马而设立兽医,兽医的治疗实际上也分为食、疾、疡三类,由此可知周朝的医业实分食、疾、疡三科。西周王朝是距今三千年前建立的,而在距今3000年~8000年的历史时限内,也就是自神农氏至商王朝的五千年历史时限内,中医药学的发展状况和医药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根据一些学术线索,我们暂可归纳出五点特征供大家参考:

(1)医药不分。具体是指医生治疗疾病时所使用的药物完全由使用者自己采集、输藏、加工、使用。证据是中医学自远古流传下来的专用术语“口父咀”一词,是指医者自己把将要使用的药物嚼碎后,再研、再煮,然后给患者服用。表明药物在进入患者口腔之内之前,一切制备过程皆由医者亲为,且最后一道工序是亲自过口。

(2)医理巫理混杂使用。医药学本是从原始巫祭活动中分化出来的,故最早时期的医药学理论概念往往以巫理的神鬼魔怪为主。但医学既然能够独立出来,自然也已有了一套医理。医理是人理,巫理是神理,人理解释不了的事情就需要神理,因此,越早期的医学,巫理的成分就越多。但是,上述分析只是逻辑推导,有无明确的学术证据显示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有,就是《神农本草经》中许多药物的功效记载,所涉的神鬼魔怪部分,就是商周以前时期的医巫混杂病理理论的遗留。

(按:关于这一点,在此需要多说一些题外的研究: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等等,是西方近代以来所称的人类发源地文明,其中只有中华文明是未曾间断地连续发展下来的文明。间断的文明在公元前其本体因某种原因而衰亡了,但西方的考古学者却能从公元前几千年的遗址遗迹中发掘出药物、纸草书、泥板书等等,以证明古埃及、古巴比伦有医药学活动。中国的所谓“学者”们,对西方的考古学有样学样,却不能从遗址遗迹中找到类似的证物,也就自认没有能证明医药学早期发展的资料,且公然地在中国的各类教科书中播散这些“没有”。这样,那些没有把自己的文明自古至今的传下来、遗失了的文明又有了医药学的证据,而一代代手把手地、耳提面命地教授自己的文明成果,又是文字、又是诗歌、又是图画而无所不用其极地代代流传自己的文明,却没有了自己医药学存在的证据!岂非怪事?问题出在了哪里?出在了“学者们”只会邯郸学步却都“勇”于以偏概全!考古虽重证物,但考古学并非历史。没有文字流传、文明不能连续的,可以使用考古学研究历史;文字文化一脉相传、文明成果代代相因的,考古学固然可以做为研究历史之一助,而文化典籍、物质制度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要远比单纯的几个考古实物重要的多!岂有把世界上最宝贵的物质精神财富亲手交到了后人手中的古人反不如把它们远抛到荒山野地之中的古人更好的道理?这就需要今人当以历史主义的思维来对待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和物质制度——中国现实中的东西都是在历史中逐渐累积而形成的。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原经文的定稿虽在汉代,但用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它,它就好比是一座由各个相关历史时期的木料垒建而成的学术宫殿,整体虽建于汉代,材料亦统一使用,但木料之新旧不同,有商代以前的,有春秋战国的,有汉代的。有了这样的学术思维意识,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学术和历史。相关的具体学术研究见本书正文的相关章节)。

(3)药、食伴生。证据如:“酒为百药之长”,“伊尹作汤液”等等。酒为食品,又被视为药品之首;伊尹原是商汤御厨,后成为商朝宰相,向全中国推广了服用中药汤剂的方法,由此大大地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以及神农既是“农神”又是“药神”,《尚书·洪范》篇概括出的五味酸、苦、甘、辛、咸既指食品又指药物,等等。这些都表明早期的医药学的发展是与食品加工技术、饮食服用方法、营养调剂学的发展相伴而行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医中才分出食医、药医——用饮食的加工调剂方法来防病治病的医生和用药物来治病的医生,当饮食的正确服用方法在全社会普及后,原有的食医与药医合并为一个医;随后如果新的食品种类被开发出来和形成新加工技术,食医则又分化出来。总之,“药食同源”,不单指二者的原料方面的同源,实指二者发展路线是伴生的,在中国社会早期阶段这方面表现得更突出。

(4)毒药瞑眩。《尚书·说命》中有一句“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是中国唐宋以前有关药与效的最响名言。唐宋以后医药学在全社会广泛普及,妇孺皆知,则“良药苦口”渐成最响。从《说命》的药与效名言可知,在中华大地上处处皆生的野菜类药食两用植物,商代以前的中国人也许也用来治病,但却不把之归为“药”,因此《诗经》对这些野菜常常咏及,但采集之人却与医药无干。当时之人所指的药,主要是那些药性猛烈、疗效极其明确的中药品种。因此,这些药物的使用也必然是谁用谁完全负责,采、藏、制、服一贯到底。

(5)针灸学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中医药学的技术特征和体系发展路线。为什么西医药学是机械唯物论的、还原论的医学?为什么中医药学是整体论的、辩证法体系组织起来的天人合一的医学?此中的原因,有东西方文明整体的母体性影响,而中西医学本身内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同一母体所孕尚可男可女,因此只一文明母体因素是不够的,男女的形成是决定于内部因素的。中医药学为什么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以调整内外阴阳的平衡为特征的医药卫生学术体系,而世界所有民族自古都有草药医疗活动,埃及、两河流域的相关活动据考古资料并不晚于我们,为什么他们不能发展出类似的医药学特征?甚至它们相关的知识传了几千年后,原来的鸦片、柳树皮等终被提成了吗啡、水杨酸盐而归入了化学品范畴?医学体系的主体构件、历史性重大技术成果是决定其体系的内部因素。针灸学以学科而言,可以说是随着中华帝国的产生发展而肇生起来的。如果我们把《内经》这座中医药学的最大圣殿的建筑材料全部拆开分类摆放,此点自现(具体学术研究可参看《医韬——中医药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相关章节)。针灸学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神奇不可复加的文明创造,至商代后期已形成了《明堂图》——全身穴位基本命名完成的学术成果。针灸学是活人——具有自我调节恢复能力的人的医学技术体系,它是通过刺、灸一点而拔动全体的医学,被刺灸的点称为“俞”,它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精神进行规则性运转的调节阀门,整个人体因此一点,死者可生、病者可愈,而且针灸对于人体组织器官而言是不加不减、只管调节,这就决定了中医药学体系的整体论的、调节内外阴阳平衡的技术特征。另外一个技术特征是,针灸技术是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进行精细化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多技术手段的微调技术体系,对同一疾病的同一症状,单纯的手术刀医学对其量度的分别是坏——切和好——留,而针灸学技术体系的分别从完全好到必须切,有着多种的量度判断和对应方法。微调的技术特征决定了中医药学的病因理论的形成——外部的一缕微风与体内的一次轻嗽都被视为可计算的病因,最终必然发展成庞大的五运六气病因病理学体系。

商代以前的医药不分、医理巫理混杂发展进化到西周东周春秋战国之时,《周礼》规定“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医士专管治病,所用药物由医政机构提供。至此医、药分业,一体两面。且《周礼》对医、巫两道分别甚详,毫不搀杂,表明自周代起,医、巫已经完全分业,各行各理。如此发展,至战国时期,中医药学形成了自己的基础理论体系。周朝时期是中国针灸学最鼎盛的黄金时期,随着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内经》将针灸学视为中医外治技术体系的核心主干,其他如养生、导引、按蹻、汤熨、膏摩、砭割、手术切除等等技术,都被编入针灸技术体系之内。从《内经》原文来看,中医内科和外科用药技术在此时期也属于针灸学的配角。医、药业务的分离促进了医学技术和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药学学科的发展。自此之后,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形成医药相配、交错辉映、互为阶梯、一体两面的局面:

战国时期:医理代表著作有《内经》,药学代表著作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药论书》”、马王堆汉墓的《五十二病方》,以及《神农本草经》在战国时代以前的蓝本等等(蓝本之说,见本书正文部分)。

两汉时期:本草学、药剂学因疫病流行而大大兴起,本草之“经”的形成,标志着药学学科的成熟。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流行,《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汤液经法》流行,衬托起《伤寒杂病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脉经》之后,药学产生名著《名医别录——神农本草经注》。

隋唐时期:《诸病源候论》等医学著作对应药学名著《千金方》、《外台秘要》、尤其是《唐本草》。《唐本草》之后兴起《素问注》。

宋朝时期:《开宝本草》之后流行《校注伤寒论》《金匮要略》,宋人写出《活人书》《伤寒总病论》等等,宋代政府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又屡修《本草》。

金元明时期:金元四大家及元明诸医纷纷著作医论,对应兴起《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继宋代的《经史证类本草》而成,实质增加内容是对应于金元明医学。

清代时期:温病学著作及《本草纲目拾遗》等等。

中医药自汉代以后进入了以内科治疗为主流技术的医、药交替发展时代,医在历史中由一代代医者形成了“医的集合”,药在历史中由数千种药物形成了“药的集合”, “医的集合”是中医药学在人的方面的存在,“药的集合”是中医药学在物的方面的存在,两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尤其对于每一个医者个人而言,每味药,它并不只是一个“物”——普通人所认知的物体,它还是凝聚了我们民族几千年与这味药相关的一切医药卫生实践知识,它也是医——只要它处对了地方,有些病在我们不知道时就已被它治愈。因此,中药对于每个中医来说,将之视为“工具”的人可谓是庸工,视之为伙伴、兄弟和老师才够恰当。


(二)医以药显,药因医神

在中国有史记载的几千年医药卫生发展实践中,不单从医与药的宏观历史发展中可得出医药不可分离、相互轻重如兄弟的医药关系论,而在具体的医药学历史事件中,医以药显、药因医神的具体事件在历史中比比皆是,二者互为依托、互为陪衬。我们粗略钩沉拾遗出两组事例,可供读者一览:

医以药显:

(1)许胤宗与黄芪防风

《本草纲目》载:“唐许胤宗初仕陈,为新蔡王外兵参军。时柳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而口噤。胤宗曰:‘既不能下药,宜汤气蒸之。药入腠理,周时可瘥。’乃造黄芪防风汤数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其夕便得语。”许胤宗是隋唐时期的名医,曾以随证立方的方式迅速治愈了许多传尸(结核病)患者,制止了疫情在关中地区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防疫治疫事件。许氏仕陈时,尚属出道未久,虽医技了得,但未被世人视为国工,因此是个王爷的文职参谋人员——外兵参军。因此一案,善用黄芪防风,一举成名。后世黄芪防风成为有名药对,名方“玉屏风散”等方又托起古往今来的一大串名医。

(2)钱乙与郁李仁

《小儿药证直诀·钱仲阳传》载:“又乳妇因大恐而病,病虽愈,目张不得瞑。人不能晓,以问乙,乙曰:‘煮郁李仁酒饮之,使醉则愈。所以然者,目系内连肝胆,恐则气结,胆横不下,惟郁李去结,随酒入胆,结去胆下,目则能瞑矣。’如言而效。”《本草纲目·郁李仁》亦载“按《宋史·钱乙传》云……”。钱乙为宋代名医,后人称为“儿科之圣”。但我国自宋代以后,儿科名医代不乏人,钱乙为何独“圣”?在于其不但善于识病、辨证、论治、预后,尤精于合剂、知药,故能疗效如神。一味郁李仁之用,惊服朝野,医名顿起,世传为用药范例。

(3)都梁丸

《本草纲目·白芷》载:“按王璆《百一选方》云:‘王定国病风头痛,至都梁求明医杨介治之,连进三丸,即时病失。恳求其方,则用香白芷一味,洗晒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嚼一丸,以茶清或荆芥汤化下。遂命名都梁丸。’其药治头风眩运,女人胎前产后,伤风头痛,血风头痛,皆效。”现代学者李云《中医人名辞典·杨介》条介绍:杨介,字吉老,宋代泗州人。世医出身,以冰水煎理中丸治愈了宋徽宗的脾疾,以生姜治愈了广州府判杨立之的喉痈,等等。杨介因善用奇药,而成为当时的国家级名医,白芷亦因都梁丸而功用更显。

(4)黛蛤散

《本草纲目·蚌》载:“痰饮咳嗽:用真蚌粉新瓦炒红,入青黛少许,用淡齑水滴麻油数点,调服二钱。类编云:徽宗时,李防御为入内医官,时有宠妃病痰嗽,终夕不寐,面浮如盘。徽宗呼李治之,(李先数用药),诏令‘供状,三日不效当诛’。李忧惶技穷,与妻泣别。忽闻外叫卖:‘咳嗽药,一文一帖,吃了即得睡。’李市十帖视之,其色浅碧。恐药性犷悍,并三服自试之,无他。乃取三帖为一,入内授妃服之,是夕嗽止,比晓面消。内侍走报,天颜大喜,赐金帛值万缗。李恐索方,乃寻访前卖药人,饮以酒,厚价求之,则此方也。云自少时从军,见主帅有此方,剽得以度余生耳。”“李防御”即俗称的李御医,只是宋代的医疗事业属于国家机构的一个完整建制系统,“防御”一词显示当时御医身份地位比明清时代的要高一些。但御医终究是皇帝的奴仆,一病不当则后果难料。一服黛蛤散,李防御不但未丢职丧命,反而封赏有加。药有时比医还重要,于此可见。

(5)李东垣与普济消毒饮

《古今医案按·大头瘟》载:“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病。初觉憎寒壮热体重,次传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伤寒’,染之多不救……请东垣视之。乃曰:‘身半以上,天之气也。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而为肿……名为普济消毒饮子。若大便秘者,加大黄共为细末,半用汤调,时时服之;半用蜜丸噙化。且施其方,全活甚众。”(此案详细病治分析,见本书正文专论)。泰和二年,是公元1202年,李东垣生于1180年,此时年方二十二岁。史书记载李东垣出身豪富之家,弱冠之年因母病,捐千金从易水张元素学医。李东垣自拜师至泰和二年,学医时间不过三四年,张元素名噪燕赵间,从学之徒众多,李东垣此时非此案之治,绝难成名。此案确为中医防疫史上的典型大案,普济消毒饮亦自此之后成为中医防疫名方,而普济消毒饮对李东垣的少年成名是具有衬托作用的。

(6)龚廷贤与二圣救苦丸

《万病回春·瘟疫》载:“万历丙戌春,余寓大梁。遇瘟疫大作,士民多毙。其症闾巷相染,甚至灭门。其症: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颈项赤肿、咽喉肿痛、昏愦等症。此乃冬应寒而反热,人受不正之气,至春发为瘟疫,至夏发为热病,名曰‘大头瘟’,大热之症也。余发一秘方,名‘二圣救苦丸’:用牙皂以开关窍而发其表,大黄以泻其火而通其里。一服即汗,一汗即愈,真仙方也。日夜塞户填门,应酬不暇,全活者不能胜数矣。但人禀之稍壮者,百发百中;其虚弱者,余先以人参败毒散,轻者即愈,如未愈,用牛蒡芩连汤可收全效”。“二圣救苦丸:锦纹大黄 四两 酒拌蒸晒 牙皂 二两 二味俱为末,水打稀糊为丸绿豆大。每服五七十丸,冷绿豆汤送下,以汗为度。”龚廷贤为明代名医,子承父业,更因此案防疫治疫之功而名闻朝野,被推荐为国家太医院吏目(业务院长)。按:此案与泰和二年案,可认为是同一病症。但病因、时令、地域及具体病理病机有所差异,龚氏及当时的医者都知道李东垣的“普济消毒饮”专治大头瘟,而诸医束手无效。李案之时之诸医,亦知用大黄清泻,同样无效。关键在于,病症虽同而病理病机不同,此为痰炎内蒸与外之疫气交结成毒,彼为外之热毒之气自上焦咽喉内迫,故两案一清泻透发痰火热毒、一清解疏散热毒之气,一里一表,皆为中医治疫之范例。

(7)季德胜蛇药、消瘰丸、金荞麦

《国医大师临床经验实录·国医大师朱良春》一书介绍:朱良春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开业的当地名医,解放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主动把他们的中医院奉献国家,改建为南通市中医院。做为中医院院长的朱良春发现了南通市的三位民间中医奇人:蛇伤医——季德胜,治瘰疬医——陈照,治肺痈医——成云龙。三人皆为无证无业的民间百姓,但都独有秘方,疗效奇佳。朱良春帮助季德胜成为中医院医师,同时其秘方由国家生产出“季德胜蛇药”;帮助陈照成为中医院医师,其秘方消瘰丸亦成有名验方;帮助成云龙成为中医院医师,其治肺痈之独门草药“铁脚将军草”即现代常用的金荞麦。三位草医都成为国家正式医师,并且被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可谓不仅医以药显,实际上是医由药存。

中医药学史上还有许多医以药显、医由药存的例子,中药的命名就反映了这方面的事实,如:徐长卿——名为徐长卿者常以此药治邪病,人们遂将此药名为徐长卿;使君子——汉代潘州郭使君疗小儿病多是独用此物,后世医家因号为使君子;以及杜仲、王孙、刘寄奴、都管草、吉利草、陈家白药、甘家白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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