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论坛

前  言——
写给为振兴中医而努力的人们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课题总报告之

    2005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司桑滨生司长找我,希望我能承担一项课题:“遵循自身发展规律,保持中医优势特色的政策研究”,并跟我谈了很久,谈了很多想法。我颇为感动:中医局真想要为中医做点事,看来中医振兴大有希望。也颇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不过是个门外汉。只有尽我一切能力完成任务了。

    接受这一课题,心里很矛盾。我知道,中医局在卫生部领导之下,处事颇有为难之处,我的报告也肯定会批评卫生部、中医局。说深了,接受不了;说浅了,又没有尽到软科学研究人员的责任。

    2007年1月拿出了报告。5月16日,中医局组织验收课题,指出三点不足:没有提到自身发展规律;个案说明不了问题;不像研究报告,倒像是杂文。因此,又进行了半年多的研究,补充了些内容,比如自身发展规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集团,学习运动等等。在原报告中我是说了些个案,但没有个案,哪来的统计规律?摘除张秋菊的大瘤子、给某人换脸,岂非都是个案,何以大加宣传?!至于不像研究报告,则非我能力所及了:一个学物理的,又没有学过如何撰写软科学研究报告,自以为没有从资料到资料,能到下面进行实地调查,能说几句真话、实话,已经尽力了,尽了一个炎黄子孙应尽之力了。

    我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多少中华文化底蕴,知识浅薄,文笔很差,词句罗嗦,前后重复。我想,领导看的不就是几句实话、真话吗,没有必要字斟句酌,也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

    我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就是不知道何时何地该说什么话。苏秦、张仪的本事学不了。魏征敢犯颜直谏却知道该怎么说的工夫也学不了。也许我恰恰如同马寅初先生一样,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了也许有点道理的话(我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和马老先生相提并论!)。结果对我如何倒无所谓,我深怕因我完成的中医局课题的报告而给中医局同志找麻烦——中医局怎么会是这种看法?!所以我一直希望中医局同志组织几个人给报告再提提意见,润润色,改得好一点,不致别人对中医局产生意见。中医局同志一直很忙,我心里也一直很不安。

    我这个人爱瞎琢磨。我是承担了中医局的课题,但研究报告代表我的观点,不代表中医局的观点;如果还有说对的地方,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了,皆大欢喜;如果有什么说得不对的地方,应该由我负责,中医局没有任何责任。这些年我一直承担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科技部给我拨款,检查我是否完成,从不对我的观点说三道四,换句话说,学术研究,文责自负,不代表科技部的观点。想通了这一点,我也就不再去麻烦中医局的同志了:充其量人家会说找贾谦做课题是中医局同志瞎了眼,还不至于把贾谦的错误观点加到中医局头上。

    2001年我即已退休。科技部办公厅梅永红主任在网上看到我一篇文章:我国中药出口占世界草药市场份额究竟有多少?梅主任找我谈了两个小时,问了我对中医的看法,最后让我继续申请课题,要我单位支持我,并在课题进行中不断予以指导。因此,我们课题组也成为六个“国家软科学研究基地”之一。这样,我前后又承担了几项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课题。我很荣幸遇到了这样一位关心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健康的领导。我没日没夜地工作,从来没有休息过节假日,每周工作总在70小时以上。一则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旧思想在我头脑里作怪,总怕为知己者丢脸;二则作为龙的传人对于复兴中华文化、振兴中医有一种使命感,这也许是我恬不知耻的“卖瓜”吧。

    就我所知,梅永红负责的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不仅支持中医战略研究课题,也支持大飞机、汽车等其他五项重大软科学研究,为大飞机、汽车、软件等领域的发展战略提出了积极建议。也许正由于此,梅永红调到政策体改司任司长。

    科技部徐冠华部长、程津培部长等部领导也非常支持我们课题工作。在SARS最紧张的时候,徐部长亲自接见我们请来的战斗在SARS一线的广州中医专家,将中医治疗艾滋病的调研报告呈送吴仪副总理;程部长每年都在两会上提出有关中医的提案。正由于科技部各级领导对课题组的支持,课题组才做了一些工作;也正由于科技部各级领导对中医课题的支持,有专家才一再说:过去科技部是外国科学技术部,搞的都是外国科学技术,现在才是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部。

    后来,有老板好心地劝我:第一不要骂政府,第二不要骂西医。中科院一位所长也一再说:贾谦他们课题组“是科技部豢养的”,方向是错误的,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把外国人研究中药的先进工作翻译过来,供领导决策参考(鄙人孤陋寡闻,还不知道外国有先进的中医药研究。却隐隐感到这与余云岫、张功耀否定中医,与何祚庥老先生全盘否定中华文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既然是科技部豢养的,也就是政府豢养的,狗是不咬主人的,我们怎么会骂政府呢?!我们只是批评有的部门里的有的同志民族自信心不足,以至于总是用洋人的标准衡量中医药。我们也不骂西医,我们说西医的方法论有缺陷,西医把人当作“物”,从不把人当“人”看;我们百年来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失误,怎么能责怪受到这一教育的西医同胞呢?!

    有人说:你们课题组这几年做得不错,人民会记得你们的,这是贵单位对国家最大的贡献,这项工作会成为贵单位的保留节目。但是,他们想错了。首先,离了谁,地球照样转;不演这一出戏,照样过日子。其次,多年来,我说得太多了,惹人讨厌;2002年我的《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反思》就一直使若干同志耿耿于怀。2006年下半年,老板不让我再以课题组长名义申请课题了;翌年2月,制定了新规定:退休人员一律不再返聘。“这不是针对你定的,就是所长退休了也不再返聘。”“你这么大岁数,出差死了,你家属找我们怎么办?”新规定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真如醍醐灌顶,似梦方醒。

    所以,本报告有可能是我的封笔“研究报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金盆洗手”,不再关心中医药战略研究。如上所述,我是恬不知耻地有一种使命感。“文死谏,武死战”。我既不会停笔,也不会闭上嘴巴。我会继续为中医呼吁,为中华文化呐喊。

    这么多年的实地调研,使我看到:中医具有无比的优势,民间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

    非典期间,我们到广州调研,看到以邓铁涛、刘仕昌两位老教授为首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二附院的中医们治疗非典效果极好,远优于西医效果,一附院甚至创造了“零死亡、零转院、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奇迹。非广州中医带头,我国非典平均死亡率起码要翻番,精神与经济损失会更大。很遗憾,迄今没有人认真总结过中医治疗非典的经验,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提高,却有人轻而易举地将中医治疗非典的荣誉送给了“中西医结合”,显示出一副“科奴”的形象。

    2003年起,我们先后去艾滋病村20多次,看到14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注艾滋病时就主动到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他们这种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我自愧不如。我亲眼看到他们治疗的患者“能吃能睡能劳动”,有的患者甚至HIV抗体转阴(这是全世界现代医学没有做到过的)。然而,我们的管理人员、我们的学术权威,无论是中医的还是西医的,没有人去调查过,核实过。是他们的命比中央首长更值钱,还是觉得中医不屑一顾,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我们从调研中得到一个结论:不要管什么CD4的大小,HIV载量的多少,中医的疗效标准就是:“患者能吃能睡能劳动,上养老下养小,不要国家照顾。”对民间中医主动上前线治疗艾滋病的事,没有人肯定过,更没有人想着支持他们一下,却有人“关心”他们有没有行医资格,他们的药有没有批号!令我痛心的是:一群农民拿着锄头打死了一伙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不仅不算抗日,不仅没有功劳,而且有罪!因为他们没有念过黄埔,用的锄头又不是兵工厂生产的正规武器。这不知从哪个国家引进的现代化先进思想?!

    我也看到民间中医可以使吸毒者在33个小时戒除心瘾15天轻轻松松恢复到吸毒前的健康水平,血检尿检都检不出吗啡了这是世界级的成果,原本可以与中医治疗艾滋病一样为国争光。很遗憾,我们的科研机制无法支持民间中医,我们的权威更怕因此否定了自己几十年无果的研究,千方百计阻挠。不禁想起烧死布鲁诺的故事。那些下令烧死布鲁诺的神甫为人谦虚,和蔼可亲,无人说他们不好,特别是曾受他们“洗礼”的人;但他们明知地球绕着太阳转,绝不能承认,那就否定了自己。由此看来,我们的院士制度是否早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呢?长此以往,我国会不会形成一大批摧残新生事物、扼杀民间科技创造力的学阀、学霸呢?须知:群众,只有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话不是我说的,老人家说的。真正的、重大的发明创造源自民间。中医振兴的希望也在民间。

    我很希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同志,特别是新上任的王国强部长,直接过问这两项为国争光、为中医争气的成果。希望中医局安排两个平台,验证这两项成果。千万不要想着让下面某家医院接受14路民间中医及其成果、共同申报课题加以验证。因为我们的医师法和药品法阻碍了这一常规程序。不会有哪家医院敢于、愿意以及会这么做。要突破框框,创造政策,引领政策。因循守旧,历史何以进步。特殊时期就得有点特殊办法,非得出个李云龙,否则,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国家局。

    无数先烈为抗日为解放事业献身的时候,他们想过如何当官、赚钱、提职称吗?今天会不会有更多的人为振兴中医、复兴中华文化而献身?中华文化是先进的文化,其力量远大于现代科技;他将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而不是掠夺自然;他将使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我们课题组成立于1992年,老组长徐绍颖教授领导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把我也领入了中医战略研究领域,教给我如何进行软科学研究,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我还有另一位老师:某权威课题组。他们研究“中医在国际上的定位”,结论是:中医永远是辅助医学,永远进不了主流医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我的教育更大。这使我想起列宁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此以后,我始终不敢忘记我们5000年辉煌的文化历史,这也成为我从事研究的立脚点。

    近百年来,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打了三次大战,两胜一负。抗美援朝我们胜了;越南战争,美国又成我们手下败将;然而,面对美国的文化侵略,我们败了,特别是败在了洛克菲勒医药集团手下。我们能甘心吗?!我们呼吁,是个中国人,就要起来雪耻!

    抗日战争造就了狼牙山五壮士,出现了《义勇军进行曲》,抗美援朝出现了黄继光,唱出了“雄纠纠,气昂昂……”只有在50年代才能创作出《让我们荡起双桨》。后来,“歌舞升平”,路透社美女遍及影屏,“耗子爱大米”响彻云霄,不少子弟心甘情愿地跑到美国充当人质,或尽情享受着杜勒斯寄望于中国第三代享受的美式生活。“和亲”换来了和平,更换来了欧洲文化,唯独忘记了、鄙视了、诅咒了、抛弃了祖先留下的文化。

    “和”是中华文化的根本。和谐社会的建立会使我们的官员关心国家利益胜过关心乌纱,会使我们的学者关心人民疾苦胜过关心学术地位。我们一定会听到振聋发聩的振兴中医、复兴中华文化的歌声!这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报告也许没有完全写出我的观点和想法,写出的言词也不一定能准确表达我的意思,也许还有不少错误。我们曾经说过,亡国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灭亡。亡国当然可怕,谁都不愿意当亡国奴;然而,文化灭亡更可怕。我们也说过,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汉奸。百年来,美国对中国就做了两件事:文化渗透和培养汉奸。因为他们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所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十条诫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人身上。抗日时期,领着日本鬼子去杀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老百姓的是汉奸;今天,为了个人私利、为了利益集团私利,把市场拱手送给洋人的,替洋人消灭中华文化或告诉洋人从哪些方面消灭中华文化的,虽然不能说就是汉奸,实际上,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汉奸的作用。好在本报告中没有这方面内容,里面有再大的错误也不存在敌我问题。这是我唯一自慰之处。

    我感谢支持过我的一切领导、同事和朋友。过去已经多次感谢过。在此,要特别感谢SARS期间敢冒风险为我们提供会场、共同召开了“中医药成功治疗非典学术交流会”的北京藏医院黄福开院长及其同事们。按照20034月中下旬时的规定,不许集会,否则,若有人感染非典,组织者和会场提供者吃不了兜着走。黄院长他们不仅敢于提供会场,而且积极参与会议组织以及随后几次抗非典会议的筹划,对于用中医药、藏医药治疗非典抱有十足的信心。今天,中国就缺少这样为人民利益敢于负责敢于出头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几句话算是前言。我也不必推敲,反正没有人看前言。

                                              贾 

                                           200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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