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论坛

遵循自身规律 保持中医特色
才能弘扬中医优势


贾谦 杜艳艳 周立华 欧阳卫权 李仲良 张晓彤 张建芳

中医药学是中国第一大发明,其意义远大于我国指南针、纸、印刷术和火药等四大发明。

    中医药学是中国的原创性医学,与中华民族历史一样悠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医药学是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可以应对各种疾病,包括现代医学认为是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等。

    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是平起平坐、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类两大医疗保健体系。

    与发展仅二百年的现代医学及其所出现的诸多弊病相比,中医药学有极大的优势;中医药学是防病的健康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我们不可能学习西方的医疗保健模式。美国总统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2005年在中国明确指出,医疗保健费用飞速上涨,会导致美国财政崩溃。

    作为华夏子孙,作为龙的传人,首先要尊重我们的历史,要对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中医药学拥有自信心,

    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自主发展中医药学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更是中医药主管部门的责任。

    我们要告诉世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健康医学,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活法。

    然而,中华先哲们所创立的本真中医药学,在今天的学术界几乎消亡殆尽;中医的特色与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

    要振兴中医,发挥中医优势,就要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保持中医特色。为此,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法规?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中西医药学及其方法论比较

中、西医药学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现在包括卫生界大人物在内的不少人对中医药学习不够、误解颇多。所以,在着重阐述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中医以及中、西医药学的差异。

(一)什么是中医

什么是中医?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科学完整的定义。下面只是想谈谈我们一点想法

    今之“中医”称谓,始于清末民初。其时,将外来的教育称为西学,将自己的则称为国学;将外来的医学称为西医,将自己的医学称为国医,后来亦称中医。迄今,中医、国医二词通用;在教科书中多用中医一词,中医院校开设的门诊则多称“国医堂”。所以,“中医”可以说是“中国医学”、“中华医学”的简称,是与从国外引进的西医即“现代医学”相对的一种医学。故《现代汉语词典》对“中医”的解释是:“中国固有的医学”。

    中医药学是自从有了中国就存在的医学,也就是有了中华文明就存在的医学。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7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7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繁衍壮大,中医药学起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哲学”(国人称为“义理学”)著作《中庸》指导下的医药活动为中医。《中庸》首章有文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就中医的中和本质而言的。西方医学是对抗医学,借用药物消灭细菌、病毒,替代人体的某些功能,或借用手术等手段摘除或替换某些组织、器官。中医则不然,认为人体五脏自身以及人与自然、与社会都应该和谐,太过与不及皆为病;“不偏为中,不变为庸”,“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故中医通过医师的“辨证论治”,药物的“补偏救弊”,重新恢复到“无太过、无不及”的原本的中和运行状态。

    《黄帝内经》是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的法则揭示了人体气血运行规律;描述了在气的作用下人体生、长、壮、老、已的过程;并以此指导中医的诊断、治疗、用药,包括养生,以扶正祛邪、调整气血、疏通经脉、不治已病治未病等,把健康和长寿带给亿万人民。

    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其含义不是五种元素,而是对运动形式、相互关系的概括和描述,并以之指导医疗保健的实践。把五行理解成五种元素,实在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我们认为,所谓中医药学是:根据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五运六气学说,按照阴阳五行所揭示的生命运动的规律,以经络学说、脏腑学说为基础,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诊断,借用简便易行的方法和自然界万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偏性,使之恢复到和谐平衡状态,从而保障人们健康的医学。

(二)中、西医学比较

1. 中医把人看做人,西医把人看作“物”

 中医与西医是哲学思想、基础理论和医疗方法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

    中医是以综合演绎为主的东方科学,是在长期的大量的医疗实践中,总结推演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医学,是只针对活人的医学,因而对于生命运动有着深刻的认识;西医则是以还原分析为主的西方科学,是以动物和死人解剖为基础的实验医学,因而对于异常复杂、联系广泛而又处于不断变化的生命的认识,往往陷入机械论的泥坑。

    17世纪中期,法国医生拉美特利出版了《人是机器》一书。他说:人是一架机器!是一架会自动运行的机器!他认为:心是血泵,肺是风箱,胃是研磨机,四肢是杠杆,而饮食则是为了补充燃料。

    这种医学模式,用机器的原理来解释人的生理结构和病理机制,它将人体分成许多独立的“零件”来研究,认为所谓的疾病,只不过是人体这架机器的零部件产生了故障的结果,而医生则是修理匠,其任务就是修理机器。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西医注重的是局部而不是整体,是结构而不是功能,是物质而不是精神,是各个零部件的作用而不是其间的联系。

2. 中西医方法论迥异

西方医学以还原论看待人体和生命,认为人由内脏和皮毛筋骨组成,再往下分,则由细胞组成,细胞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基因组成。所以西医以为人体所有脏器几乎都可以分割或置换,换肝、换肾、换心脏,用各种仪器设备一直检查到基因。有人说西医也有整体论,比如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系统生物学等。但西医这种整体论是堆砌式、结构式、组成式的整体论。试想,谁是一个妈生养四肢,另一个妈生养脑袋,日后再组装起来的?

    从研究方法论上说,中医是整体论,且是生成式整体论,认为天地之气是化育人的本原,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产物,因而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日月运行、四时变化、环境差异,皆影响人,而且人之五脏六腑亦是一个整体,相互密切联系而不能分割,故中医讲究“因时、因地、因人”辨证论治;越是高明的中医,考虑的因素越多、越全面。

    中医药学的脏腑、经络,与解剖的概念完全不同。解剖至今无法发现经络,因为经络现象只存在于活人身上,人死后四小时经络现象就消失了。人们习惯于用解剖学说来理解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是完全错误的。

    中医讲唯物论,也讲辩证法,既强调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即七情六欲的作用。以SARS为例,西医用抗生素去杀灭冠状病毒,不行就用激素,结果不仅至今没能杀灭病毒,而且用激素无区别、无条件地调动体内抗病机能,造成严重的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中医则不管什么病毒不病毒,认为是天地运化对人产生的影响。顾植山教授说:“庚辰年(2001)刚柔失守产生的‘燥’和‘热’是伏气;癸未年(2003)的‘寒’和‘湿’则是时气,由疫毒时气引动伏气,燥、热郁于内,寒、湿淫于外”,导致SARS(顾植山:疫病钩沉----从运气学说论疫病的发生规律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10.)。中医有针对性地用药性之偏改变人体燥热的内环境,不仅成功地防治了人们谈虎色变的SARS,而且没有任何后遗症。事实证明,中医的推断是正确的,一到小满,进入三之气,客气转为厥阴风木,风能克湿,大自然改变了人体的内环境,SARS就过去了。至今恐怕也无人能证明,是什么灵丹妙药把地球上的SARS病毒都杀光了吧?

    中医理论的特色就是化繁为简,以简驭繁,以看似简单的阴阳五行等理论,破解驾驭复杂的生命现象举例来说,中医只需望闻问切,即可判断病情,依据的是患者和医生的感觉,看似模糊,实则往往比检查化验灵敏、准确、全面。西医似乎在微观上精确于中医,但往往出现以偏概全、以假象当本质、以瞬时作常态的误诊。就像老农挑西瓜,一看一拍就可判断瓜的生熟酸甜,而不必切开测量糖份。

3. 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医德

中医是中华“和”文化的产物,所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篇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其有患疮痘、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这就是中医的医德!正由于此,在国家尚未顾及到艾滋病时,14路民间中医主动到艾滋病村自己掏钱,免费为患者治病。

    也正由于此,中医一直讲“穷人看病,富人掏钱”,掏不起钱我也照样为你看病,富人看病就得多掏一点了。也许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杀富济贫。迄今农村许多中医依然如此。如山西运城铁氏父子为人看病从不收费,病人愿意给就给点,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又如运城崔扣狮、冯斌等等对没有钱的穷人同样诊治。河南邓州振宇肿瘤医院马宇振院长不仅医术高,且屡屡对实在困难者减免费用。

    西医源于西方的竞争文化,强调的是利益和金钱。没有钱,就别想进医院。没有钱,对不起,宁可看着你死去也不给治,报载已不乏其例。钱用完了,对不起,出院!产妇生孩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今天十分之一以上的产妇都在医生“建议”下破腹产。这并非今日之妇女生殖功能下降,亦非真正之难产,而是医院看到了这是赚钱的买卖。除了看到“钱”之外,已经不见人味了。这,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吧,可总感到似乎与中华文化不相称,恐怕不是中医做事的习惯。美国明道学院院长张绪通先生是中、西医大家,在美国宣传中医50多年;他为我们的《中医战略》写的序中说:“曼博士说:医院是合法的伤人或杀人的场所。和一般屠宰场不同的地方是:被伤害的人必须倾家荡产,付出极昂贵的价钱,去被他们宰杀。如果你是穷人,付不起医药费,即使磕破头求他们,他们也不屑浪费宝贵时间来宰杀你,除非他们看中了你的脏器。”

    这就是不同文化产生的不同的医德。

4. 卫生经济学差异极大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已经承受不起指数般上升的医疗费用的飞涨。美国总统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2005年12月在中国讲:美国医疗费用上涨会使美国财政崩溃。我们在过去的报告中一再说,仅从医疗费用高而言,中国也不可能走西方的医疗保健模式。现代医学的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价格越来越高,结果呢?除了标榜先进和加重患者负担之外,对于诊断和疗效并没有什么看得出的补益。以癌症为例,用什么仪器诊断,不还是手术、化疗、放疗吗?就连美国人都意识到90%的手术是不必要的。一个癌症,在我国,西医至少30万,中医不过一两万,多者两三万。白血病要换骨髓,几十万,患者还不一定能下手术台,多少患者因此而人财两空;邓州马宇振大夫治疗白血病疗效甚好,我们专门去考察过,抬着进去,走着出去,费用不过三两万。其他各种西医所谓的疾病,就我们粗略调研,中西医费用也大约相差10倍。就一个感冒而言,西医检查、吊针,少说几百,多者数千。中医看感冒,多则几十少则几元。

    医疗不是公益事业,而是福利事业。只要解放中医,充分发挥中医作用,我们仍可以像70年代那样,以世界最低的医疗费用解决13亿人的健康问题。

5. 中药是万岁药,西药是短命药

张绪通先生为《中医战略》写的序七中说:“一个药品的开发……费时十数年。显示得这个药品,似乎是经过千锤百炼,对治疗疾病必然是百发百中的,称之为‘科学的成品’。可是等到新药面世之后,不到几个月,就出现各式各样的毛病,不但治不了病,它的副作用简直赫人听闻。勉强撑不到几年,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圣品,就被淘汰了。”

    1835年西药进入中国以来,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上使用,其他6000多种都淘汰了,这6000多种都经过了现代科学的检验、双盲试验,还是被淘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药是短命药,西药的审评标准就是对西药来说也并不一定可靠。中药应用了几千年,除了被国家药监局错误淘汰的关木通之外,再没有一种因毒副作用或因导致耐药性而被淘汰。中药是万岁药!

    需要比较的东西很多,以上只是略举一二,说明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


二、中医是国宝,是成熟的理论医学

上面对中西医药学进行了简单比较,由之可以看出,中医是国宝,是成熟的理论医学,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对待中医应该像儿子对待母亲一样,否则,当属不肖子孙之列。

(一)中医是国宝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我国古籍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医籍,且,中医是中国哲学、人文科学、社会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化学等各学科之集大成者,是在整体论思想指导下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的统一体,或说是东方科学的代表。因此,中医药学的振兴必将带动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文化复兴的意义将远大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众所周知,西方科学技术以分析还原为方法论,认为世界无限可分。虽然西方科学技术创造了现代文明,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西方科学是建立在“竞争”、“掠夺”文化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征服自然”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大量农药、化肥的使用,过度的矿产开发等,严重地污染了环境,掠夺、破坏了资源,招致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已是屡见不鲜。因此,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的现代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中华文化是“和”文化,讲人与人和谐相处,民族与民族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尤其是对于人体,非常讲究“阴气平和,阳气密固”,保养正气以滋润性命,顺应四时而养生。因此,中医的物质、人文世界观必将指导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引领人类社会进步,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文化复兴的世纪。中医药学是中国的原创性医学,与中华民族历史一样悠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降的2000多年中,中国发生321次瘟疫,正是中医药的防治,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所以,中国从未出现过像欧洲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悲剧。

    在我国各行各业中,最有优势、最有实力、最有底气、最有后劲,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唯有中医药。而且中医药的养生保健、简便廉验和人性化服务等代表了未来的医学发展方向。中医药将来能够解决世界人民的健康长寿、无疾而终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研,几乎没有多少西医能治而中医治不了的病;反倒是许多中医能治的病如多因素疾病、病毒性疾病等等,西医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很多被西医判了死刑的患者,经过中医的治疗,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有人说,西医手术比中医强。的确如此。但是,一则西方已经认识到90%的手术是不必要的,二则中医手术在东汉时水平就已很高,那时就用“麻沸散”进行手术麻醉,只是因为手术过于残忍、大伤元气而且很多病症施以药物和运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解决问题,因而抛弃了发展手术。

    因此,中医药学是我们的国宝,这一点勿庸置疑。

二)中医是完整的、系统的、成熟的理论医学

一些西医以及近百年来我国的不少科学文化“精英”一再强调:中医是经验医学,不科学。我们经过调查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此正好相反:中医是理论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

    什么叫理论医学,就是用其理论可以解决各种临床问题,可以解决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可用以回答“新出现的疾病”之原因,亦即其理论可以预防治疗各种疾病,可以使人健康长寿,这种医学就是理论医学。什么是经验医学?在用实验方法取得经验之前,对所遇到的疾病无法解决,只有在取得了治疗这种病的经验,找到了有效治疗方法之后,才敢用于临床;凭经验进行治疗就是经验医学。许多国家的传统医学是经验医学,包括我们的一些民间草医草药也是凭经验用药。这里要说明的是,验医学也是医学,也有用。我们并不因其他医学属于或基本属于经验医学而鄙视、排挤他们。但是,中医不属于经验医学!而近现代一些科学文化“精英”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则是想要说明中医“不科学”!

    中医是理论医学也体现在:她运用阴阳五行的准确含义完全能够解释中医的各科学说,能够说清楚中医脏腑、经络、气血等理论是怎样建立来的,说清楚中医的治疗原则,说清楚病人发病及其痊愈的原因随时可用以指导临床。

    按照中医理论,几千年来解决了中华民族遇到的各种疾病,包括近几十年来遇到的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或没有很好疗效的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戒毒等等。既然按照中医理论能够应对各种疾病,不必先要经过种种实验以取得经验才能找到有效治疗方法,为什么有人硬要把中医说成是经验医学呢?!

    而且,中医是成熟、系统、完整的理论医学。首先,历史悠久,中医有5000年历史,西医只有二三百年历史,说它是个孩子是抬举它;其次,5000年的发展使其能够轻松应对新出现的SARS、艾滋病等,而且效果极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其理论体系非常系统、完整,可随时用以指导临床治疗各种疾病。

    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理论家波科特先生于200511月应我们邀请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作报告,他强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只有我们自己人反倒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

    中医不是经验医学,而是理论医学,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反之,现代医学是经验医学;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现代医学之意,而是由于现代医学源于实验:化学家或曰药物学家是盲目地也只能盲目地从诸多化合物中筛选药物,哪些化合物有毒,哪些没毒,哪些有效,哪些没有效,是不清楚的,必须进行实验。没有在白鼠身上实验以取得经验之前,不敢在志愿者身上试验;没有在志愿者身上取得经验之前,不敢用于临床。现代医学没有哪个理论使得它可以立即应对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戒毒等,因为它对这些病没有经验。所以SARS出现之后,现代医学束手无策,所采用的药物连当时的西医大家都认为没有用处;某院士于2003年底在研讨会上也说:得了SARS,不进行任何治疗,93的患者会自愈。换句话说,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死亡率超过7的那些患者都是冤死的。迄今现代医学对SARS的经验恐怕还停留在用抗生素和激素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上,而对有效的途径仍未有经验。也正由于此,现代医学对戒毒只能以小毒(美沙酮)代大毒(吗啡等);某大学从美国请回戒毒专家,年薪200万人民币,每月还有上万美元的生活补助,也没有解决戒毒去心瘾的问题。中医能解决吸毒者心瘾问题(98%的戒毒者不会再复吸),可惜的是有关专家和领导不信中医有此能力,他们只信洋人的东西;而且,利益集团找出种种理由不让这些中药进入临床,总怕分了他们一杯羹,消灭了他们的“回头客”。

    在此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一些科学文化“精英”把中医说成是“经验医学”,是因为不肯认可中医有“科学”的依据!现代医学倒是“有”科学依据,却无法摆脱经验医学的束缚,这些“精英”却把西医标榜为“理论医学”,实在是长文化帝国主义志气,灭中华文化威风!

    在此需要再强调说明一下:经验医学也是医学,而且有用。抗生素解决了许多细菌性感染就是典型例子,联体婴儿就得要用手术解决。不能因为西医是经验医学就可以加以歧视。我们从不反对、排斥西医,历来主张中西医并重;我们坚决反对的是:不问青红皂白,见洋人的东西就奉若神明,对自己的东西就千方百计践踏、摧残。

(三)对待中医应该像儿子对待母亲一样

百十年来,不少人总是说中医不科学,北洋政府于1912年公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没有中医药教育方面的规定,即“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引发了中医近代史上首次抗争请愿活动1929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炮制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于中医界的抗争,南京政府不得不将此案搁置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人说中医是封建医,应该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被打倒;今天,又有人捡起余云岫的衣钵,叫喊要在五年内消灭中医,而且组织网上签名。遗憾的是,叫唤时间不短了,签名的寥寥无几,网上反驳者倒是不计其数,且言词激烈,甚至有人指责其为汉奸。看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自己的祖宗,相信自己祖宗留下的传家宝。

    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20多年前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河南中医药学院刘副院长告诉我,他是学西医的,欧洲一位西医大家对他说:你们中国人对待中医,应该像儿子对待母亲一样

    历史与现时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一百年来文化科学精英对中医科学性的困惑一直很难解惑,不能不说是文化帝国主义“不战而屈中华民族之兵”的阴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逞!我们切不可简单地采取谩骂与斥责的方法来进行无效回应,而应该充分展示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辉煌成果与中医药学科学性原理,让这些精英在读懂这类知识的基础上,心服口服地承认中医科学性。让中医药在今天的中国受到虔诚的对待!


三、中医五大自身发展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是用西医药的管理方式管理中医药;用西医药的标准衡量中医药;用西医药的统计方法统计中医药。上面已经说过,中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疗保健体系;按西医模式管理中医的做法使中医的发展违背了自身发展规律。

    中医有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以及西医学的自身发展规律,违背这些规律,会使中医彻底消亡,我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遵循这些规律,就可振兴中医,解决13亿人的健康问题,乃至于造福世界人民。

    中医到底有哪些发展规律呢?

(一)中医与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中医药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中医将之发展得淋漓尽致。中医的核心思想是阴阳五行,中医古籍莫不贯穿这一思想。

    没有中华文化底蕴,就无法理解阴阳五行,就不可能学好中医。有人认为中医理论太玄,是古代的东西,因而是落后的、不科学的东西。其实,是他自己不能或不愿意搞懂;这种人也听不懂相对论,但却不敢说相对论不科学,因为那是洋人的东西。我们虽然可以把中医经典翻译成白话文,让中国人好理解,让外国人能看懂。但翻译中很难把原意译准、译全,而且韵味全失。把唐诗宋词都翻译成白话文让学生学,还有什么意义?

    西医源于西方近三二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采用逻辑分析思维;中医不然,用的是形象演绎思维。二者没有共同语言。百年来,总有人要用西医思想解释中医,解释不通就说中医不科学;这就如同用芭蕾舞改造京剧、用足球规则裁判篮球比赛一样可笑。离开了中华文化、离开了阴阳五行,不仅学不好中医,解释不了中医,也永远理解不了中医。

    过去要参加科举,必须熟读四书五经;读通四书五经,就可做官,就可管理国家,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医药学实际也是一门宏观的管理科学,与管理国家道理相通。十个秀才九个医,读通了四书五经等很容易成为医家,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张仲景是汉代长沙太守,常常在大堂之上为人诊病,始有“坐堂医”之说。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宋代文学家苏轼、科学家沈括,明代文学家高濂等皆是中医大家。刘禹锡重视疾病预防,并留有论述医药养生的专著《传信方》两卷;而后人根据苏轼和沈括的几部医药养生论著编写的《苏沈良方》,成为流传至今的医学和养生名著。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是大医家。故熟读经典,“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据说,西方文字30年一变,中国白话文50年一变:鲁迅先生当年写的白话文,今天读起来已十分生涩。南怀谨先生在其《论语别裁》中说,文言文是个好东西,这种书面语不随时间变化,只要学上两年,就可读可写,就可以读懂两千年前的著作,其著作也会流传千年而仍能让人读懂。遗憾的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灭了文言文。今天的学生,哪怕是博士,有几个人会文言文,有几个人会吟诗作赋?扔掉了自己的文化,反说中医难学、中医不科学,真令人齿冷,令人悲哀!

    可以说,中华文化是皮,中医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今之中医教育,从深受西方文化教育和现代科技与逻辑思维熏陶的理科生中招收学生,进校后,又拼命灌输西医基础和外语,根本没有中华文化之底蕴,学生焉能学好中医?有些“精英”鼓吹只有院校教育是先进的、科学的,考执业医师必得有院校文凭,这不能不说是在有意无意地消灭我们的中华文化、消灭中医。

    要培养真正的中医,最好从初中甚至从小学毕业开始培养。先行中华文化教育,继之以背诵中医经典,跟师临床,三五年即可培养出一个能临床的好中医。山东中医药大学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表率,招收了少年班。

    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她能同化一切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今天,但凡现代科技对中医有用者,中医自然会吸纳,不必高喊中医要“与时俱进”、“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西医用的仪器设备,我们当然可以用,那并非西医的专利。然而,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的用处?例如,CT、核磁共振可以确定肿瘤位置、大小,但中医治疗时却“见瘤不治瘤”,凭望闻问切进行全身调理,辨证论治。仪器确诊肿瘤,只起患者了解的作用,对中医的诊断、治疗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可以说,中医与现代科技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必要如此“延伸”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诸种感官。

    这就是中医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二)中医是临床医学,实验室研究不出中医药理论

中医的理论是从临床中总结升华出来的,不是从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医圣张仲景的巨著是他与伤寒斗争的结晶。因温病,10年中张仲景族人死亡三分之二,他作为长沙太守,不断临床,奋而研究,遂成医圣。明末清初,瘟疫流行,吴鞠通、叶天士整天救治病人,在仲景基础上发展了温病治疗,其后才由其弟子们总结出《温病条辨》,提出卫气营血辨证等等。

    SARS、艾滋病、“禽流感”是病毒性传染病,是瘟疫,迄今西医也没有拿出好的对策;然而,SARS流行,有关部门崇洋媚外,只许西医进行治疗,不许中医介入。如果真是执行宪法规定的中西医并重,一开始就组织中医参与治疗,不仅可以更快地解除患者痛苦,挽救更多的生命,而且中医理论可能又有创新,总结出新的辨证论治方法了。不让中医临床,不仅是对中医的无知,也无异于扼杀中医!

    中医理论没有一个是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但今天我们的研究却要求搞这个动物模型那个动物模型,提出这样的假说那样的假说,进行这种实验那种实验,非要找到什么有效成分予以分离提取,等等,实在是东施效颦。某中医大学在《中医药现代化》杂志上发表那么多论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对中医中药发展、对中医临床没有任何意义的实验室“成果”: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耽误了研究生的青春,将中医发展引入歧途

    不了解中医的发展规律、跟在西医后面爬行,其结果必将导致中医西医化而后彻底消亡。

(三)中医属于意会知识范畴,适于师徒传承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创造了“个人知识”一词,从而使知识不再被看作具有与个人无关的、普遍公认的客观的性质。因为“个人知识”是通过识知者对被知事物的能动领会实现的,而领会过程需要理解行为主体的个人参与。对中医药学来说,其本身就是难以被西方学术言传的“个人知识”。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博士后张超中的出站报告《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研究》指出:“按照波兰尼关于知识的理论,医药知识在性质上属于意会知识,这种知识比一般作为客观知识的科学知识更具有实在性且居于主导地位,克服了后者源于方法论的知识缺陷,因而具有开拓个性化科学境界的理论功能和实践方法,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建设性因素。”该文又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推进传统医学发展,其根本原因来自于对传统医学的怀疑,缺乏对意会知识创新发展规律的认识。就我国来说,实现中医药理论的当代创新必须打破客观知识的束缚,建立以意会知识为导向的创新机制。”

    意会知识的获得是一个领悟过程:把不连贯的局部理解为完整的整体。这种认识方式不同于我国当前通行的“言传式”的方式。最能够代表中医药学知识之意会性质的概念当属“神”,即精神。对“精神”的知识只能来源于人的感受和体验。“言传”难以描述。

    从这种意义上说,具有意会知识属性的中医药学更适合于手把手的言传身教,师徒传承,使之领悟。院校教育肯定是有用的,但决非是唯一的,更不一定是最先进最科学的。因此,考执业中医师必须要大学文凭,是不了解中医药学属意会知识范畴,硬要用客观知识去要求。

    所以,中医的培养必须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而中医执业医师的认定应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来管。

(四)个性化治疗使中医适宜于诊所形式

西医是群体性治疗,只要是这种病,就用这种药。然而,要弄清患者得的是什么病,西医只能采用排他式诊断方法。比如一个患者头晕目眩,半侧有点麻木,医生把各种可能性一一排除,最后确定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甚至一个普通的感冒,也要进行几种检查,仅一两个大夫也难以确定。所以,西医必须办医院,设立各种科室,购买各种设备,医院越大越好,设备越多越高级越先进越好——西医认门

    中医则不同。中医是个性化治疗,其诊断只需望闻问切,无需其他仪器设备进行检查。所以一个中医即可开设一个诊所,甚至药品也完全可以做到前店后场,自行生产: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几千年来,中医看病没有病床,都是家庭病床,大夫到患者家中诊治,就是太医院给嫔妃看病也不例外。中医只分内外妇儿,每个中医都是全科医生,一个中医就是一所医院。民国初年,我国80万中医基本上都分布在农村。一个好的中医,一个诊所,惠及方圆几十里的民众。

    山西运城市中医肿瘤医院只是一个民办的小型医院,院长崔扣狮没有学历,但师从多位名医,是一个没有受到西医污染的纯正中医;近四十年来,他接治过15例各类患者,其中,经CTB超、核磁共振检查确诊的癌症患者5万例。2002826日,一个一岁多的小患者,腹腔肿瘤拳头大,到西安求医,先要求交6万元手术费,未敢做,到崔扣狮医院,仅外敷膏药,花了500元,治愈,迄今小孩7岁,再无复发。2007年7月在他医院见到一个三四岁男孩,患髓母细胞瘤,双眼突出如蛙;曾到天津治疗,要先交30万,且被告知,可能人财两空;到崔扣狮医院,仅用膏药,花费2000元治愈。虽然他的医院在偏僻的小山村,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

    中医诊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并非千人一方。深圳黄炳华大夫自学中医,一个诊所,三两个医生,没有任何“先进”的仪器设备,却什么病都看。因为他疗效好,费用少,远近闻名,许多患者跑百十里地前往就诊。一个小小诊所,他每天要看四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他辨证论治一个阑尾炎,不过百十元花费,效果很好;而西医看阑尾炎,需三两千元,动辄手术,患者还得受罪。

    所以,中医适宜于设立门诊或诊所而不一定要建成大医院。换句话说,中医,也只有中医,才能在农村和城镇社区广泛设立诊所,方便居民看病,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西医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每个村、每个社区的西医诊所不可能备齐各种设备仪器,即使备齐了,三两个西医也不可能都会使用那些仪器设备。

    今天之中医医院,乃是仿照西医医院的做法。按照《医院管理条例》,要有多少病床、多少设备,才算是几级几等医院,更在院内设立各种科室,与西医医院几无二致。这是抛弃了自己的发展规律,扔掉了自己的特色,照猫画虎,最终导致中医优势的丢失,中医的消亡。

    我们在2005年的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中医适合办诊所:“再过一段时间,我国足够强大了,中医药在国内也确立了自己的战略地位,成为国人健康保障的主要体系,世界各国会到我国取中医药的真经的。届时,我国将会在各国建立中医药连锁店,每个店有医有药,不仅给患者诊病给药,不仅施以各种非药物疗法,更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教给“患者”如何自行养生保健、如何运动,那将不再是简单的治疗,而是新型的医学模式,不仅使人人享有健康,而且不会增加医疗保健费用。这还需要一大段时间。在中医药国际化之前,哪家公司会率先在国内做这项工作,必将功德无量,我们拭目以待。

(五)中医中药不分家

众所周知,西药是化学家的实验室产物,西医不懂药,只会按照化学家或药厂研究人员的指令使用这些药品,用美国西医大家曼戴尔松博士的话说,西医不过是药厂的次级推销员而已,必须按照说明书用药,不敢有任何创新(《中医战略》序七,古籍出版社,2007.1.)。所以,对西医而言,医、药是两张皮,贴不到一块。

    自古以来,中医中药是一体,从不分家。一提中医,就包括中药以及中医的各种非药物疗法。一个中医,要懂中医理论,要懂药性,会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也要会针灸、按摩、拔罐等,还要会认药、会采药、会炮制、会自制丸散膏丹。他们认药凭眼观、鼻闻、手摸,似乎不科学、不先进,其准确性却并不亚于现代仪器,十分有效而且简单方便,为当代仪器设备所不及;惜乎几十年来的“现代化”,老药工已经所剩无几,其经验即将彻底失传,新中国培养的中医几乎不会认药,更不会炮制。广东电白县一位老药农,年过古稀,认识一千多种中药,只要你叫得出药名,他就能从山上给你找来,实属难得之人才,可所中医院校愿意请他教学生认药呢?!

    有人要废医存药,认为中医不科学,中药还有点用,只要提取有效成分,做得和西药一样了,现代化了,与西方接轨了,就可以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这些人想错了。中药与西药不同,必须由中医按中医理论辨证使用,离开了中医,中药就都是废物、垃圾以至于是毒药。中医开的每个处方,都是一对一地以药性之偏纠正人体之偏,这与西医用药完全按说明书是两回事。

    某单位的一项软科学研究认为,医药分家可以杜绝医院腐败,于是中医中药也像西医西药那样分家了。郑筱萸操控的药监局更是变本加厉地制定了各种条条框框以图扼杀中医中药;中医中药既然本是一体,不能分家,中药管理权应该尽快收回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所有这些分家之举,都是不懂中医之发展规律而制定政策使然。

    综上所述,我们总结中医药有五大发展规律。可惜百年来没有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总是以西医药的规律要求中医药。


四、中医六大优势

中西医哲学基础不同,方法论迥异,不可通约,如前所述,中西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是无法结合的;犹如20多年前英国《新科学家》上讲的牛与西红柿杂交(结合)热闹了好一阵子一样(愚人节发表的骗人玩意儿,居然有人相信,当作高科技成果翻译刊登)。

    既然中西医不能结合,则当并存。“万物并存而不相害,万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认为,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各有各的优势,是平起平坐、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类两大医疗保健体系。

    说中医不科学的人往往不十分了解中医,也没有弄懂什么是中医,只是觉得谁的嗓子眼大,谁的声音高,谁的话就是真理!道听途说、想当然地认为中医不科学。尤其是那些喝足了洋墨水的精英,多是戴着“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医。他们把中医能治病完全归功于中药的作用,要求废医存药,竟然不了解如果没有中医的运筹帷幄,很多中草药只是一堆烂草!

    经常见到权威文件上说,要发扬中医的优势特色。其实,优势与特色不是一回事。什么叫优势?《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能压倒对方的有利形势。中医之优势,乃指其他医学不能而自己独能做到者;若是大家都能做到,则难称优势;或虽都能做到,中医做得比其他医学做得更好,则也是优势,比较优势。而特色,则指做事的方式方法或曰方法论。中医优势很多,难以尽述,而且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阐述。我们仅从中医对人类健康长寿作用方面以及卫生经济学方面来看,中医有六大优势:

(一)预测未来疾病的发生、性质、趋势,为中医所独有

中医五运六气学说就是运用五运、六气的基本原理,解释气候变化的年度时间规律及其对人体发病的影响。此乃中医之精华,借之可以预测未来年份疾病的发生、性质。例如石家庄流行乙脑,师仲景法用“白虎汤”,制止了流行。次年,唐山、北京又流行乙脑,用“白虎汤”无效;总理让再次请教蒲辅周,蒲老根据五运六气推测,是年偏湿,让加了一味燥湿药——苍术,又解决了乙脑问题。

    SARS期间,我们前往广州请教邓铁涛老教授。邓老认为,根据五运六气,今年癸未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出现春温是正常的;随夏季来临,气温升高,SARS将缓解乃至消失。2003426日,北京有人根据五运六气预测:SARS到521日结束。的确,此后再无SARS新病人。

    安徽中医学院顾植山教授说:《素问遗篇》中“三年化疫”的理论,可明确预见到20022003年将发生“金疫”----肺性疫病的大流行!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的专家认为:“SARS病毒可能10℃-20℃时最活跃”,预测2003年“下半年非典还将卷土重来”;8月份,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负责人也表示SARS疫情随时可能再次暴发流行。但按运气学说则不支持疫病在下半年再次暴发流行的观点。

    顾植山教授在20038月完成的《疫病钩沉》一书中明确指出:下半年“像上半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行不会再出现。”五之气“完全不具备运气致疫条件。”至2004年初,稍符合SARS滋生条件,但“再次暴发SARS疫病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亦微乎其微。” 判断较大的可能是“散在发生”。

    实际情况与顾教授运用运气学说进行的预测相符。

    天气对人健康的影响即外因是很重要的。故《素问》说: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儒门事亲》亦曰:“治不明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过去,人们根据五运六气预测来年气候对人健康的影响,属湿则备燥湿药,等等;是为司岁备药,由来久矣!

    然而,近百年来,中医受到种种打击压制,视五运六气为“迷信”。中国的近代现代,总有个别人把自己不懂的东西斥为“迷信”,中医院校教科书中已将五运六气理论删除。今天,懂得五运六气的人已经寥寥无几。2003年发生的SARS,引起了中医界对五运六气学说的重新关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因势利导,及时启动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测疫病流行的研究”特别专项课题,委托顾植山教授进行这项研究,可惜2006年顾教授未能进一步申请到这方面的课题,似乎系顾教授未敢即刻回答次年是否还有SARS所致。但此正说明五运六气学说消亡殆尽,需要抓紧研究,加以挽回,而不是从此抛弃这一学说,更不说明五运六气学说无用!“千金买千里马马骨而千里马至”,起码顾教授还懂一些,予以资助,则五运六气学说可以逐渐复兴矣;不资助,五运六气学说必将失传,我们岂不成了其失传的促成者!难道中医这一优势就如此丢弃了不成?

    更何况,就我们了解,顾教授在2003年出版《疫病钩沉》,里面对未来几年的疫病流行情况的预测,与现实十分吻合。何以出现顾教授不能预测次年SARS的传言呢?系局里有人问顾教授明年还有没有SARS,顾说五运六气不能预测SARS这样的具体疾病,只能预测有没有疾病,金木水火土哪一类疾病。此话传到了局领导耳朵里就变成了不能预测SARS了。

(二)中医讲究养生保健,为各国医学所仅见

中医讲究:“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不仅是防病于未然,更是养生保健,使人健康长寿,不得病,无疾而终,是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扁鹊是名医,在中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扁鹊说,他们兄弟三人,大哥医术最高,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二哥医术次之,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小病;自己医术最差,只能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

    劝人把烟囱旁的柴禾搬走、把烟囱改改道,以防失火,无人重视;失了火,邻居来救,被烧得焦头烂额,当上宾招待。是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反映了对医未病的无知和不重视。

    众所周知,一块钱的预防相当于8块钱的医疗。但中医的养生远高于平常所说的预防。

    中医养生方法有多种,比如:

    运动养生。中医的体育是养生体育,又称为导引,“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如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西方的体育是竞技竞体能体育,往往使运动员一身伤,一身病。邓铁涛老教授坚持八段锦,今已92岁高岭,仍思维敏捷,声如洪钟,健步如飞。

    《黄帝内经》云,经络“决死生,处百病”。祝总骧先生及其研究小组,依据经络理论创造了三一二经络锻炼法,可以使人经络畅通,不得病,也可以治病。这是中医养生之道。

    饮食养生。中医讲食疗,讲食物四性五味的平衡搭配而不讲营养成分;讲“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讲吃饭“七分饱”。而西医讲营养成分,于是美国“专为中国儿童”研究了BAYBAY营养粉;这不能不使人们想到:今日之养“肉鸡”,饲料的“改进”,一个多月即可长大,但其肉不好吃;我们是养孩子而不是养“肉孩”,光讲营养成分不行。今天,很多肥胖儿仍然营养不良,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音乐养生。中国之古筝、古琴,弹起来令人心旷神怡,适于养生。

    书法养生。书法、绘画,亦是中医养生之法。

    此外,中医之养生方法甚多,不可能尽述,如孙思邈倡导养生13法:发宜常梳,齿宜常叩,耳宜常鸣,腹宜常摩,等等。

    85岁的上海名医颜德馨老先生就是一位养生高手,善用颜氏膏方养生,广东省中医院特聘颜老为他们带了几个徒弟。

    中医之养生保健绝非现代医学之预防。现代医学所谓预防,讲的是隔离,讲的是消灭致病微生物,讲的是不接触致病源;清朝每次瘟疫发生时就是这么做的:派兵围住患病村庄,不使与外界接触。而中医之养生保健首先是调理人之身心状态,摄足五味,劳逸适度,其次才是运用药物、针刺等疗法,调理脏腑、经络、气血,这些足可以解决西医毫无办法的“亚健康”问题。

    2005年6月上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首次亚太地区健康高峰会议。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300多位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科技精英和商业巨头们一致认为,上个世纪后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过程中,西方和东方似乎犯了相同的错误:卫生资源过多地投放到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从而忽略了公共卫生系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和严重。

    养生的意义大于预防。遗憾的是,今天的人们在西学“征服自然”思想的浸淫中,基本忘记了中医的养生思想和理论。

(三)中医非药物疗法可以养生、保健和治疗,为中医所独有

 中医不仅用药,还有各种非药物疗法:砭、针、灸、导引按跷、拔罐、刮痧、按摩、点穴等等。中医这些非药物疗法人人可以学会一招半式,而且可以随时应对某些疾病,受益终生。

    今天许多人一提中医就是中药,似乎中医只是用药治病。产生这种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从将医疗推向市场以来,中医非药物疗法过于便宜,养活不了自己,在中医院日渐萎缩,才使人们误以为中医只是用药来治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根针一把草(四人帮以此污蔑中医,这里,我们借以说明中医之简便以及中医尚有非药物疗法),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就是明证;今天朝鲜无论中医大夫还是西医大夫都必须会中医非药物疗法,而且对患者首先使用非药物疗法,基本解决了朝鲜人民的医疗保健问题,也说明了非药物疗法的意义。

    各种非药物疗法可以养生,也可以对各种疾病进行治疗,尤其是,群众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非药物疗法自我治疗和保健。非药物疗法在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情况下,可以满足群众对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疗需要和日常强身健体的需要。即使对重大疾病,非药物疗法也有很好的疗效,如在SARS肆虐期间,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邓中光教授就用针刺方法治疗数例发热患者,很快痊愈,避免这几位患者被送进SARS病房。又如,现代医学对帕金森症束手无策,广电门诊部施安丽教授采用中医非药物疗法综合治疗加药物治疗,疗效奇佳。又如,艾滋病的治疗中,河南中医药学院周立华教授教患者自己用艾卷灸三个穴位治疗腹泻和头痛,解除了上千名艾滋病人的痛苦,受到患者一致好评。西班牙华侨俞云教授几十年来一直用切脉针刺方法(即内经针法)治疗癌症、艾滋病等各种疾病,疗效甚佳。石家庄83岁的闫惠民老先生以按摩方法(拨筋活络)疏通经络,治疗癌症、心脑血管病等,疗效甚好,可以说中医非药物疗法没有不治之病。

    非药物疗法与用药一样,也是调动人体的自康复能力(或曰自组织能力、自愈能力)。如果人体元气耗尽,没有了自康复能力,什么药也起不到作用,所谓“治得了病,治不了命”。针灸能治疟疾,总不能说一针下去,正好把疟原虫刺死了!也有权威回答说:针灸治不了疟疾,那些病人都是自愈的。此话对了一半:中医从不邀功,从不认为治疗是救人一命,只是为患者提供一点帮助而已,靠的就是患者的自愈能力;如果患者没有了自愈能力,没有药物能够起死回生。西医总想靠药物力量代替人体去消灭敌人,其实往往像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一样,消灭了敌人,连同自己也一块消灭了。

    中医的非药物疗法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简便易学,这是世界其他医学所不具备的。利用几乎人人可以掌握的中医非药物疗法防治疾病是中医另一大优势

    魏慧强教授提出新世纪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和被动(医生做的治疗、保健与养生)与主动(医生指导下患者自身做的治疗、保健与养生,尤其是按医生开出的以导引为主的运动处方、行为处方与非药物疗法处方进行的自我治疗)相结合的医学模式一模式充分强调了中医非药物疗法的意义,特别是在医生指导下患者自行进行非药物疗法对自身治疗、保健与养生的意义。这尤其适合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花费约占全国医疗费用的80%,采用新世纪医学模式可以减少医疗费用,尤其可提高老人们晚年生活质量。

(四)中医擅长治疗慢性病、老年病和疑难杂症

    中医不仅能治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对慢性病、老年病、疑难杂症非常有效,对于这些多因素疾病,现代医学没有很好的办法,而防治这些疾病,正是中医的优势。例如,2004年,确山电业局李某68岁住院治疗,西医确诊为脑出血,心衰,肺衰,肾衰,真乃多因素疾病;无法治疗,推出医院,亲戚朋友都已准备好花圈,经中医治疗,先服安宫牛黄丸,后服60剂汤药而愈,至今健在。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真正发挥中医防治慢性病、老年病、疑难病的优势,则可解决老龄社会的医疗保健问题,使这些为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年人健康长寿,安享晚年。

    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他们对于慢性病、老年病、多因素疾病几乎是束手无策,而且认识到中医擅长于治疗这些疾病。美国总统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2005年底来我国在科技部也讲到,中医适于治疗慢性病,承认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优势。

(五)中医药最大的优势是治疗急性病和防治外感热病

    胡耀邦同志因心梗不幸去世。西医“抢救非常及时,用药也正确,医护处理是高水平的”。当时一位名中医梁乃津教授说,胡耀邦同志死于对祖国医学不大了解,死于中医长期靠边。

    中医治疗急性病由来已久。扁鹊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之事几乎妇孺皆知。最近,国管局记者张振曦告诉我,他采访过一个患者,这名患者20049月在三亚打工时突发怪病,躺在医院,无呼吸,昏死,牙关紧闭,医院请附近部队医院大夫会诊,没有办法。7天后,患者哥哥带着当代神医徐世平的一粒金丹赶到三亚,撬开患者的嘴,灌下金丹,20分钟,奇迹发生,患者睁眼,要吃水果,一天一夜,吃了25斤,痊愈。这位起死回生的患者周祚栋已经参加“棒子军”为游客服务两年。还是这一金丹,仅四分之一粒,2007年四月又救活了一个要送往太平间的孩子。

    有同志总认为这是个案。但没有个案,怎会有统计规律,怎会有大样本?摘掉张秋菊的大瘤子不也是个案,何以大力宣传?西医用手术给某患者换脸,更是个案,千百年内会有几例?不也在大力宣传?!

    一些人总认为中医是“慢郎中”,其实中医擅长于治疗急性病。董建华教授说过:“我国历史上的名医都是治疗急症的能手。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医治疗急症受到了影响,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误会,好像中医只能治慢性病。其实,中医在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急性肺炎、急性肾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出血、心肌梗塞、急性胰腺炎、乙型脑炎、外感高热等急重症方面,都已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当今名医——山西灵石县中医院李可老师就是治疗急危重症的高手。李可治病,常是一剂知,二剂已,遐迩闻名。李可擅长用中药抢救濒危病人,使数以千计的垂危病人起死回生,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亦有百余人。李可先生说:“擅治急症,是中医药学的固有传统,历代中医名家大师,人人都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高手,何以现代中医退出急症阵地?时下世人视中医为‘慢郎中’,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我呼吁老中青三代中医起而雪耻,不要自卑,不要妄自菲薄、自甘附庸。”

    所谓外感热病,即西医说的病毒性传染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等。迄今为止,现代医学对此没有有效疗法。西医要杀灭病毒,苦于没有找到合适药物;疫苗似乎是个好的预防办法,遗憾的是,大多数情况下,病毒变异太快,疫苗研制无法跟得上病毒的变异。而且疫苗有毒副作用,有的孩子一打疫苗就要像得了感冒一样折腾一个星期。不打还不行,不打就不让你上幼儿园!这就是中国当今的现实,利益集团强行推行的“先进”措施!

    中医从来不主张杀灭病毒,主张调动人的自康复能力,与之和平共处。中医从来不怕病毒,也无需弄清病毒是什么样子,只需扶正祛邪而已。中医这一优势是世界其他医学所不具备的。

    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次年唐山、北京又流行乙型脑炎,蒲辅周老先生让在白虎汤基础上增加一味苍术,死亡率又从30%下降到10%以下;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中医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60年代广东麻疹流行,死婴不少,用透疹清热之法,死亡病例便被制止。上世纪80年代,周仲英、万有生治疗流行性出血热,采用不同的辨证方法,都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SARS期间,全球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台湾为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因中医的介入,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由于广州中医介入SARS最早最深,广州SARS死亡率仅3.4%。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48SARS病人,采用中医疗法治愈,始终未用呼吸机,创造了三个“零”的奇迹:零死亡,零转院,医护人员零感染。如此世界奇迹,谁人又去调查、整理、宣传了呢?没有!所宣传的是“中西医结合”!自己的桂冠非得要送去戴在别人头上,这不是谦虚,是贾贵站惯了!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SARS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至少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迄今20多年,世界各国的努力终无结果,致使西医大家到处宣扬艾滋病永远治不好。我们调研的结果是:14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注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他们治疗,疗效奇佳,稳定了民心。中药只需吃几个月最多一年即可停药,不反弹。义乌孙传正治疗171例患者中,13例患者抗体转阴,可惜没有引起我国中西医大家以及管理机构的注意;哪怕你去调查否定了孙传正的结果也好,也是一大贡献,却从未有什么机构去核实。这只能说明我们卫生界对中医不屑一顾!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麻木不仁!

    中医治疗急性病、外感热病有优势,然而,我们今天中医院的急诊室都是用西医方法急救;国家艾防办、国家疾控中心都没有中医。

    我们殷切期望,中医主管部门领着中医界重新占领急症阵地。

(六)中医简便廉验

    与西医相比,中医的另一优势是简便廉验。“简”是指中医能化繁为简,只需望闻问切即可确定病情,辨证论治,所谓“大道至简”;“便”是可以就地取材以及所施手法方便,所谓“天生万物,无一非药石”之谓;“廉”是中医治疗费用少,往往是现代医学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验”则是中医疗效好,几十年来中医治疗乙脑、流行性出血热、SARS、艾滋病就是明证。

    一妇女到广电门诊看病,施安丽大夫一看,就让她坐着别动,立即扎了几针,告诉她,是心脏病突发,已经保住命了,小门诊条件差,请她上大医院。某大医院一通严格而全面检查,告诉她没有心脏病。该患者打出租车回家的半路上心梗猝死。中医一看便知,何以现代医学那么高级的设备仪器检查不出?中医之简便廉验可见一斑。

    在贵阳调研,对于骨折,贵阳中医学院附院不必各种仪器设备,只需手法治疗,不过三二百元;而手术治疗,少则三两千元,还需卧床三个月。手术、放疗、化疗治疗癌症,少则三二十万;运城崔扣狮、邓州马宇振治疗癌症和白血病效果极佳,费用一般不过3万。傅彪同志换肝前,其医疗小组曾商天津中医药学院哈孝贤教授,哈老师说,不必手术,可以用中医治疗,三两万元即可。但最后采用“科学”的方法——手术,化了200万,也没解决问题,人还是走了。这些均说明中医简便廉验。有人会说,这都是个案。下面的数字不是个案:

    美国总统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说,中医介入医院治疗后,住院时间减少一半,费用减少一半。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World Health Report》和官方汇率计算,2001年,占全球人口21.0%的中国消耗的卫生总费用占世界总额的2.1%,而占全球人口11.4%的西方七国集团消耗了世界卫生资源的77.0%。虽然中国人均卫生资源消耗量与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但我国人均寿命却与他们不相上下,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山西省运城市13个县市的中医医院和综合医院统计结果的平均值显示,中医医院人均住院费用是791元,而综合医院人均住院费用是1839元,高出一倍还多。中医医院每人次的门诊费用是29元,而综合医院人均门诊费用是79元,高出50元。从2005年全国综合医院、中医类医院住院治疗情况看,综合医院治愈率53.5%,中医医院52.4%;好转率综合医院34.5%,中医医院38.6%未愈率和死亡率中医医院都比综合医院低。而上述数字还是在我国中医医院普遍西医化、中医药与西医药收入之比为三比七的情况下得到的。纯正的中医院所费会更少,效果会更好。

    正由于中医简便廉验,现在养活不了自己,只好学习西医,引进各种仪器设备,借以掏患者的口袋,从而丧失了中医的这一优势。


五、中医三大特色

所谓特色,是指做事的方法或曰方法论。有同志总结中医有十来条特色,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总结出更多特色。我们考虑,中医的特色主要可归结为三条:

(一)整体论

   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把人与自然环境看作一个整体,把人的五脏六腑也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既讲物质,也讲精神。所以中医讲的是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整体。现代医学也开始讲整体,但那是组合式整体论或曰结构式整体论,任何一部分都可以被取代替换,只见物,从不考虑精神的作用。中医之将人视为整体,是生成式整体论——人不是组装起来的,是爹妈生成的。一位老干部,心脏病,西医认为需要搭桥,请中医司令吕炳奎司长看了看,吕老说问题在肝不在心,吃了几付汤药,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犯过心脏病。由此可见中医整体论之一斑。

    比如我们认识一个人,一看他的面部就知道是谁,各种证件上都要贴上照片就是如此。如果将之面部每一个细胞放大到细胞核、细胞壁、细胞质都看得很清楚的程度,那么,谁还能由之认出这是谁?因此,用还原论的方法是难以得到整体印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瞎子摸象,得到的局部东西再精确,还是不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

    所以,中医不考虑人得的是什么病,而是考虑其偏离平衡态的程度,调整过来就行了。至于是衣原体作祟还是冠状病毒作怪,中医从不予以关心,只是将之看作戾气。整体论的思想把人看作人而不是看作物,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辨证论治

    西医讲群体治疗,或曰只要是某病即统一用某药。而中医是个性化治疗,所谓“辨证论治”,是中医辨别不同体质人的不同疾病之病机,因人、因时(一年四季,一日四时)、因地制宜,或用中药或用非药物疗法予以治疗。例如:当年柯老在上海、东北、北京感冒,所用中药皆不同。何也?上海潮湿,东北寒冷,北京干燥。

    西医师高崇基视察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后于195512月在《中医杂志》上说:“中医治疗并不单纯在病毒上着眼,而是从整体出发,辩证的看问题,治疗上更考虑到患者的内部条件如身体虚实、强弱、病情发病的不同情况,以及季节、气候、生活环境等外部条件……药物种类既可随症变化,剂量方面亦可视当时条件而加减,药随病转非常及时……较之西医限于几种单纯的药物,使用千篇一律定而不移的方法治疗,要科学的多。”高先生的这一心得也许可以作为“辨证论治”的注解,尽管并不十分贴切。

    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决定了中医更为人性化、个性化,更符合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个性化服务是发展趋势:有钱人总是到服装店量体裁衣,穷人才去买生产线生产的服装。

    今之中医不少人已经忘掉了中医辨证论治特色,却去就合西医的特色,让患者做这样的检查那样的化验,丢弃了自己的思维方式,非要按西医的病名治疗,中医的优势当然不复存在

(三)中药讲药性,不讲成分

    中药讲究药性,即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中医不讲药物的有效成分,不讲靶点(当然,也不讲有人所谓的多靶点),不讲营养。中医或说中药技术的一个核心秘密是炮制,通过炙、蒸、煅、烧等方法改变原药材的药性,这是世界其他医药学体系中所没有的。西方植物药只知道用生药,根本不懂炮制。我们曾经请教过某药科大学的权威如何研究中药的药性,他告诉我们:他们研究中药从不研究药性,只研究有效成分及其提取方法。这实际上是丢弃了中医药之根本特色,走上了研究西药的路。顺便说一句,炮制是中医药的核心机密国家科技部早就规定不许外国人介入饮片生产,有的地方为了那一点点外汇,竟然允许日、韩等国在我国独资或合资建立饮片厂,有意无意泄漏了国家机密。

    要发扬中医药的优势,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只有保持特色,才能保证中医优势的发挥。正如韩启德副委员长最近在广东省中医院视察时讲:“中医也不是排斥现代医学,但是首先中医不要把自己的特色丢掉。”丢掉了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就不是中医了,自然也就没有中医的优势了。

    有人提出,中医应该现代化,应该采用西医的诊断、中医的治疗,这实际上是在抹煞中医的特色,其本质仍然是认为中医不科学不现代!诚如张晓彤同志所说:用再先进的仪器,你能测出张三李四谁生气了吗?不能。然而中医一号脉就清楚了。不论用仪器检查出某高热患者是不是SARS患者,中医治疗照样必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如此采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只能加速中医的消亡!

    河南省有个丁金良大夫,他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艾滋病。到处寻找艾滋病患者,见了就求爷爷告奶奶要看人家的手相、为人家号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总结出一套看手相即可知道其艾滋病病情的方法,相当准确,而且研究出一套治疗艾滋病的中药。这也是抓住了中医的特色而形成的。中国就缺少像丁金良这样的“傻子”。我们的国家队由于受现代医学思维的束缚,不敢想象这样去做。国家队有几个人如此孜孜以求,如此重视望闻问切?这也就是国家队几十年来没有拿出像样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中医科研脱离临床而去搞什么实验的恶果,所得“成果”于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无补。所以,今日之中医科研如不改弦更张,走临床实践之路,可以全部停止而不会影响中医发展,倒可以为国家节约一些经费。


六、坚持自身发展规律,保持特色,
才能发扬中医优势

要想消灭中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许中医按照自己规律发展,不许中医保持自己的特色其实,几十年来,我们的法律法规都是按西医药的发展规律和特色要求中医药,才使中医今天处于几近消亡的悲惨地位。

    1929年,余云岫要30年消灭中医,提出《废止旧医案》,遭到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举行了大规模的请愿,蒋介石也不得不接见请愿代表5分钟,说:“我有了病,也要看中医,吃中药,怎么能取消中医呢?”国民党政府被迫搁置了这一提案。余氏所提方案皆贩自日本。其实,这一时期消灭中医之主力,可说基本上是日本之海归。比如,除余氏外,还有汪大燮、鲁迅、梁启超等留日学者等。今日喊叫五年内消灭中医者,多是欧美之海归。“食洋不化”之人才能喊出这样的口号。入了美国籍,却又写信号召中国中医院校学生起来造中医的反,这本身就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更有替美国进行文化侵略之嫌。

    解放后,王斌、贺诚两位部长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该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被打到。规定中医不许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西医知识必须学解剖学,即不许中医保持自己的特色。毛主席批评了这种说法,撤了他们的职。毛主席作为政治家而非医学家提出中西医结合,于是有人就接过这个口号,利用这个口号,拼命宣扬中西医结合,那是在消灭中医的特色,消灭中医。中医已经被他们消灭得所剩无几了。

    王斌、贺诚虽然撤职了,但他们的思想残余并未消除,实际上,以后的卫生路线基本上还是没有贺诚王斌的贺诚王斌路线,仍是要改造中医,要把中医“提高到”西医的水平。于是50多年来,中医被改造得差不多了:中医人数从50万人“提高”到23万人,而且被改造得不会望闻问切,只会看化验单看检查报告,只会开吊针开点中成药不会开汤药了;被改造得不会用中医的整体论思考问题,只会看局部是什么病变,哪里还知道五行生克乘侮的道理,哪里还有中医味呢?没有了中医味,自然就失去了中医的优势。所以中医院早已不用中医方法和中药抢救患者了;所以出了SARS也不让中医上一线;所以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在中医院已经萎缩到近乎不存在了。

    中医源于中华文化,我们的教育却不让学生学习中华文化,一味强调英语和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中医是临床医学,不是实验室产物,却非要学现代医学方法做实验,让耗子点头,就是不准中医进行临床研究!中医属意会知识范畴,更适合于师徒传承和自学,却非要斥为“落后的”、“不可取的”人才培养方法,非要有大学文凭才能行医!中医是全科医生,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讲究个性化治疗,却非要学现代医学划分无数科室,而且规定中医院必须要有这种设备那种仪器(否则不能算是某级某等医院!),那些设备与中医何干?!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硬是分成两大块管理;合格的中医必须会把自己开的汤药制成丸散膏丹,今天却“视同”(药监局法规用语)假药,中药审批全按西药标准,还知道不知道中药不等于西药?!这些违反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做法,制约了中医的发展,起到了为现代医药利益集团张目的作用。

    我们有些专家学者和领导提倡中西医结合,是硬要让牛和西红柿杂交。所谓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心中没有底气,要去傍西医这个大款,这是埋葬中医药的掘墓措施。已有不少人开始觉悟,反对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于是有人又提出我们不是和西医结合,我们要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这还是觉得自己“太传统”、“不科学”、“不够现代”,再次表现出心里没有底气,没有自信,还是想要傍大款。

    要想振兴中医,必须坚持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保持中医特色,如此,才能发挥中医的优势。


七、中医的现状与遇到的政策法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应该挺起胸脯满怀自信地说,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她是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运用其理论,可以防治各种疾病,包括现代医学认为是新出现的疾病,可以使我们健康长寿,无疾而终;中医不仅不逊于世界任何医学体系,而且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其“天人相应”的准确含义能够导引民众尊崇淳朴,崇尚诚信,美化心灵,促进社会和谐,引领社会进步;中医是东方科学,其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可用以指导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振兴中医就是复兴中华文化,是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只有那些对中医一无所知、没有民族自信心、一心向往西方、只看到美国月亮圆的人,才会不断排斥、攻击自己祖国的优秀文化。

    然而,现实是,中医今天确实已经处于濒临消亡状态,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

(一)中医几近消亡

   首先,中医数量大大下降。清未民初时,我国3亿多人不到4亿人有中医80万人;19495亿人,有中医50万(注册者27.6万人);今天13亿人,中医仅23万。中医人数几乎是直线下降。而西医由民国初年的几百人增加到1949年的8.7万又激增到2001年的175.1万人。

    其次,中医队伍质量明显下降。据我们调研估计,23万中医中,受西化教育的影响以及将医疗推向市场政策的迫使,真正能开汤药处方者不过十分之一,即不足三万人(有人估计远低于这一数字)。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几乎没有培养出名医大家,许多中医之精髓,如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内经针法等,已经没有几个中医懂得了:整体中医水平明显下降。由于民众找不到好中医,治疗无效则不再信任中医。中医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能靠“申遗”来保护,要靠我们自己建立庞大而坚实的高质量中医队伍来传承

    再次,几乎没有纯正的中医院。现在成天说中西医结合,国所有的中医院都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实就是二流西医院,几乎见不到一家纯正的中医院;进了中医院是看中医的,一进去就是各种各样的检查、化验,动辄吊针、西药、手术、放化疗,与西医院的做法几无二致;用点中药也是可有可无的,起不起作用没有关系,反正靠的是西药。如此下去,中医就真的消亡了。

    第四,中医药的科研经费太少而且方向错误科研经费大多给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给中医的经费中,大多给了中药研究,而中药研究经费主要给了植化分析研究即西方植物药的研究,并未去研究中药的性味归经和升降沉浮。所谓中医的科研大部分是耗子实验,中药科研则是提取有效成分。这是国家招标指南误导的,其结果一则导致学者西化,导致中医发展进入误区,二则“成果”对中医临床毫无指导作用。就是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活血化瘀成果,据说,只能误导中医临床。所以有人提出,只要方向不变,现在的中医药科研应该全部停止,不要再浪费纳税人的钱了。

    最后,中医院校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培养的都是“中西医结合”人才,或说西医的医佐。学生进校时热爱中医,相信中医,毕业时怀疑中医,反对中医,不干中医。所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没有培养出多少像样的中医,绝大多数毕业生(至少95%)做医药代表或改行其他,从事中医者寥寥无几。何也?违背了自己的发展规律,抛弃了自己的特色,没有了自己的优势,只崇信西医,只教授西医知识,学生哪里还会信中医!中医院校培养的是中医药事业的掘墓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只要不仿效西方的学位制,只要允许中医带徒(请注意,前文说过,中医属意会知识,更适合于师徒传承),32所中医院校全部撤销,对中医事业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弊。若不撤销,中医院校教育体制和内容必须全面改革,使之更适合于个人知识的传播和传承,而不是搞西医医佐教育。

(二)鸦片战争失败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不少同胞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似乎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似乎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的什么都不好,当然就认为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于是西学东渐,100多年来,我们的私塾教育没有了,我们的学生不学道德经、易经、四书五经一类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我们的教育几乎全盘采用西方文化了;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除了不完整的汉字之外,所学几乎全是西方东西;甚至上海某电视台某先生鼓吹要让我们的孩子具有狼性,真乃无耻之尤。

    使国人丧失民族自信心的,不仅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50年12月19日政务院通过的郭沫若副总理的报告明确指出:这种文化侵略“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利用庚子赔款发展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乃是一种处心积虑极其恶毒的政策。当时,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生曾向美总统梯奥道尔·罗斯福致送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中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这是帝国主义者自己对于文化侵略的目的的最坦直的供认。从此,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更行积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即突增至占全部在华外国教士的一半。”詹姆生在《备忘录》中还说: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回报。”

    美国人汉斯·鲁斯克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也揭露道: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4500万美元用来‘西化’中医。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他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就必须使5亿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进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明眼人不难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创办的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及其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华西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等等的目的是要西化中国人的思想,为西医药统治中国打基础。

    由上可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善款不善,帝国主义不会白给您的。今天,美国给巴西、给印度艾滋病善款,人家坚决不要。美国给我们的艾滋病善款,使我们忘记了我国几千年的传染病都是中医解决的,使我们忘记了由于中医的存在我国从未发生过欧洲那样一死几千万人的传染病灾难,使我们忘记自行研究艾滋病治疗药物而将我国艾滋病人的生命拱手交给了美国人!

    美国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也是其文化侵略战略的一部分,一则这是人才收割机,用以网罗并廉价利用世界各国人才,二则是给这些研究生洗脑,培养亲美势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就叫嚷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第三代人身上,可以说,美国几乎做到了。美国研究生奖学金制度也是其和平演变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呈送国会的20022003年中美科技合作执行情况评价报告中说:“中国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开始大量获得美国研究生学位,随着这群学生逐渐在中国国内获取资历,拥有美国研究生学位的中国高层官员的数量也将会相应增加。就这一强有力的态势而言,中国科学家群体对中国的政策具有的影响虽然难以估量,但无疑是重要的。例如,中国卫生部中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官员已经对美中双边合作及诸如艾滋病、SARS等重要卫生问题的信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他们对新思想逐渐采取了开放态度。”美国国务院的话道出了其研究生制度的真实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近百年来两次海归对中国的恶劣影响。一次是清末民初,主要是赴日留学生,引进了日本的反对中医、消灭汉字的逆流,导致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从长远看,五四运动的负面作用更大。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的一些海归则全面带回了美国的金融、经济、文化等等,导致了不合国情的“选美”也在中国粉墨登场。

    两次海归大潮更加导致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西方文化几乎占领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英语的学习已经远远超过了对母语的学习。以至于20067月我们主管部门在香港召开的中医药国际化论坛上居然全部讲的英语,尽管与会且出资的民间中医一再提出反对(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置之不理),尽管与会的外国人只有二人且均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这显示出“说英语高人一等”的奴相。因此,鄙人与大陆另三位与会者罢会而去。

    2006年8月,即香港会议之后半月,我们去法国参加国际会议,尽管我们有同志英语讲得极好,会务人员“听不懂英语,要求讲法语。在2006年“欧盟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法国商界代表用英语发言,当时在场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对此大为不满,拂袖而去。”(报刊文摘,20071019.)

    在对欧美文化顶礼膜拜的潮流之下,我们不少同胞忘记了: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逼着我们的孩子学日语;德国占领法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逼着法国孩子学德语,因此,法国作家杜德写了世界名著《最后一课》,教育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有人说,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是为了培养精英。我们需要13亿精英吗?!中医院校毕业生是为中国人看病的,需要说英语吗?!外国有中医文献可查吗?!北中医一位硕士生学得很好,只是英语不过关,不授予硕士学位;一位本硕连读的四年级学生学得也非常好,英语达不到六级,不许继续读硕士。看来北中医是要为外国人培养中医白求恩了!真有国际主义精神!

    总之,不少同胞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是中华文化的悲哀,是中医近百年受排挤受打击的思想根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同化一切外来文化,无论是蒙古族文化还是满族文化。然而,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由于一些海归的脾胃功能不足,我们却一直在异化自己的文化。这一点如果不迅速改变,中华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以重现符合中华民族历史状况的大国地位,而会成为人家的附庸。

(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法规阻碍了中医药发展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各种中医药法规政策都是以“科学的”西医药为样板制定的,希图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水平,从而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限制了中医精华的传承。两法两条例,即医师法、药品法、中医药条例和中医院管理条例,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四大绊脚石。篇幅所限,只就两法及一些政策略作分析。

1. 医师法是对中医最大的限制

    《执业医师法》恐怕是对中医最大的限制。众所周知,几千年来,中医的教育主要有三种途径:师承、家传、自学,而且,这种方法行之有效,这种传承方式本身就是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之一。西学东渐以来,中医院校式的教育当然可以采用,可以使学生系统学习理论,但这并不等于说师承、家传、自学就是落后的,不可再用的。卫生部某中心一位博士(广州日报20061018日)说:“师徒模式也是不可取的,只能作为补充,是落后的手段。把老中医的经验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中医基础理论搞扎实,整体的框架要更加科学化。这位博士明确表示他只承认院校教育,否认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之一的师承教育,而且他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不扎实”,“中医不科学”。这种思潮在中国流行了百年,现在也基本代表卫生部一些同志的思想。执业医师法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出台的。否定师徒模式将会很容易使仅存的中医实践治疗理论与经验彻底失传!而且,院校式教育很难传承中医这样的“意会知识”。《医师法》根本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认为只有现代医学是科学的;否则何以要求中医师报考资格是必须要有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而考试内容近半、一多半是西医知识,甚至要考手术衣的穿戴、呼吸机的使用呢?即使是西医大夫,多数也未必都知道如何使用呼吸机!

    从2002年开始,国家把民办的中医院校甚至国家高等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学专业全部取消,从而让自学的中医失去了从医的可能,使许多半途学生半途改行。急难重症治疗专家、名老中医李可就是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的;如在今天,是不可能拿到行医证的。

    光明中医函授学院是在李德生、卫生部长崔月犁、中医局局长吕炳奎等同志关心下建立的,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培养了近11万中医;而且近半数(不论是否拿到了行医执照)都在行医(这与32所高等中医院校毕业生毕业后95%改行适成鲜明对照)。这11万中医的存在价值高于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正规军(正规军中的大多数一则受的西化教育,二则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采用各种检查化验),因为他们没有西化,保留了中医的精华,他们有临床能力,医术不亚于正规军。

    据我们了解,普遍反映光明中医的教材比正规中医院校的教材编得好,培养的学生热爱中医,临床效果好。应该说这是一个创举,是值得称道值得推广的事。这些学生都经过严格训练、严格考试、临床实践,最起码,他们的水平不会低于卫校的学生吧;卫校毕业生尚且可以行医,何以光明中医的毕业生不能考行医执照?!我们收到光明中医不少毕业生来信,反映了他们热爱中医药的拳拳之心。他们能解除患者痛苦,何以要让那些患者继续痛苦而要严格执“法”呢?

    如上所述,国家正规中医院校的毕业生,95不再从事中医临床。光明中医的学员宁可冒着被抓被罚的危险“非法行医”,正说明他们热爱中医,他们有本事行医!不让热爱中医的人行医,却不断培养大批毕业后不再行医的人作为“报喜”的资本,我们到底还想不想要中医了?!难道真如王澄先生所说:“我和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们,以及比他们更大的官都有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心里好明白。他们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多,接触广泛,很容易接受我的种种意见,和我很能谈到一起。但是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大陆只能做不能说,只能暗中给中医下绊子,不能公开反对中医。因为中国的旧文化势力太大。”王澄医生写给中医药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王澄先生的话有挑拨之意,不可全信,但似乎说明了一点:有关官员中有一部分人要消灭中医,尽管这种人只是少数(请注意:一个老鼠会坏一锅汤),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使然。医师法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制定的。

    医师法导致许多家传、自学、师承的民间中医不可能取得执业资格。有些地方曾发给他们执业医师证,后来借故都收回去,就再也不发还他们了,他们再要行医就是非法的了。

    据我们估计,全国尚有无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15万人。他们西化最少,在保存中医精华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有功的,他们是中医队伍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许多人行医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退一万步说,假医也变成了真医。不禁使人们想起文革时期,动辄说某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这些所谓的“假党员”作为“党员”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几十年,何必追究他们当初是否有入党介绍人呢?

    然而,有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要“严格执法”。据报道,截至20051231日,全国共取缔无证行医9.5万余户次。如此再来两次,中医,或说还保留了一些中医真传的中医,就彻底没有了,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的大行西医之道了。在他们这么做之前,是否认真调研过这些人为什么无照行医?他们能不能治病?他们无照行医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他们无照是谁的责任?

    下面是如何取缔无照行医的呢?无照者交几千元罚款就没事了。过一段时间如法炮制,又可收得几千元,长此以往,无照行医者成了他们“创收的源泉”和取得“清无政绩的资源”!而这些民间中医依旧行医,一则他们有本事,有人找他们看病;二则他们要生活,不得不继续违法行医;三则不少人舍不得丢下这门绝技。

    有的官员动辄强调执法,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好了,其实不过是不作为的推诿之词。更何况,我国受贿官员何止三个两个,哪个法律允许他们受贿?受贿时为什么就不想着严格执法了?

    我们知道,法律是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变的,法律都有滞后问题。我们今天总不能再使用明、清的法律了吧?法律还有制定得对与不对、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自然是保护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在“西方月亮圆”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或说在西医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制定的法律法规自然对中医不利。

    再者,执法还有个立场问题,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我们共产党自然是“共匪”,五次围剿是“严格执法”;但是,站在人民立场,共产党闹革命是为劳苦大众,五次围剿是反革命行为!我们称赞农民起义,若站在当时政权立场,农民起义是造反是犯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也是在“严格执法”

    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我们执的什么法?这些法是在什么思想、什么观念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对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是有利还是有害?当年我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不就是要反对要革掉欺压人民的“法”、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如果今天的这些法对人民、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有害,我们的官员就应该反思,就应该调查研究,就应该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修改的建议,否则,就没有尽到为官之责,就不是“为人民服务”之官,就是保乌纱帽之官,就是“为人民币服务”之官。

    不能不指出,我们有的官员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全凭拍脑袋决策。200268日,卫生部颁发文件,规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论野生还是家养,都不许用于保健品;我们电话请教该部官员: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几乎全是养殖的,受新西兰梅花鹿产品冲击,销路不好,如再不许用于保健品,养鹿企业就彻底破产了。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可以在说明书上写马鹿(二级保护),实际用梅花鹿。见微知著,包括执业医师法在内的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就是这样拍脑袋拍出来的!按照该官员的话去做,市场不就乱套了吗?!

    山西稷山县骨髓炎医院是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是当时卫生部向全世界推广的典型。其前身是南梁村卫生所,除5有执业医师证的医务人员外,其它15名医务人员均是70年代由村里安置的高中毕业生,虽多次前往医科大学进修,终因无毕业证,只持有乡村医师证,一直未能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按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他们在医院工作属于非法行医,按《药品管理法》,他们有的药品也是非法的假药;如果按法律规定,取消该医院的执业资格是有依据的。但他们的疗效是有目共睹的,今为止,该院已收治二三十万例病人,保持着无一例截肢的世界纪录(请注意:如让西医治疗,几乎都得截肢,中国又会多二三十万残疾人,邓朴方的队伍就更加扩大了。),其疗效之好、费用之低,一直为患者所称道,现在仍有几百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然而,2006年就有一个懂法”的患者状告该院用非医务人员给他治病,索要60万元赔偿。

    中医与西医不同,如前所述,中医属意会知识,师徒传承更合适;今天院校的培养方式不完全适合中医,而家传、师承、自学模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落后的。可以说,传承和自学方法是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是先进的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西医比较难以自学,起码实验室和解剖室是个人几乎无法拥有的。)因此,要允许几千年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医传承方式存在。大医恽铁樵就是40岁才自学成才的,以后又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针灸大师承淡安自己办学,培养了上万名学生;山西侯马80多岁的谢锡亮老先生就师从承淡安,谢老先生对灸法满怀信心,前两年一再提出要和我们一起上艾滋病村用灸法治疗艾滋病。满清末年,师徒传承和自学方式培养了80万中医,今天32所中医院校又培养了多少中医呢?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医师法对中医的歧视、压制吗?

    1999年颁布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把考试门槛定位在“医师”水平上,大量的民族、民间医药人员既无高中学历及同等学历,过去的师带徒也无“教学合同”和“出师合格证书”,实际上这是一个不让中医人考试的文件。

    而且,一个令人不解的“规定”是:中医退休就不能行医。上海一个在街道医院工作30年的中医,退休后就没有了行医证,属非法行医,罚款5万元。(解放日报,2007811日)中医是越老越吃香,何以退休后就不准行医?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真要想消灭中医就明说,不要用法律“说事”。请注意:任何法律都是滞后的,都是要不断修订完善的,滞后到一定程度都是要突破框框的,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康有为、梁启超等要“变法”,变法不成,孙中山只好革命!更何况,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都是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大潮下参照西医药制定的,都不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我们究竟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利益着想,还是坚决“依法办事”而抛弃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让更多的人“看病难看病贵”?!

    执业医师就是执业医师,似乎没有必要把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什么乡村医生、一技之长医生、中医师、主任中医师等等,看似管理很细很严,实则是自找麻烦,或说是希望借此加大自己的权力。不少民间中医花钱去搞什么博士、某单位名誉研究员、什么博览会金奖银奖,总有人调查他们是冒充的。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凭,只好去搞这些,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完全可以理解。

    中医本来就是全科医生,历来不分科。我们中医院硬要仿照西医分成各种科。某著名中医院皮科一位年轻的主治医,坚持使用中医药治疗,声名远播,癌症、心脑血管病人都到皮科找他看病,疗效还满不错。检查团批评他不该看其他病,他的回答很好:这些病人都是自己来找我看的,中医讲大医精诚,谁来我都应该给看,不能把病人推出去;我的行医证上写的是中医主治医师,不是写的中医皮科主治医师。

    必须制定中医自己的医师法,且不能以学历为主,当以临床水平为主进行考核。

2. 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

    《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其扼杀中医的作用,尽人皆知,这里不拟多说,只强调以下几点:

    中药不同于西药,《药品法》将二者混为一谈,硬要中药申报内容与西药几无二致。而且郑筱萸这些年出台了187个法规,对中药之勒杀一扣紧似一扣,以至于医院的内部制剂必须由它来审批,否则即属违法;一个GMP不知害了多少中药厂;一个医院制剂室要达到什么标准的规定,致使许多无资金改建的中医院制剂室(如甘肃武都中医院)不能再行生产,耽误为患者治疗;药监局规定任何个人不得生产制剂,然而,中医历来是医生亲自炮制,亲自将汤剂制成丸散膏丹,不许他们自制,如何给人治病?!

    GMP和药品制剂室的“标准化”浪费了无数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仅仅成为他们的形象工程。任何制剂必须经过药监局审批的法律,不知多少个体行医的中医遭到查抄、没收和罚款,不知多少患者因此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也不知有多少官员因此而发了横财!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一些中医院和制剂室负责同志气愤地说,为什么把中药划归药监局管理,他们懂什么?谁家吃的米饭馒头是在GMP厨房做出来的?谁家做好了饭菜先让耗子点头之后他才吃的?他们殷切希望国家中医局将中医、中药一块管起来。他们一再重复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巴豆有毒,可以吃死人,耗子越吃越肥,中药申报为什么还要求作耗子实验?中药在活人身上用了几千年,为什么今天反倒要耗子点头?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不会制丸散膏丹的就不是合格的中医,为什么今天中医可以开汤剂就不许将汤剂改成丸散膏丹?

    药监局规定“中药必须注明有效期”。陈皮、艾绒越陈越好,如何标明有效期?北京平心堂为救治一位妇女,将珍藏二十多年的一盒同仁堂生产的苏合香丸给她,她却控告诊所给她服用过期的中药,药监局马上前往查抄、罚款(请注意:某报纸载文为一患者寻求10年前的人参再造丸,后又载文称该患者用了汤先生捐献的珍藏20年的一盒药,药到病除。建议药监局控告该报纸不遵其法规、宣传过期药品!)。邓老身体不适,平心堂专门为邓老制作了几丸“假药”,邓老说:我的病就是吃假药吃好的。秦皇岛有个中医给人治病,被判了7年,因为他自己做制剂;他是六世传人,一直用这个药,后来被人告发,马上被抓。

    所以,用政体用国家机器来消灭中医非常容易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合法却不合情理那些想消灭中医的人完全可以用“依法办事”来堂而皇之地消灭中医。最近健康报记者刘燕玲同志就中医大夫张好良在河南某县用中医治疗艾滋病写了一份内参,高强、王国强部长都批示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当地某局立即找张好良,说他卖假药,罚款5万(张好良已被逼离开该县);该局还对联名要求服用张好良中药的135人的组织者进行威胁。由此可以看出药品法以及所谓的执法对中医药的扼杀作用,也可看出我们的地方官员真是“执法模范”。

    广西有个李之焕,在监狱中自学成才,治疗癌症、艾滋病等诸多疑难病症,效果甚好,中国中医药报曾用整版篇幅连载他的事迹。然而,有关部门以非法行医和制售假药为名抄没其家产和现金数百万元,因找不到其犯罪事实,予以劳教。既然他能治病,效果不错,何以非要说他是假医假药呢?

    如此执法,束缚了中医的手脚,中医没有办法治病救人。药品法完全不适用于中药,必须重新制定中药药品法。

3. 中医高等教育严重西医化,培养不出中医人才

   某中医院校校长告诉我:学生不学西医出来找不到工作!在我看来,学生出来能否找到工作,不是学不学西医的问题,而是国家政策问题,是国家信不信中医、要不要中医的问题,是国家给不给中医宽松环境的问题。

    韩启德副委员长最近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讲话中说:遇到什么问题,就去破什么规矩。不要被这个规矩牵着跑。像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这样的牵头单位,就要引领政策,而不是跟着政策跑。要引领政策,去创造政策。”委员长的话表明,大学校长们应该就学生所学内容和就业问题向国家提出政策建议,如果不提,而是跟着已经落后的政策后面跑,是没有负起为官的起码责任。

    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药学专业,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却占到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许多中医院校不注重经典学习,有的甚至把经典作为选修课,学生也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背诵经典。广西中医药学院刘力红教授说:“早上,在学校的药圃里,99的学生都在念英语,却没有听到诵读中医经典的声音。如果哪天看到一个学生在读《伤寒论》,我会十分感动。”一位广西中医药学院2005届的研究生说,由于英语与学位证挂钩,所以有60%的研究生都要花上12年的时间攻读英语,肯定会对专业学习有影响。不熟练掌握经典中的精华,就不可能领略中医的真谛。中医药院校确实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员,但他们中真正能用中医思维方法治病的少得可怜。主要原因是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只是两个“中专生”(崔月犁语)。

    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五年大学本科,其中一年实习(住院医,几乎全实习的西医),另四年中,学中医时间仅三分之一,16个月,再除去寒暑假,除去节假日,真正学习时间不足一年,能学好中医吗?过去跟师学习还要三年才出师,那可是天天学,没有节假日的!

    韩启德副委员长在同一次讲话中还说:“按照邓老说的,在我们中医药大学里面,如果将外语及其它的课程等全部算上,与中医的比例达到28,能不能实现?如果有困难的话,能不能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里面先做一个试验,让两三百人专门学中医,不学西医。”如果真能按照委员长的话去做,中医就有救了,就能培养出一大批铁杆中医。

    顺便提一句,中医院校学生不必学英语。他们出来是为中国人看病的,给中国人看病还要说英语吗?“将来他们要查阅外文资料!”西方国家有中医吗?它们有资料可查吗?前面已经说过,北中医某硕士英语达不到6级,不发硕士证;本硕连读的某学生四年级英语不过关不许继续读下去:有这种必要吗?!如果将来真需要他们给外国人治病,带翻译即可,或届时专攻一年英语也成,完全没有必要浪费青春去学英语。不要再培养所谓“精英”了,英语充其量只能作为中医院校的选修课!英语不代表一个中医的临床水平,更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也不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培养一大批幼儿英语教师,让山沟里幼儿园开始“双语学习”,这不是培养精英,是奴性的表现。

4. 其他一些政策和法规

   其他一些政策和法规也多有不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情况。不可能一一分析。

    比如《中医药条例》指出,中医医师资格认定按执业医师法,中药之审批按药品法。医师法、药品法既然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条例如此规定就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又比如,要让中医药走向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的轨道,也是没有考虑中医药的特殊性、核心本质或说特色。又比如,中医病历书写规则、医院规模、医院设备、医疗事故鉴定等等都不符合中医实际。再比如,国外保险公司早已允许患者到中医、针灸诊所看病,我们却搞定点医院看病,中医个体诊所看病成了“当然”不能报销的了。

    以中药现代化而言,基本上放弃了中药的性味、归经、炮制、方剂等中医药的基本路数,而是寻找化学单体、有效成分,讲多组分、多靶点,用生药学替代本草学,用植物化学替代中药学(中医高等院校的中药系乃至中药学院,还有谁在教学生认药、教学生炮制?又有哪个中医学院教学生红升丹、白降丹的炼制?以五个P为代表的有关政策实施以来,不但没有达到政策期望的标准化、国际化,反倒不知害了多少中药厂家。

    中国市场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占国际市场五分之一,中医药真正把中国市场占领了,就不得了了;再者,中医药在其发源地尚且受到歧视、压制、打击、排挤,让文化迥异的西方国家承认,有点天方夜谭。我们早已说过,中医肯定会很快走向世界,但不是今天,是等到我国真正强大以后,西方会来取中医药的真经的。

    所以会出现这些政策,是政策制定者未能很好研究,且心中认识不到中医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特色。政策制定者不能总是迷信科学的标准只有一个----现代科学,不能总是高高在上,想当然地闭门造车了。

    最近,北京又开始“依法”检查中医门诊和诊所,凡中医师人数不够或没有护士的一律关门了事;令人不解的是,中医诊所要护士何用?西医有护士,中医就必须有护士吗?

(四)“中西医结合”是埋葬中医之路

    1840年以后,不少国人产生民族虚无主义;加之帝国主义疯狂进行文化侵略,致使许多人崇洋媚外;特别是上世纪初和上世纪末两次大规模海归,带回了西方的科技,也带回了洋人的垃圾,全面否定中华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加上“海归”的推波助澜,上世纪初叶以来我国中医界受到的压力巨大,为了求生存,一些中医人士提倡“中西医汇通”。一方面以西医的知识来认识、理解、解释中医;另一方面企图仿照西医模式来发展中医,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形成了最初的“中西医结合”。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批判了王斌与贺诚打击、消灭中医的错误政策,撤了二人的部长职务。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19541020日人民日报《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社论中“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药学”。中共中央在19541123日批转中央文委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药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于是,他作为政治家而非医学家又提出“中西医结合”,希望借此产生中国的新医学,从而在我国制造了一支表面上既不同于中医又不同于西医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中西医结合”的、 而实质上是二流西医的医学队伍。从本质上说,主席的“中西医结合”思想也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让西医学习中医,“帮助”中医整理提高。其实,我国的文字改革既是第一次海归带回的日本错误思想的继续,也是主席他老人家希望汉字拉丁化的序曲。

    张效霞先生在《回归中医》(青岛出版社,2006:249)一书中引用了“西学中”出身的贾得道先生的话:“1971年又提出在西医中普及中医知识的要求,并且提出不学中医就是半个医的口号,于是又掀起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这样当然不能对中医有系统的、深刻的实质性理解,大都只是学到一些临床应用的基本知识,能开方看病就算满足了。就是这部分人,他们既有西医的基础,又能用中医的方法看病,于是很快就成为中医机构中的骨干力量,有的甚至成为各级的领导。事实是,我国今天的中医院校、中医医院、中医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全是中西医结合人员担任,几乎没有例外。但是这些“学过西医的人,西医的知识与理论,在他们的头脑里已经形成相当牢固的基础,所以在接触到每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不知不觉地从西医的角度来考虑。杨维益先生也说:“‘西学中’在医学方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西医完全一致。他们以西医作为模板,在科研中采取让中医对号入座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以西医学科特点强加于中医药学的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不大可能对中医发展带来好处。相反,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却有可能在这种研究中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中医药的医、教、研才全盘西化,跟在西医药后面爬行。借用崔月犁部长1982年讲话的精神,我们认为,中医的医、教、研机构的领导人不宜由中西医结合人才担任。

    50多年过去了,“中西医结合”变成了“中医西医化”。迄今,中西医结合未形成任何一个中西医结合理论,未拿出一个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成果(所谓的成果仅仅是低层次的中西医配合治疗而已。),而所谓的“成果”解决不了中医临床问题,更没有一位中西医结合专家敢于提出“中西医结合学”的概念。实际上,5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一直是以“想当然的”的漂亮的口号西化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今天,真正的中医已经被消灭得所剩无几了,中医院不姓中了,目前的23万中医中,只有三两万人还会用中医思想看病,其他中医被改造得扔掉了中医的特色、只会开化验单看检查报告了;32所中医药院校天天都在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不培养铁杆中医。科研都是西医思路,其“成果”对中医临床毫无指导意义。就连人大常委会责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起草并已呈报卫生部的中医药法》(200695日草案)里,仍在要求“鼓励中医药院校开展高层次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中西医结合”流毒之深可见一斑。鼓励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这一《中医药法》一旦出台,中医药就将彻底完蛋,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消灭中华文化的罪人!

    科技部拨款让中医界研究治疗SARS款还没有到他手里就开始高喊“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科技部一搞省部联动让中医研究治疗艾滋病,又开始高喊“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怎么那么没有底气?!离开西医你就活不了了吗?!

    既然要搞“中西医结合”,既然“中西医结合”好,为什么西医院校不搞?!为什么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只有几十个学时?说穿了,制定政策的同志心底深处就认为中医不科学,因此要傍西医这个大款,用中西医结合来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这恐怕就是我们卫生部和中医主管部门的真实想法,所以才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不变!

    钱学森老先生曾写信给崔月犁部长说:“中西医结合,不是西医吃掉中医,就是中医吃掉西医。现在的情况是西医吃掉中医。”钱老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1982年衡阳会议上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到1985年以后,就没有人再说三支力量了。最近,又有人老调重弹,而且将之塞进了十几个部委的《纲要》。可见:真有人要用“中西医结合”来彻底埋葬中医了。

    可以肯定地说,中西医是并存的,中西医只能配合治疗而不能结合为一体,起码在近百年里还结合不起来。中西医结合是埋葬中医之路,不应再提什么“中西医结合”了,让中医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让中医药用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让中医药用符合自身规律的方法管理自己,别再逼着和尚念“上帝保佑”了。个别西化的和尚也别再穿着袈裟念“阿门”了。

    退一万步说,如果一定要搞什么中西医结合,那么,应该按照当年毛主席说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由西医院校去培养,而且,中西医结合人员也应该由卫生部管,而不应该划归中医局管理。

(五)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阻碍中医振兴

   我们在过去的研究报告中,不止一次讲过,卫生部是西医的一统天下,因而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并没有一碗水端平地发展中、西医。这一点连傻瓜都能看出来。与卫生部关系密切的一位同志指责我们“骂政府”。其实我们从不骂政府,仅仅是批评一下卫生部、提出一些建议而已(这是软科学研究人员的责任,一味唱赞歌就不是合格的软科学研究人员!)。卫生部也从不理睬我们的批评和建议(这大概是我们一些官员的拿手好戏——不理睬),我们曾托人想见见卫生部长,得到的答复是没时间。

    卫生部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是有其原因的:除了上面所说的思想与观念根源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几十年来卫生部已经培养扶植起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今天绝不敢得罪它。如果让中医振兴起来,利益集团绝对不干。因为中医的振兴会挤占相当大一快西医的“市场”。这也是卫生部的两难之处。

    上面已经说过,西方文化侵略的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政治、文化控制,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而推销其西医药是其重要目的之一。今天,西方的西医药利益集团绝不允许中医药发展起来与之争夺早已被他们垄断的市场,不许中医药分他们一杯羹。他们为此采取的手段很多:指责中医药不科学,不可量化;中药中使用濒危动植物导致犀牛、老虎、香獐子等等灭绝,养熊引流熊胆汁是虐待熊;中药中含有有毒植物成分(如马兜铃酸致人肾病,于是郑筱萸秉承洋人旨意,下令修改龙胆泻肝丸处方,错误地废除了关木通这味中药,使之成为几千年来唯一因“毒性”被废除的中药;洋人控制了我们的药监局!);中药含有重金属(安宫牛黄丸含有朱砂不许进口),中药农残过高,中药质量不可控,中药有效成分不明确,等等。然而,洋人心知肚明:中医药高明,是与他们的西医药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于是他们组建研究机构,大量拨款,高价网罗我国中医药人才,希图弄清中药。在他们弄清之前,自然要千方百计贬低中医药,限制中医药,扼杀中医药。一旦弄清了,利用其强大的实力,迅速占领市场,届时,你们中国人再从我们这里引进中医药吧!(洋人算盘打得不错,但他们不了解的是:没有中华文化底蕴,很难弄懂弄清中医药。我们的学校正是扔掉了自己的文化,中医院校学生毕业后才看不了病。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医自己救不了自己,中医振兴依赖于中华文化的复兴。)。

    我们粗略看一下近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我们培养起的庞大的利益集团:到2005年底,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共计446万人,其中中医药人员25.4万人(含执业中药师2万人),仅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57%(且多数已成二流西医)西医卫生技术人员占94.3%;全国西药厂家远多于中药厂家,且其规模远大于中药厂;我们的医疗卫生官员中,90以上出身西医,而另10%中几乎全是“中西医结合人才”……

    所以,尽管中医对病毒性疾病具有绝对优势,SARS期间不许中医上战场,艾滋病也不许中医介入。尽管民间中医解决艾滋病效果很好,你得有行医证,你的药得有批号。尽管用中药戒毒只要33个小时即可去除心瘾,15天身体即可恢复到吸毒前的状况,利益集团却偏偏要吸毒者吸小毒(美沙酮)代替吸大毒,偏偏要把大笔研究经费拨给始终跟在洋人后面学走路的戒毒“权威”,这些“权威”千方百计压着民间中医的成果不许出头。一句话,们的体制、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权威”,压制创新。其实,历来重大的创造发明都来自民间(民科),而且多有受到官方压制之情事。尽管我们天天喊创新,那只是能为利益集团“创薪”而已。

    众所周知,毛主席当年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主席当年的威望谁人可比,卫生部尚且不执行,今天谁又能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吕炳奎当年建议成立中医部,我们又提出同一问题,也有业内人士提出类似建议,卫生部是坚决反对。因为设立了中医部,卫生部就控制不了中医,中医就有可能腾飞而分去西医药一杯羹、甚至抢走西医药的饭碗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要想进行任何改革都很难得到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支持,只会遭到他们的反对与打击(他们的杀手锏就是:中医药不科学,不规范,不量化,不标准化,说不清有效成分,说不清机理等等。)。只有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只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官员决心为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为13亿国人健康奋斗而不怕丢掉乌纱帽,中医药方可振兴。要有谭嗣同为变法流血的精神,何况今日之改革尚不至于流血。

    这里专门用一小节来谈利益集团,不是要让中医界或中医局与这个利益集团做殊死斗争。须知,这个利益集团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同胞组成的,和我们一样,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不能窝里斗。我们在2005年的研究报告中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亡国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灭亡”。我希望我们大家都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认真看清中医代表了中华文化,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共同为弘扬中医而努力,共同来同化一切外来文化而不异化我们自己。


八、中医的娘家要为中医自主发展创造政策

    张功耀与王澄联名倡议网上签名消灭中医,遭到大家斥责和怒骂。其实这场闹剧已非个人学术见解问题,他们代表一种思潮,甚至说代表了卫生界个别领导和学术权威的想法。与张功耀一起要消灭中医的美国人王澄先生原是我国新疆人,西医硕士。他于2006729写给中医药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中道破了天机(在此,不得不再重复引用一次):“我和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们,以及比他们更大的官都有过接触。……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大陆只能做不能说,只能暗中给中医下绊子,不能公开反对中医。因为中国的旧文化势力太大。” 换句话说,王澄不过是替这几个官员把话挑明了而已。如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仍然停留在余云岫、汪大燮、梁启超们了解中医的水平,真的不懂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那么,学术界不准展示中医药学术理论科学依据、管理部门不准中医上传染病一线临床治疗,自然也就是他们暗中给中医下绊子了!我们不排除王澄此话有挑拨离间的成分。卫生部某中心那位博士的“但更重要的是把中医基础理论搞扎实,整体的框架要更加科学化”的谈话,实际上为王澄的话做了注解,因此,也不能排除王澄的话有一定的真实的成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中医药事业的主管局,是中医的娘家,应该成为中医的保护神。中医界都把中医药的医、教、研、药各方面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中医局身上,希望中医局设法在政策上、法规上、人才教育上,爱护中医、关心中医、支持中医、保护中医。大家也看到,由于国家体制问题,中医局是在卫生部领导之下,而卫生部是西医的一统天下,总是会用西医的思维做事,中医局处理事情有相当大的难度。更何况,迄今为止,全国并非每个省、每个地区、每个县都有中医局。所以,在这种为难情况下,国家中医局更要处处站在中医立场看问题,为中医力争有利于全面继承、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自主发展的政策法规。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讲,广东要做中医药强省,就要做到三个思想转变:转变用西医药的管理方式管理中医药;转变用西医药的标准衡量中医药;转变用西医药的统计方法统计中医药。事实上,我们的医师法、药品法,以及也要把中药分成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标明中药有效期、中医与中药分开管理等等规定都是以西医药的思路、方法、标准来管理中医药。不转变这些思想,不可能把中医药管好,只会把中医药管成西医药,只会使中医药消亡。

    韩启德副委员长视察广州中医药大学二附院即广东省中医院时讲:“政策方面,捆绑你的东西应该是可以去除的。”“遇到什么问题,就去破什么规矩。不要被这个规矩牵着跑。”“不是跟着政策跑,而要引领政策,去创造政策。”韩启德委员长的讲话已收入本报告附录中)

    作为中医药的最高管理部门,更要引领政策、创造政策,为中医药创造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政策,促使中医药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则中医事业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我们的官员应该有点“李云龙精神”,不瞻前,不顾后,只要是“打日本”的事就应该干。比如,14家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效果都不错,不可能有哪家中医院愿意接收他们进行临床治疗,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行医执照,那些药也都没有批准文号;按现行法规,这些民间中医也申请不到国家课题,他们的发明或祖传秘方难以为艾滋病人服务。在此情况下,建议国家中医局特批一家中医院请这些民间中医前去治疗艾滋病,在专家严格监督之下进行,如证明某些药有较大普适性、效果较好,组织力量研究辨证加减,加以推广。如此,则患者幸甚,中医幸甚,中华文化幸甚,也向整个中医界表明:我们中医局确实是中医的娘家,我们就是要弘扬中医,振兴中医!


九、振兴中医的政策建议

    在国家高层领导特别重视中医药的今天,我们认为,主管部门应尽快做的事情有五:一、向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中医部,起码中医局要独立于卫生部;在尚未独立之前,应该成立由老中医组成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顾问委员会,且要赋予其一定权力。二、向国务院建议在全国选择几个省市和地区作为中医药特区,特事特办,积累经验,再组织推广。三、向国务院建议将中药审批权、中医行医执照发放权收归中医局,以使中医都能把自己的汤药制成丸散膏丹,使民间中医都有行医权,这可马上增加15万铁杆中医。四、向国务院建议将中医药教育权收归中医局,并利用一切办法(中医带徒、卫校培养、民办中医学院等)尽快为农村和城市社区培养一大批能临床的中医,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如此,用不了5年,中医队伍就可以翻一番。五、支持正规军和游击队上一线临床治疗重大疾病,如艾滋病、戒毒等,坚决不支持实验室研究。其实,说来说去,最主要的事情是组织中医药管理人员学习胡锦涛“和谐社会”的理论,学习“中医哲学”并组织有关学者给有关部委的领导讲课,转变领导思想观念,提高管理人员对中医药的深刻认识,提高其民族自信心,提高其振兴中医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如此,则会有所作为,中医振兴有望。

    根据10多年的研究,特别是近两年的调查研究,我们提出以下一些不成熟的建议,谨供领导参考:

(一)改革体制,完善体制

1. 按宪法办事,设立中医部

   前面已经说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在国家卫生部之下,而卫生部是西医的一统天下,处处事事都会按西医药的思路办(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先入为主嘛,因而也不要埋怨这些同志。),所以,国家中医局办事十分为难。

    宪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中西医并重。将中医局设在卫生部,由卫生部管辖,本身就是重西轻中的表现。

    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呼吁设立中医部。作为中医原创国,体制原本应该是在以中医为主的卫生部或称中医部下设立西医局,而“在西医为主的卫生部下设中医局”应该是欧美国家的体制。

    50多年的历史证明,卫生部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医局区区几个人只能服从卫生部的西医思路,中医人数越管越少,质量越管越差,背离中医科学越来越远。卫生部部务会上也是一个管中医的副部长面对诸多部长、副部长。到省部级卫生厅更是如此。卫生部几十年的做法是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SARS到艾滋病到“禽流感”,什么时候卫生部相信过中医有效、想到过让中医上一线?何以疾控中心里面没有中医?何以传染病医院没有中医?怎能相信今后中医局不独立出来却能够发展中医,振兴中医,让中医真正能为13亿人的健康服务?

    因此,应该尽快成立中医部,以便使中医药能够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按照自身规律自主发展,结束牧师管和尚的局面。

    进入中医部的同志必须要有民族自信心、不坚持“科学主义”、热爱中医药事业、愿意为13亿国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服务。

    鉴于中医后继乏人,建议趁老中医健在,中医局组织名老中医以及哲学界、法学界的真正相信中医,有民族自信心的同志,成立中医药顾问委员会,在重大的政策上、法规上为中医把脉,为中医药的发展指明方向。当然,要赋予中医顾问委员会一定的权力,不能流于形式。

    中医只要不独立,是不可能振兴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1. 完善中医管理体系,收回中药管理权,中西医分业管理

    迄今,个别省市和不少的地县没有中医局,中医管理体系不完善。应该尽快予以完善。西医的卫生系统十分完善,一竿子插到底,而中医是我国原创性医学,却没有完整的管理系统,如何能算是宪法规定的中西医并重?

    中药由国家药监局管理,除了敛财,郑筱萸还精通怎样用西药的标准消灭中药。自从药品法出台以来,监局前后出台了187个管理条例,用的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来扼杀中药。这是典型的按照西药的管理方法和标准来管理中药。中医与中药历来不分家,也决不能分家,因此中医药界普遍希望国家将中药的管理、审批权限仍旧收归国家中医局即将来的中医部管理。中药审批权收回后,应允许中医自制丸散膏丹使用,因为这是每一个合格中医必须具备的技能,也是保证疗效的必要手段。

    中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不能用同一种办法管理。因此,王永炎院士于20056月在天津会议上提出中西医分业管理。也就是说,中医不得开西药,西医不得开中药,各管各的,除非一个人既考了中医执照又考了西医执照。其实,这已是韩国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

(二)设立中医药特区

    如上所述,现有的有关中医药的政策法规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但是政策法规特别是法规都有惯性,很难一下就改变。无论为13亿人健康而从善意执法角度,还是从积累改革经验角度,都应该允许政策法规方面的创新,否则社会就没法发展。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要允许地方粮票存在,因为各地政府最了解当地情况。

1. 选择若干个省市和地区作为中医药特区

   2004年3月25日,广东省卫生厅彭玮副厅长按照张德江同志意见,召开了建设中医药强省专题座谈会。我在会上说,深圳原来不过是个渔村,小平同志给深圳画了一个圈,深圳采取了特殊政策,很快发展起来了。广东要成为中医药强省,要请国务院给广东省画一个圈,广东就可以不完全听卫生部的,就可以根据广东的情况制定自己的中医药政策。这样,用不了三五年,广东就会成为中医药强省。

    要允许特区特事特办,不要全国一刀切。例如,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根据当地医疗资源情况创办中医学院,毕业生拿不到教育部的毕业证没有关系,当地政府可以发给毕业证、学士证,当地政府承认就行。又如,某人行医多年,深得民众欢迎,虽然不识字,照样可以给他行医证,甚至评他为名医。双桥老太婆罗有名不认字,连名都没有,罗有名这个名字还是周总理给起的。要是放在今天,绝不允许她行医,可以天天去查抄她,而她,早已成为国内外的名医大家,徒子徒孙遍天下。像这样的人,特区政府完全可以给他们发证,让他们带徒弟,培养接班人,让他们的生活比一般人好一点,甚至好得多。

    山西运城市卫生局几十年来一直支持当地中医药事业发展,虽然过去因执行卫生部政策走过弯路,但能很快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过来,所以运城市中医专科医院占全国20%,当地中医蓬勃发展。像这样的地区,应该划为特区,发挥他们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然后,总结经验,总结出能促进中医振兴的政策法规,再向全国推广。

    希望全国能有七八个省级特区,三二十个地级特区。

2.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本身就是特区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除了在国防和外交上必须与中央绝对保持一致之外,其他政策法规可以根据本民族实际情况自定。因此其在中医药(含民族医药)方面的法规可以与其他地区不同。

    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全国是比较贫困的,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尤其严重,完全可以允许有实际经验的老中医行医,给他们发行医执照,而不必考虑他们是否上过中医学院。不幸的是,柳州某镇流器厂一位行医十多年的厂医(光明中医函授学院学习四年,有毕业证,普遍反映他医术不错,医德好)最近却因没有行医执照被罚款3000元,不久又要求他缴滞纳金13980元。如此执法,已经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严格执法,而是不考虑人民利益的“恶意执法”。世上多几个这样的恶人,老百姓就多倒霉一天。由此可见,广西自治区有点自己的法规,给中医点宽松环境,有百利而无一弊。

3. 完善有关中医的法律

    中医近百年日渐衰落,尽管主要是思想认识造成的,但在这种认识下制定的法律起了决定的作用,所谓:法规政策决定一个学科的存亡,决定一个产业的存亡,甚至决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存亡。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宪法中规定西医是日本唯一合法的医疗保健体系,从此,日本中医断线近百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又开始重新使用中药,近年才开始中医教学。日本的这一错误做法,被我国的“海归”带回,掀起了“废医存药”的恶流,近两年又出现了要彻底消灭中医的“逆流”。百年来中医日趋式微,是民族虚无主义以及在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政策法规造成的。因此,今天要对中医满怀信心并以此重新制定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法规政策,给中医以宽松环境,保障中医药自主发展。

1.尽快出台中医药法

   人大已经决定给中医药立法,这是中医界的大喜事。我们曾一再表示,中医药法制定的立足点既不能放在管理上,也不能放在保护上,也不能放在创新上,而要放在“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自主发展”上。

    遗憾的是,在呈送卫生部的最终草稿中,仍然写入了鼓励中医药院校开展高层次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建议把这一段删去,否则,最终会断送中医药。不仅中医药法中别提,在各种文件、政策、规定中,也要拿出中国人的志气,别再提中西医结合了。我们从不排斥西医,只能提中西医配合;事实上,几十年来,中西医从来没有结合过,只是进行过配合治疗。要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中医是先进的、成熟的甚至是超前的医学,犯不着去傍大款。

2.制定中医医师法,不拘一格降人才——解决后继乏人问题

    如上所述,现行的《执业医师法》不适合对中医的管理,那只适合西医。按今天的医师法,考出来的都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不是真正的中医,会将中医彻底消灭光。需要尽快组织制定中医的执业医师法。

    中医医师法应该承认师承、家传和自学。这是中医的发展规律之一,是几千年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绝非某些人说的是落后的方法。中医高等院校也必须让学生早跟师早临床,否则,难以培养出高水平的临床中医。

    中医行医证应由中医药管理局系统颁发,而不应该由卫生系统盖章。这不是争权,是因为卫生部、卫生局不懂中医,当然也不懂中医的发展规律和成才规律,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西医的标准考虑问题。中医执业医师证的发放权应该尽快收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民间中医未受西化影响,保留了相当一部分中医精华,是振兴中医的主要力量之一。要看疗效而不是看文凭。只要是当地群众认可,当地中医局推荐,就应该给他们发行医证。然,民间中医所学的理论可能不系统,也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是以后应该引导和组织他们进一步学习提高的问题,而不能成为不给他们发证的理由。恰好是:给他发了行医证,他就属你管了,你就可以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提高了。

    按清末民初的人口与中医比例,我们今天至少应有260中医,实际只有23万(国家中医局数据),且绝大多数尚需进一步学习中医四大经典。俗话说“英雄不问出身”,当今中医后继乏人、后继乏术,更应不拘一格降人才。民间中医传承下来的种种中医精华,可以服务于民众健康,丰富中医理论。尤其是,当年民办的光明中医函授学院培养了近11万中医,他们临床好,有真本事,治好了不少现代医学治不了的疑难症;就临床水平而言,他们不亚于正规中医药院校的毕业生;退一步说,他们的水平至少比卫校学生高吧,卫校毕业生都可以行医,光明中医函大毕业生何以不能?应该尽快予以承认。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提高疗效,而不是讲清理论,更不是看文凭。尽快给他们发行医证,既方便群众医疗,又可使他们不必违规行医,更可以使群众看到我们的中医局真是中医的娘家,真为中医办事,真能解决民众疾苦,真是要振兴中医,真是要复兴中华文化;也可显示出当年批准成立光明中医的行政延续性,也为中医高等教育两条腿走路树立典范。

    此外,就我们调研,在国家尚未来得及顾及艾滋病的2001年,14路民间中医主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且不说疗效甚佳,就这种精神也是了不起的;他们没有行医资格,责任不在他们,在于有关部门执行了错误的不适用于中医的《执业医师法》。应该发给行医证,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一方面予以资助,继续艾滋病临床研究,以期从中筛选出较为普适的处方,并探索出什么情况下如何加减,如何综合治疗,从而解决世界迄今无法解决的艾滋病问题;另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理论,进一步提高,成为当今的名医。

    从本研究的《分报告集》中雷京国、卢中华给科技部程部长的信以及其他民间中医来信可以看出,他们热爱中医,渴望用他们掌握的中医知识为人民健康服务。程部长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应该在思想上、制度上彻底解放中医。”程部长还说:“尽快对《执业医师法》中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条文进行修订,改变有关管理政策,制定符合中医规律的准入考核标准和技术传承制度,加大职业培训力度,解放民间中医,量才使用,把长期游离于体制外的这支民间力量纳入正常渠道管理,变成国家的财富。”

    总之,应该责成各县卫生局,对目前的15万民间中医进行全面调查,一一登记,发给行医证。正如四川省刘晓峰副省长所要求的那样。这是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壮大已经濒临灭绝的中医队伍的捷径。只有如此,中医在此次医改中才能发挥重要作用。

    不要瞧不起民间中医。解放前,我国没有中医院校,没有正规军,蒲辅周、岳美中等等在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之前都是民间中医。抗日时期我们八路军如何壮大的?还不是把民兵、游击队收编为正规军的?当时,为了壮大抗日队伍,甚至连土匪都收编过来,加以教育、整顿,使之成为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战士。我们今天怎么能连这点胸怀都没有?!今天我们需要大量中医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他们既然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将他们拒之千里之外呢?

3.中医应该而且必须进入疾控中心

    2003年SARS的流行,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若非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让中医介入治疗,损失将更大。中医介入艾滋病治疗,马上取得很好疗效,说明治疗病毒性传染病是中医的绝对优势。

    2004年以来,“禽流感”闹得沸沸扬扬。目前,各国都在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寻找杀灭病毒的药物及预防的疫苗,希图解决“禽流感”问题,但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各种致病病毒,尤其是流感病毒,不断发生变异,药物与疫苗研究几乎永远赶不上病毒的变异。而且,疫苗使用率不到2%,如果“禽流感”大爆发,2的疫苗注射率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中医历来讲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即特别注意人体的自康复能力,这才是防治流感等疾病的根本。然而,我国的卫生防疫工作、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几乎完全忽视或淡忘了中医的药物特别是中医非药物疗法提高自身免疫力的作用,仍然走西方已然淘汰的生物医学模式老路,忽视环境和社会因素,忽视人的能动性,把病人只当成被动治疗的对。尤其是当前防治“禽流感”的理念与策略,只注重了病毒本身,而忽视了中医对人体在抗流感过程中自我保护的适应性反应和独立的主动性抗病能力的调动

    魏慧王强  主任医师系统提出了“防治流行性感冒保健新法——新世纪医学模式应用”等全新的应对“禽流感”的中医的理念、思路、措施与方法(如艾灸法、按摩法、火罐法、热盐包法、电吹风法和导引运动法等),并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不少培训和推广实践,深受广大群众、专家与学者的欢迎与好评。

    新世纪医学防治模式可以做到比当前采用的常规防治手段更加全面妥善、经济省钱、简便易行、安全可靠,而且人人可以学会,可操作性强。并能充分展现中国养生医学的以人为本、天人相应的理念与科学内涵。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禽流感”等疾病的防治中,应采用与贯彻新世纪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和被动治疗与在医生指导下自我主动治疗相结合)来应对流感等病毒性疾病。国家中医局应该组织推广这样的非药物疗法,让所有的医生都能学会,让尽可能多的民众都能了解。

    我们曾找过疾控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希望就中医介入“禽流感”问题与他谈谈,希望他能了解中医的药物和非药物疗法可以解决“禽流感”。然而,人家不感兴趣,让我们去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迄今为止,中医没有进入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这是卫生部同志不懂中医所致,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没有尽到自己为中医说话、为中医争取上前线机会的责任,也说明中医局并未真正认识中医的优势。

    要是李云龙在国家中医局当个司长什么的,他早就闹着要上一线了。无论是SARS、艾滋病、还是疾控中心,早就有李云龙的影子了。

    我们建议,中医局应该说服卫生部,应该而且必须让中医进入疾病控制中心,否则就是“对中医的无知和对中医现代疗效的抹杀”,更是对人民健康不负责任

4.允许中医自制丸散膏丹

   2004年5月19日,为民间中医到艾滋病村免费治疗艾滋病问题,我们课题组与国家药监局注册司的同志讨论了一天。我们认为,一个合格的中医,必须会把自己开的汤药制成丸散膏丹;治疗中,开始往往用汤剂,快;治到一定程度,改用丸散膏丹,方便。丸散膏丹是中医用药的一部分,应该允许中医自制丸散膏丹使用,只要不拿到市场销售,不能视为假药。药监局谢处长同意我们的意见,允诺我们,他们很快会发红头文件,允许中医自制丸散膏丹。遗憾的是,有两位不大不小的人物给郑筱萸写信,要求“严格中药管理”,于是,答应的红头文件就再也发不下来了。

    不仅要允许中医自制丸散膏丹,而且应该允许医院自制院内制剂,别搞那么复杂的报批程序了(许志仁司长200711月说,这一点已放宽),尤其不能再要求医院制剂室达到什么GMP标准。中药与食品一样,谁吃的汤药是在GMP车间熬制的?谁家的米饭、馒头是在GMP房做出来的?我们到甘肃武都调研,武都中医院过去几十种院内制剂效果都很好,后来都不能生产了,因为没有钱改善制剂室,达不到(其实不必达到)GMP标准。这是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顾,只知自己按照死规定办事,实际是以“依法办事”掩盖自己的无能和官僚主义。

    程津培部长说:要“允许乡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中草药;改革国家监督和管理的机制和办法,以道德机制和乡风民俗为基础,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5.执业医师不应限制执业地点

   《执业医师法》规定,执业医师由县级以上卫生部门注册,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但未对“执业地点”的含义进行界定;也未有条款明确规定禁止异地执业,可以推论《执业医师法》是允许异地执业的。但《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实质上是不允许医师跨省执业。

    我国律师、注册会计师承揽业务不受地域限制。执业医师作为同样性质的专业人士,其承接诊疗业务也应不受地域限制。对待医师的管理可以借鉴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的管理方式。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百名医学专家峰会上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大约七成执业医师希望允许依法异地行医,即中国210万执业医师中,有71.7%呼吁“医师职业社会化”。

    明确规定医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可以激励医术精湛的专家医师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有助于医疗打破垄断,鼓励人才流动、人才竞争。目前根据医疗机构所在地确定管理部门级别的做法,容易导致大医院垄断人才,限制人员流动。允许中医师异地执业能够使中医药事业更好地为广大民众服务,尤其是为农村医疗和社区保健提供便利服务,有利于消除由于脱离实际的硬性人为规定打击面过宽的弊病,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孤立和打击真正的江湖骗子。

    事实上,我国许多有名望的中医,不仅是正规军,就是出了名的民间中医,也经常被各地请去看病。例如,运城名医柴瑞霭、石家庄名医陈计存等,经常被请到北京和其他地方看病。这些名医被请来请去给人看病,是违法还是合法?他们是应社会需求做好事还是应该被查处?!更何况,手术大师的“走穴”又有谁人过问过?

4. 中医教育必须全面改革

   1966年,我国中医高等院校共培养了5600名中医。尽管当时中医院校教育也过多的讲授了西医内容(任应秋等五老给卫生部上书反映这一问题,受到重视),这些毕业生还是相当不错的,大多数都是今日的骨干,可惜都已退休,垂垂老矣。

    人才是关键,中医后继乏人后继乏术已经喊了几十年。近28年培养的中医毕业生,数量不够,质量不行,全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学生基本上不会以中医思维看病,且毕业后90%甚至95%以上不从事中医临床,或做医药代表或改行他业。因此,中医人才培养制度必须全面改革,中医高等教育也必须全面改革。

    若不能尽快培养一大批铁杆中医,中医就真的彻底消亡了,届时,我们真的要从国外引进中医了。

 1.允许民间创办中医药学院

    光明中医函大的成立,为我国中医高等教育两条腿走路首开先河;不少人反映,他们组编的中医高等教育的函授教材,比正规中医院校的教材要好,为中医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医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临床人才;办学方向正确,不花国家一分钱,办了大事。今后,不仅应该允许光明中医重新恢复,而且应该鼓励创办更多的民办中医药学院,以解决中医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严重问题。如果我国不能在三五年内兴办三五十所中医民办中医药学院,光靠今天的32所中医高等院校,大约再有十年时间中医就彻底没有了。

    有人会担心这样的学校拿不到国家承认的文凭,被称为“野鸡大学”。第一,国家没有必要把文凭发放卡得太紧,关键是看他是否学到了东西。光明中医的学生虽然没有教育部发的文凭,临床只有比正规院校的强;他们所以敢于“非法行医”,是因为他们医术高,有人找他们看病。第二,优胜劣汰,民办中医院校如果培养不出高水平中医,自然会被淘汰,何需多虑!

    我们曾经在2005年的研究报告《走出误区,重铸中华医魂》中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国足够强大了,中医药在国内也确立了自己的战略地位,成为国人健康保障的主要体系,世界各国会到我国取中医药的真经的。届时,我国将会在各国建立中医药连锁店,每个店有医有药,不仅给患者诊病给药,不仅施以各种非药物疗法,更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教给‘患者’如何自行养生保健、如何运动,那将不再是简单的治疗,而是新型的医学模式,不仅使人人享有健康,而且不会增加医疗保健费用。”换句话说,中医肯定要走向世界,解决世界人民健康问题。到那时,需要在世界建立500万个连锁店,以每个店两个中医计算,也需要1000万中医。再者,按清末民初标准,我国需要260中医,不采用各种途径培养人才,将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2.要承认师承、家传、自学的成才之路,允许所有中医带徒

   西学东渐之后,似乎什么都得办成西学的样子。卫生部下属单位就有博士说:“师徒模式也是不可取的,只能作为补充,是落后的手段。”其实,历史经验证明,有些人才固然可以通过高等院校培养,更可以甚至最好是通过师承、家传、自学培养。京剧和中医就是如此。

    邓铁涛老先生撰文说:蒲辅周先生,是杰出的医学家,他的学术水平,举国公认为一代宗师;他十五岁随父亲学医,三年独立应诊。岳美中先生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不但没有学过西医,也不是中医院校毕业,只短期读过陆渊雷的中医函授,但他也是20世纪一代宗师。研究流行性出血热取得卓越成绩的南京名医周仲英和江西名医万有生,也没有学过多少西医课。双桥老太太不识字,但她的拨正疗法使世界医学解决不了的腰腿痛,一次手法而愈。军医冯天有学得后,震动一时,立成名医,但只学得罗老太太一招耳。

    邓老的这段话表明,中医人才并非只有院校才能培养。自学、家传、师承,均可培养出名医。中医属意会知识范畴,更适于师徒传承和自学,这已为几千年历史所证实。我们何必要把这一条中医成才之路堵死呢?何必要把西方的教育模式奉为样板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为培养中医人才费尽了心机,想了许多办法。如,几次从全国遴选几百位名老中医,让他们带徒弟。想法很好,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步伐太小,只能培养数量有限的人才,或者说“把中医保护起来了”,但没有发展起来。我们认为,包括民间中医在内的临床五年以上的中医,都应该可以带徒弟。中医讲究跟师,并非只跟一个老师。往往出徒之后,还要游学,到处拜师。犹如九纹龙史进的第一个师父打虎将李忠武艺不强,又多次拜师,直至最后拜了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为师一样。广东省中医院有个欧阳卫权,除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到处拜师,这种精神值得中医界学习。

    我们还记得,日本明治维新时宪法明确规定,西医是唯一合法的医疗保健体系,但也规定原有的中医仍可行医,只是不许带徒。当时的日本中医只是考虑自己可以行医,没有多想,故没有坚决反对。几年后才意识到这会断子绝孙,再反对也没用了。今天,我们已发文件对有一技之长者发给一技之长证,使之能合法行医。然而,如果不许他们以及所有中医带徒弟,光靠32所中医院校,中医还是要消亡的。日本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考虑,我们不能重蹈日本覆辙。

3.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必须彻底改革

    一百年来,先是不准中医办学,后来虽然不反对了,一直没有官办的中医高等院校。新中国成立后,终于各省都有一所国家办的中医学院。中医高等教育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今天的问题在于:中医院校只许按照现代医学规范办中医院校来培养人才,并用现代医学基础理论替换了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一版不如一版,六版中医教材的编写,将原本精炼简略的内容编得繁琐重复,将原本系统的整体割裂得支离破碎,内容惟恐不杂,种数惟恐不多,划分惟恐不细,其结果无非是版权页上的编写人数增加了,印刷用的纸张油墨增加了,系统科学的联系打乱了,中医药学术被西医内容与编写者的私欲严重扭曲、扼杀了。教材中把许多中医精华删去了,经典都变成了选修课;号称学的中医,多半内容是西医知识,学生头脑都搅混了;外语占用了学生大量时间,博士读不懂《本草纲目》的序。所以,金庸李老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中医高等院校培养的是中医的掘墓人;崔月梨部长说毕业生是两个中专生。

    韩启德委员长在广州讲:“按照邓老说的,在我们中医药大学里面,如果将外语及其它的课程等全部算上,与中医的比例达到2﹕8,能不能实现?如果有困难的话,能不能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里面先做一个试验,让两三百人专门学中医,不学西医。”

    其实,中医院校都可以试着做起来,诚如韩启德委员长所说,应该引领政策,而不是跟着政策跑。事实上,山东中医药大学近两年已经举办了传统中医班,初见成效。

    教育部是管教育的,不懂中医,并不清楚中医院校应该教些什么内容。建议:趁老中医们健在,组织中医大家,尤其是没有西化的大家,并吸收民间中医参加,共同拟定教育内容,重新修订教材,让我们的学生学到中医的真谛,不要成为二把刀,更不要成为西医的医佐。

    国家中医局应该在中医高等教育上引领政策,而不是跟在不符合中医教育规律的、应该修订完善的政策后面跑,中医教育应该走自己的路:

    中医高等院校的学生应该早临床早跟师;

    学生进校首先要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借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

    招收学生应该重悟性而非理科知识之多寡;

    对中医院校学生而言,外语应是选修课,基本不开西医课;

    应该试验从初中和小学毕业生中挑选学生,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过多的现代科学的逻辑思维教育,易于接受中医为代表的东方的形象思维,易于学好中医,易于出名家大师。

    中医教育之管理应该从教育部收归中医局。

4.中医药院校学生应按50年代师范学生待遇

   我国急需大量高水平中医,一则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二则全面继承中医药学术精华,三则为中医走向世界建立全球性中医药诊所连锁店准备人才。为了吸引学生读中医,应该像五十年代师范学院培养中学教师一样,让中医院校学生免费上学,免费吃住,并发给一定的生活费。

    为鼓励年轻人上师范,当教师,当年但凡师范院校的学生,一律享受助学金,吃住等一切费用全由国家负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中学教师,保障了9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和高中教育。1985年,我国只有中学教师296.7万人,国家一重视,到2003年,增加到502.5万人,不到20年时间,一下增加了200余万人。只要重视中医人才培养,国家的中医院校、民办中医院校,加上允许五年以上中医带徒,允许家传,允许自学,用不了20年,中医人才也会达到二三百万甚至更多。中医队伍马上就会壮大起来,就会解决后继乏人后继乏术问题。

5.不应取消中医的中专学校

   西医要从初中生中招生,由于卫校条件所限,学三年难能成为好大夫。中医与西医不同,十五六岁学中医,三年就可学成;蒲辅周15岁随父学医,三年独立应诊;陆广莘17岁从师学医,三年自己开诊所。其实,只要有好教师,教材得当,中专一样可以培养出名医。岳美中不就是短期读过陆渊雷的中医函授吗?由此可见,卫校完全可以为农村多快好省地培养一大批不错的中医,不知为什么卫生部突然决定不许卫校再培养中医?建议卫生部收回成命,允许各地利用卫校为当地培养中医,尽快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6.西医高等院校应让学生学习中医非药物疗法

    毛主席当年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尽管其目的在于让这些西医整理中医理论提高中医水平,但没有号召中医学习西医。而我们的中医院校一半时间学西医知识,西医院校基本不学中医知识。毛主席的号召使不少西医成为中医大家。

    60年代,响应毛主席号召,西医院校师生下乡送医,发现农村更喜欢中医更喜欢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山西运城焦顺发教授是西医出身,到农村后发现农民就喜欢伸出胳膊让你号脉,就自学了中医,并发明了头针,成为当时卫生部向世界推荐的运城三位中医大师之一(另两位是用红升丹治骨髓炎的杨文水,治痔疮的长效麻醉药发明人任全保)。俞云在安徽医学院学习时下乡,发现针灸很有用,自学针灸,受到农民欢迎,并为当地培养了数十名赤脚医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肿瘤医院,一直钻研切脉针刺治癌,后到西班牙,用切脉针刺治疗癌症、艾滋病等各种疾病,遂成大家,被广东省中医院请回带10位徒弟。

    2006年6月,我们赴朝鲜开会,看到朝鲜各级医院的中西医都会中医的非药物疗法,来了患者,首先采用针灸、按摩、点穴等非药物疗法。朝鲜看病是免费的,如此大大减轻了医疗费用开支,尽管朝鲜很穷,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我们建议:不仅中医院校的每个学生都应该学会中医非药物疗法,西医院校每个学生也都应该学会中医非药物疗法,可以避免我国医疗费用指数式上升。

5. 中医医疗必须坚持中医特色

   上面已经说过,中医有诸多优势,但必须坚持中医特色才能发挥中医优势。无论是中医院还是个体中医,都必须姓中,坚持中医特色。借现代化之名,大量购买、采用所谓先进的仪器设备,叫喊西医确诊疾病中医再分型治疗,必将把中医引向消亡之路;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被“把医疗推向市场”的错误政策逼迫而为的。

    一句话,中医医疗必须坚持中医特色。

1.组织中医重温四大经典,坚定中医信念

    数年前,邓铁涛老先生就建议广东省中医院组织所有中医重温四大经典。吕玉波院长精心组织,不仅组织学习、研讨四大经典,而且开研讨会出论文集,遂使广东省中医院在SARS肆虐期间敢以中医为主向SARS宣战,取得重大胜利。重温四大经典,坚定中医信念,培养铁杆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做出了表率,这也是他们对中医发展的一大贡献。今天,深圳市中医处也已开始组织全市中医轮流参加培训班,重新学习四大经典。如此,广东省很快会成为中医药强省。

    中医后继乏人,已由百年前的80万人锐减为今天的23万人,且由于教育的问题,大多数不太相信中医,不太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尽管如此,20多万中医毕竟都有相当深厚的中医功底,效仿广东省中医院,组织中医重温四大经典,用不了三两年,都会成为相当好的中医,成为中医继承发展的骨干。

2.中医大夫晋升要以临床水平为主

    当今我们处处学习西方,升职称、加工资,都依据论文数量和承担课题的级别及其“科学性”。这并非好办法。中医四大经典之所以可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时人们写文章并不是为了提职称挣稿费。今日论文数量可谓多矣,评职称、申请课题、报奖等全靠论文数量,全靠在外国杂志发表过多少论文,全靠SCI收录了几篇文章,但是,这些文章有多少能流传三二十年?美国30年花2000亿美元研究癌症,发表175万篇论文,解决了什么问题?追求论文数量已经成了一种普遍恶习,也严重影响到中医界,甚至屡屡出现论文造假、修改数据之情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医疗而言,临床疗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何况,中医的科研历来源自临床,从来与实验室无关。

    一个中医大夫的职责就是看病,不能要求他承担过几项什么等级的课题,不能要求他发表多少论文,尤其不能要求他的论文在国外发表,被SCI收录,因为外国没有中医、不懂中医,怎么会发表和收录你的中医论文呢?如果一篇中医药论文被外国杂志发表,那往往就是将一味中药进行植物化学分析的文章,其实与中医药无涉。一位好的中医临床家主要是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少的费用、最短的时间治好患者的病,特别是急重症和疑难杂症,而不在于他发布了几篇论文。

    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政策,迅速扭转这种怪现象,以疗效评价大夫的水平,以患者的的意见评价大夫水平。我国历史上从来就是以疗效评定大夫的。

3.中医院管理条例应该废止

   众所周知,西医认门,中医认人。也就是说,西医院的门越大越好,因其设备齐全,科室多,技术先进,各科室相互配合才能诊断。几千年来,中医从不搞大型医院,且从不搞病床,都是家庭病床,中医遍布全国,十里八里,病人一叫就去,即使太医院为嫔妃看病亦是如此;中医不必好多医生联合诊断,每个医生都是全科医生,一个医生就是一个医院,关键在于医生水平要高,所以认人。

    医院管理条例按西医院要求,将医院分为三六九等,每一等都有设备要求,人员要求,占地面积要求等等,与中医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中医不需要西医的各种设备仪器,那些东西对中医的诊断和治疗几乎毫无用处。有人认为那些先进,那是对西医先进,对西医有用,对中医则不然。在特殊情况下仪器设备对中医也许会有点用,但望闻问切实际上解决了绝大多数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特色。李致重先生提出,中医见瘤不治瘤,仍是要辨证论治。要求某等级的中医院要有什么仪器设备,实际上是邯郸学步,引导中医院丢弃自己的特色邯郸步没学会,忘记了自己怎么走路,最后只能爬着回家。中医院不姓中,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最近,又抬高了中医师开设门诊部的资格,已停止批准新设个人门诊部,旧有门诊必须大于300平方米,这增加了民间中医的注册难度。这实际上又是要限制中医。中医门诊要那么大的面积干什么?

    中医院就是中医院,不是西医院,应有自己的标准;中医门诊就是中医门诊,无需仪器设备,要降低中医门诊准入条件。给中医点宽松环境。尤其应该鼓励中医师、特别是已从医院退休的老中医自行开业,以方便群众看病。而且医保应该允许到所有中医院、甚至个体中医那里看病。就是在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保险公司也为到中医诊所、针灸诊所看病付费;我们在民营饭店公款吃喝都能报销,却将民营中医医院和诊所排斥于报销范围之外,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国家近来特别重视中医的振兴,特为中医院建设拨出巨款,但我们调研发现,中医更适宜办诊所,或诊所连锁。一拨款加强中医院建设,就会进设备,搞基建,设科室,增病床,使之更加失去中医的特色,加速中医的灭亡。在我们看来,不如将这些资金用于保障中医大夫的公务员待遇,将中医院建成全区、全县中医诊所连锁的牵头单位、培训组织单位。

4.中医院应组织医生拜师学艺

    在邓老建议下,广东省中医院邀请全国名老中医前去带徒授艺,每位老中医带两位徒弟,有的甚至带十几个徒弟,并举行了盛大的拜师会,广为宣传,培养了大批人才,明显提高了临床水平。最近又聘请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和有绝招的民间中医前去讲课,带徒,开创了从民间吸取营养之先河,创造了要让中医院姓中的榜样。

    我们发现,不少中医院组织其中医外出进修西医,或鼓励他们读西医博士。例如,河北省赵县中医院近些年共分配去20多个中医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但是,这些原来学中医的学生现在大多数都能上手术台了。由于中医看病的收入实在太低,这些大学生都改行考了西医的执业医师,并到省里或者京城的大医院参加培训,成了西医外科、内科都看的“中西医结合大夫”,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能做开颅手术了。这种情况与广东省中医院适成鲜明对比。

    建议鼓励中医院派人跟随名老中医学艺,而不要管他们是否有行医证,或请他们到中医院讲课和指导。“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值得向他们学习,就会集各家之长于一身。他们能把祖宗留下的中医精髓继承下来,这种继承本身就应该得到鼓励。

5.中医的病历只应该写中医的诊断

    按照有关部门规定,中医写病历时要用中西医两种说法写病历,既要按中医说法写明脉象、诊断,又必须按西医思路写清病名等。有领导对我们说:这是对中医要求高,是好事。这哪里是好事,是引导中医西化,同样是一种歧视:西医为什么不写两种病历?这种做法是要说明我们中医正在向西医水平努力!还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去傍大款!

    建议明确规定中医不再书写西医格式的病历。

6.中医医疗事故只能由中医鉴定

   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医疗保健体系,西医不懂中医的思路与理论。西医的医疗事故从来是由西医鉴定的,从来不让中医介入;然而,中医方面的“医疗事故”可以说全部是由西医按照西医的标准去鉴定的。这是对中医的歧视。如果不算是一种霸权的话,也是越俎代庖。在西方,从来也没有把西医学划入科学范畴,中国有些人硬要说西医是科学;科学就科学吧,我们有些人硬要把“科学”当成真理的代名词,于是产生“科学主义”,于是要求中医的“医疗事故”必须由“科学的西医”来鉴定,于是中医只好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不敢运用自己的特长,不敢运用自己的方法和药物,不敢用中医中药治疗急症病人,只得跟西医一样去搞各种检查化验以保护自己,导致中医全盘西化,导致中医院不姓中,导致老百姓看不起病,导致中医超前的防治急性病的理论和技术退出了急症阵地。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所以,李可老先生呼吁老中青三代中医起而雪耻,不要自卑,不要妄自菲薄、自甘附庸”

    现代医学天天在合法(却并不一定合理)地杀人,而且是把你口袋掏空以后再杀,而且杀了你你还得感谢他!(见《中医战略》序七,古籍出版社,20071月)任何医学都有治不好的病人,中医也不例外,但中医失误甚少。我们绝不应该让所谓科学的、根本不懂中医的专家来鉴定中医“医疗事故”。我们建议,中医的医疗事故只能由中医专家进行鉴定也只有中医专家才有资格鉴定中医的医疗事故。

7.允许坐堂医存在,允许老中医行医

   中药与西药不同,中药必须辨证使用。西药可以划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现在我们也跟在人家后面把中药划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这是漠视甚至抹杀中医药特色。比如,感冒了,应该买什么中药?天二把刀的中医尚且分不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叫一般百姓如何区分?如何去购买那些OTC“感冒”中药?把中药划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是郑筱萸扼杀中医药的举措之一。几千年来我们解决诸如此类问题靠的就是中药店的坐堂医。望闻问切之后,开一副汤药,或者开点成药(包括膏药),方便群众。坐堂医不能取消。如此,抹杀了中医特色,限制了中医优势的发挥。

    今天,北京一些大的中药店依然有“坐堂医”,但一部分是假的,是为药厂推销其诸如治疗癌症的医药产品。这是以推销为目的的行为,自当取缔,不能与真正的坐堂医相提并论。

    有些老中医退休了,如果回老家治病,因为执业医师证两年一换,两年以后没有工作单位了,你回到自己家乡就不给换,不给换你再行医,就是非法行医,马上抓起来。老中医临床经验丰富,是国家宝贝,充分发挥老中医余热是缓解后继乏人的措施之一。所以,要改变一些规定,如退休年龄、定
点注册、退休后行医等。

6. 中医科研必须走自己的路

    中医的科研几乎全是跟在西医后面爬行,完全忘记了中医药是我国的原创性医学;只是千方百计用西医药的思路、方法、设备来验证中医的科学性。因此,在科研思路、招标思想、评审体系等各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1.中医科研要走自己的路

   几十年来,中医科研是模仿西医紧跟西医做法来“发展”中医,“验证”中医,丢了中医特色,所以,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成果。例如:西医有抗生素,我们就千方百计要从中药中找出能杀死病菌的中药;折腾了几年,从清热解毒的中药中没有找到杀病菌的中药,倒是没有清热解毒作用的五味子有一点作用,也不是很强。

    西医要找抗病毒药,我们也要从中药中寻找抗病毒中药。SARS来了,开的是抗病毒的预防方子,说其中一味药——贯仲有抗病毒作用。这还是中医吗?中医治SARS是这个原理吗?当然不是。

    西医要搞耗子实验,我们也赶快搞动物模型,迄今也未见真正的模型搞出来;

    西医研究到了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我们也要求我们的中医研究生做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

    西方提出基因组,我们马上提出基因组是中医发展的突破口;

    西方提出循证概念,我们拼命鼓吹,认为中医必须采用循证医学,据不少老专家说,循证方法并不适合中医,尤其不能将之称为“循证医学”。

    我们不能再邯郸学步了。

    我们中医的科研应该搞出中医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例如中医诊断标准、疗效标准中药审评标准。我们不仅没有这么做,反倒几乎全面采用西医的诊断标准,按西药标准评判中药。中医的科研应该以临床为主,临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是这些年中医科研以实验为主,忘记了中医是临床科学,所以科研成果对中医的临床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就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成果也只能误导临床。附录中欧阳卫权医生的文章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

    建议中医科研改变思路,但凡西医思路的,实验的,不要资助。

    也建议换一换评审专家,不要老是那么几个人,尤其是,中医药的科研,千万别请西医药专家评审,找几个真懂中医没有西化的人当评审专家,免得把中医药科研引向西医药化,免得大家说我们的专家是学霸。

    我们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向苏联学习:李森科事件出来后,苏联反思了,对所有590个学派都予以支持,而不仅仅支持领导认为对的那一部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技竞争力依然很强,盖源于此。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学术大发展。

    如果不能改变这样的研究思路,为了不浪费纳税人的钱,为了不耽误研究人员的青春,为了不让中医药更快的灭亡,可以停止一切中医中药的科研。

3.中药研究不要变成植物化学研究

    十年前开始大力推行中药现代化。提出现代化的原意也许很好,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各行各业都要与时俱进,关键在于现代化的路径和目的:是按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还是跟在西医药后面“现代化”。目前中药研究已不再研究中药的药性,而是研究其化学成分,寻找“有效成分”,分离提取,走到了西药和西方植物药的路上。这些问题早已在2002年我们的《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反思》一文中说清楚了。

    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硬按西医药方式分家;分家不说,中医院校的中药系或中药学院,所学课程完全是西方植物化学那一套:第一,不认药;第二,不会炮制;第三,所学全是有效成分分离提取。这样的学生将来能当执业中药师吗?能承担中药的科研工作吗?能把中药传承下去吗?

    我们搞出了青蒿素,有关大专家猛吹“中药现代化就是要搞像青蒿素这样的一类新中药”。其实他就没有弄清什么是中药,什么是西药,他的学生自然更弄不清了:青蒿是中药,青蒿素是西药;中药就没有一类新药,一类新药就不是中药!

    洋人从我们的八角茴香中提取出抗病毒的有效成分“达菲”,成

了预防“禽流感”的“香饽饽”,我国也竞相购买储存,不少人后悔

我们自己没有研究出“ 达菲”:我们的中药让人家研究出来了。

    其实,我们不必后悔。“达菲不是中药。中药只要搞成单体,就不再是中药,必然产生毒副作用,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药品寿命也不会太长。2005829日至200676日,全世界一共报告了103起与“达菲”有关的毒副作用案例。无独有偶,英国观察家报200717罗宾·麦基报道(标题:禽流感药物具有致命威胁),发现服食“达菲”后的排泄物会污染水源,导致生态灾难,而且十分厉害。

    中药的提取物不再是中药。自从化学分析方法传入我国的近百年来,从植物中提取出了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等六七十种“素”,没有一种是中药。中药应用几千年,没有因其毒副作用而被淘汰者(只有关木通被药监局错误地淘汰了),也没有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也不污染环境。八角无毒而达菲有毒正说明中药与西药不同,不能走人家的路。我们的科研必须研究中药的四性五味、升降沉浮与归经,必须要把祖宗的认药、炮制全面继承下来。不要把中药研究变成植化研究。

    最近有人提出要全面改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把每味本草的成分都搞清楚,这一提议居然得到某些院士的支持!这哪里还是中医的《本草纲目》?!不懂中药就别装懂,或说,要想消灭中医药就明说,不要糟蹋纳税人的金钱来消灭中医药了!

    化学分析有用,但不能说明中药的好坏与效能,正如对酒和茶的化学分析无法确定其优劣一样,也正如研究人参近百年而说不出其功效一样。

    因此不要把植化当成中药现代化。

    最好不要再提现代化了,第一,现代化易于使人误以为中医药太古老、太传统、不科学,否定了中医药的先进性;第二,现代化以西方科学为标准,以西医药为科学,事实上中西医药是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医药不可能向西医药靠拢。

    如果一定要说现代化,我们认为,简单地说,现代化就是要让全国13亿人都能得到简便廉验的中医药服务,而绝不是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水平。

4.不要再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了

    过去,领导讲话,乃至有的文件,总是强调中医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要“科学化”,“现代化”, “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中医是“传统医学”,译成英文则称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也许其心甚好,结果适得其反,使人们认为中医糟粕太多。其实,世界上任何学问都在不断发展,都在不断否定自己过去的一些东西,中医也不例外。但是,与世界其他医学相比,中医药学最完整,最系统,最先进,最能化繁为简地解决人们健康问题。我们应该感到骄傲而非喊叫我们有糟粕,喊叫我们要“现代化”“科学化”。试想,现代医学的糟粕比我们中医多多了,百年来上市的化学合成药品绝大多数已被淘汰,我们为什么不喊叫现代医药学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呢?因为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人家科学,人家现代,“就是治错了,治死了,人家能说清道理,也是科学”。再试想,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中医精华不是都已经被当作糟粕抛弃了吗?是有人喊叫四大经典要作为选修课吗?我们应该认识到,诸如此类提法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在作怪,是一种没有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众所周知,“传统”一词作为名词用时,如发扬革命传统,是个正面词,而作为修饰词用,则有贬义。国内如此,国际如此。大利亚林子强先生早就提出,中医是中国医学,不要说是中国传统医学。由于他的提倡,澳大利亚说Chinese Medicine,不说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因此,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自我贬低,中医不仅是传统的,而且是现代的,更是将来的,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方向。

    标准化、规范化,这是对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有中医药自己的标准,自己的规范,而不是套人家的标准规范,不是亦步亦趋。医师法、药品法够标准了吧,那是人家的标准规范,不是我们中医的。又如,西医治疗艾滋病的标准是看CD4细胞是否上升,病毒载量是否下降,但一停药就反弹。我们这些中医门外汉提出的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标准是:患者“能吃能睡能劳动,能上养老下养小,不要国家照顾,而不管其CD4细胞和病毒载量如何。”我们的管理部门只认西医标准,因此对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成绩视而不见。如此,越是强调标准、规范,中医越完蛋。要时刻不忘的是,中医是我国的原创性医学,我们要在原创性上作文章,要在方法论上作文章,要有自己的标准,绝不能与西医的接轨!

7. 转变价值观念,振兴中医

    中医的日渐消亡,首先是两次“海归”带回来的崇洋观念和鸦片战争失败后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作祟,以及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但价值观念的错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物价局总觉得中医这么简单,三个指头摸摸就看了病,太不值钱了。因此对中西医治疗的定价明显不当,显示出我们价值观念有问题。

    众所周知,西医全凭仪器设备诊断,离开了仪器设备,可以说无法诊断。所以,西医的诊断费是挂号费加上各种检查化验费,少则几十,多则几千。中医则不然,诊断全凭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全凭自己的知识,费用就那么几块钱的挂号费农村地区还不收挂号费),中医知识真是不值钱啊也难怪中医改行作西医,要生活不能没有钱哪!这也是逼迫中医院改姓西的重要原因之一。

1.提高中医诊断收费标准

   简便廉验本是中医一大优势,今天却变成了劣势——养活不了自己!因此,建议提高中医的诊断费用,或曰开方费有些人会认为老百姓接受不了。当年肉类提价时不少人也这么认为,但群众都接受了。而且大部分中医诊断费(挂号费)应该予以报销,因为它等同于西医的各种检查化验费。

    在提高中医诊断费的同时,重要的是坚持中医特色,提高诊疗水平。河南中医药学院有一位毕业生到平顶山中医院工作,后又回学院念了“传统中医班”,一回医院,就在诊室门口贴了张条子:“本人不懂西医,不开西药”。由于坚持了中医特色,疗效卓著,天不亮就排队挂他的号,最多时挂170人。

    提高中医诊断收费标准,坚持中医特色,就能发挥中医优势。

    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深入研究卫生经济学,比较中西医治疗的成本以及各自的知识价值,与物价局商量重新定价,让中医大夫也能够像西医大夫那样生活。

2.给中医以公务员待遇

    我国卫生系统中,计生人员、疾控人员是享受公务员待遇的,无论什么情况,工资照发。只有医务人员工资只发60%,其余由自己“创收”。地县以下医院,这60%远远不能保证。西医院没关系,大量的检查化验和手术费用使他们能够生活得很好;中医院可惨了,简便廉验,不需要检查化验,不用吊针不做手术,实际收入往往远低于档案工资,远低于西医院。乡村医生连几十元的补助费都发不到手。

    建议公益性中医医院职工均按公务员待遇。医务人员生活有了保障,自然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他们会坚持中医特色,从而会充分发挥中医的优势。同样,乡村医生也应予以生活补助。

    这同样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中医按公务员待遇,可以发挥中医优势,为国家节约大量医疗费,同时又可保障13亿人的健康。

    我们现在只有23万中医,按平均年薪5万计算,为115亿元;就算几年后我们有了200万中医,工资总共不过1000亿元。即使按年薪10万元计算,也不过2000亿元我国年医疗费6000亿元,中医按公务员待遇后所节省下来的医疗费用将远远超过其工资总数。

3.到个体诊所看病应该允许报销

   个体诊所遍及全国各地,方便群众看病,到个体诊所看病应该允许报销或部分报销。在澳大利亚等国,患者到针灸和中医诊所看病,保险公司是可以付款的,何以在中医的发源地反倒不行了?

8. 做好中医科普宣传

1.在中央电视台设立中医频道势在必行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复兴中华文化,振兴中医,重新树立和打造中医药的新形象,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也需要新闻媒体的配合。借助于电视和网络的宣传力量,将中医药的理论、技术、效果及其魅力展现出来,让国人了解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间的关系,了解中医的养生保健知识,从而通过相关教育与学习,使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发生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只有这样,中医药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广泛而积极的参与和支持,并为中医药走向世界铺垫坚实的基础。因此,在中央台设立中医药频道势在必行。

    中央电视台的海外频道开设的《中华医药》栏目已深受海外观众欢迎,有很高的收视率。为什么不能面向国人,再开设一个涉及面更宽、节目更普及更深入的中医专门频道呢?!

    众所周知,古往今来,中国人讲究“玩物丧志”,五代十国时某皇帝养了许多狗,给狗戴帽子封官,成为历史笑谈。洋人养狗之风传入我国,今人以养狗为时尚,谓之“爱护动物”,不仅到处都有狗医院,更有了狗频道(112频道)——快乐宠物。宣传中医药难道不如宣传养狗重要?!

2.组建讲师团,推广非药物疗法,宣传中医养生知识

    前面已经说过,中医不仅用药,还用各种非药物疗法。这些方法非常有效,也为普通百姓所掌握,然而百年来的压制、打击,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这些方法简便易学,疗效显著,只需短期培训,几乎人人可以掌握一招半式,且可互教互学,相互治疗。

    2005年我们即申请课题,拟组织中医非药物疗法讲师团到全国各地宣讲、推广中医非药物疗法,可惜“专家”评审通不过,因为他们不懂中医非药物疗法,更不了解其意义。

    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建讲师团,征求志愿者,到农村推广非药物疗法,亦即推广魏慧强的新世纪医学模式,为农村培养一批懂得、熟练非药物疗法的乡村医生。

    建议在中小学推广中医的养生体育,如五禽戏、八段锦,养生十三法,以及祝总骧教授提出的三一二经络锻炼法等等。这有助于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

    中医养生本是中医的优势,人们反倒不了解,只知道什么“营养”,什么“补钙”,结果,一些人补钙补得内脏钙化。所以,中医养生知识要通过各种媒体予以宣传,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如此,可使人们不害病,健康长寿,这对于已经进入老龄化的中国尤其重要。

9. 建立战略研究中心,编纂中医医藏

1.在中医局下设立中医药战略研究中心

   我们在2001年就曾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建“中医药战略研究中心”,当时告诉我们,已经建立了。后来才知道是在信息所内成立了一个政策研究室,两个人。这是远远不够的。

    中医药战略研究中心的任务并非仅仅给领导提供一些绝对数字,更不是报喜不报忧,那用处不大。应该将一些数字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并实地调研,得出结论,提出建议。应该组织中医的战略研讨、政策研讨,站在国务院的高度、为民族利益、为百姓健康提出中医如何发展。

    中医药战略研究中心应该研究中西医疗效、诊断、经济学、方法论、知识产权保护方法途径以及中医先进性、中医哲学原理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从而坚定我们的自信心,为领导提供战略性决策建议。

2.设立专门机构收集研究民间中医的绝招

    建议设立一家专门机构或一家中医院,专门负责收集、研究民间中医保存下来的精华和绝招。如在试用中有效,加以开发,并给予提供者以重奖或能形成产业时予以股份,如若试用效果不佳,则他以后不必再提。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从事此项工作的同志必须道德良好,能够保密,谁泄漏谁负责,谨防有人剽窃他人成果。

    不要不信民间中医的疗效。艾滋病、“禽流感”、戒毒、癌症、心脏病等疑难杂症方面,具有很多事例,惜我们没有认真调查,只听信几个“权威”意见,致使许多人报国无门,含恨离世,精华失传,或被迫离开祖国,为他国服务。有人在电话中泣不成声,诉说他倍受欺辱,只好背井离乡去投靠洋人的情况

3.编纂中医医藏,建立中医医史博物馆

    我国道学、佛学均已建立了道藏、佛藏。中医药学是我国独有的医学,是我国原创性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应该尽快组织力量编纂中医医藏,不使其精华失传。编纂过程中,要尽可能收集散落在海内外的文献资料,甚至不惜重金收购。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所收集了相当一部分中医文物,各中医院校也都有所收藏,然而与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据我们所知,民间尚有相当一批极为珍贵的中医文物(例如张雅宗先生收藏几百件中医文物,据李经纬老师估计,价值上亿,甚至比中医科学院收藏的文物价值还高),国家应该鼓励民间捐献(给以重奖)或向民间收购,建立国家级中医博物馆,向国人及全世界展示中医的博大精深及中医的悠久历史。



韩启德副委员长

视察广州中医药大学附院时的讲话


    按照邓老说的,在我们中医药大学里面,如果将外语及其它的课程等全部算上,与中医的比例达到28,能不能实现?如果有困难的话,能不能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里面先做一个试验,让两三百人专门学中医,不学西医。因为要让中医传承下来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像邓老这些宝贵的经验传不下去怎么办?

    当然,现在师带徒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我们中医药大学又要学西医,又要学中医,学制一样长,和西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一样,有没有可能性啊?而且中医和西医的哲学体系不一样,我们的孩子高中毕业后还没有非常独立的思想,如果西医已经做到主任医师了,再来西学中的话,他就有鉴别。可是高中生进来既要接受中医的思维,又要接受西医的思维,要打架的,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无所适从。所以我们中医药大学要研究一下。

    能不能强调一下,对某种疾病只能用中医来看?比如说带状疱疹,西医没办法解决,我就把中医做得很透,可以进行比较。其实(带状疱疹)很多都是自己好了,西医是没有办法的,好了以后,由于是老年人,疱疹下去了,但是疼痛去不掉,针刺的效果就好。所以,像带状疱疹、红斑狼疮、硬皮病,包括癔病、更年期综合征等等,说实在的,西医没办法解决,我不是说所有的病都用中医来看,像泌尿外科的病该做手术就做手术。我认为要让整个社会更加接受中医,应该选择某些疾病,而且用中医确实治好了。因为这些病是西医没有办法的,只有中医可以治好,所以中医的地位可能就会逐渐提高。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确实很无奈,像刚才邓老所说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存在,我认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包括贸易等。但是就像不可能用一种文化来代替整个,西方文化再强势,好莱坞的电影再厉害,但是你想用西方文化来统一世界,这是不可能的。文化只能融合,我们中华文化始终是强调吸纳的,西方文化是强调排斥的,我们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一直延续几千年,就是因为她是吸纳各种文化的,中华文化是最有宽容性的,所谓和而不同。但是,面对今天这个社会现实,特别是全球化的背景,我们首先想的应该是如何将中医传承下去,还要不断发展。这个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刚才邓老从临床、科研、教学、政策等各个方面都做了介绍,我觉得很全面,我认为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在落实上下工夫。中央要支持,但怎么支持?关键还是一定要有行动。不只是说拿出多少钱就可以了,还要有政策、立法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创新的思路。为什么呢?因为重视中医我们都已经讲了这么多年了,建国以后,从来就是把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作为基本国策政策发展的,这一点中央从来都是明确的,但是中医还是在不断地受排挤,不断地被边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想一些办法。

    刚才邓老说有些人站出来说取消中医,反对中医,这也是好事。为什么呢?越是这样,去看看网站,所有的人都去批驳他,中医是不能轻易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但是也不能听之任之,我们还要想办法去发扬中医。邓老发起的中医带徒弟,而且是全国的老中医都来带,就是一种创新。所以要在政策、财政方面给以支持。

    我认为中医院校的教育是非常难的,牵涉到我们中医是否后继有人。如果按现在的这种教育方式,我认为是很危险的。那么怎么改革?当然这也和政策有关,如中医院校的研究生要参加全国外语统考,这就把他们引导过去了。那你就要提出来,中医考研究生不要求,最起码不硬性要求一定要参加全国外语统考。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能不能做试点,看行不行?你反过来,考医古文,这样引导就不一样了。很多中学生对中医有兴趣,这样他们就开始看医古文了。中医这些宝库看不懂不行啊!倒是外国人现在在研究中医了。外国人如果对一种事物有兴趣,他就会不顾一切投入进去,他们甚至学中国古文。所以,我们应该想想办法,从教学上多想一些办法。

    科研也要有自主权。刚才我看到一个临床的博士生很重视临床的科研。但是我觉得在现阶段,不要过于强求我们的研究生一定要把中医和现代科学的理论结合起来,这样要求他,他势必花大量的精力去研究现代医学。比如研究肿瘤,他确实用中医去看了,总结病历看有无效果,但是他用了中药以后,也要去看细胞因子的变化。你说这个东西不好吧,也应该去研究。但你要知道他是研究生,你要研究生去研究那么难的问题,那他对中医的研究就不够了,一共才这么多时间。我们起码就要他研究中医理论,要和临床治疗紧密地结合。现在的一些评价方法,西方现代科学值得我们吸纳的东西,如统计学、临床流行病学等,但是一定要为我们中医服务,不要将中医纳入到西医这个系统中,这是我们现阶段重中之重,一定要传承下来的。丢掉了以后就来不及了,所以要把传承作为现在的核心。只有传承下来才能创新,传承不下来,老祖宗的东西都没有了,根本都没有了,怎么去和现代医学相结合。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思路要开阔一点。

    政策方面,捆绑你的东西应该是可以去除的。因为我们的总体方面是中西医并重,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又将中医药的研究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形势大好。但是要求我们大家去做。遇到什么问题,就去破什么规矩。不要被这个规矩牵着跑。像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这样的牵头单位,就要引领政策,而不是跟着政策跑。要引领政策,去创造政策。

    如中西医结合的模式,广州中医药大学到底还应该怎样创新?现在这种模式是不是最好的,还值得大家去研究。是不是还值得再去开辟一个能更好传承中医、更加弘扬中医优越性的模式。

    我来这里之前是挺悲观的,我觉得很着急,我最着急的是我国几千年的优秀的中医药到我们这一代断掉了。你看邓老九十岁,还这么健康,这实在是我们的福气。但是话说回来,人总是有年限的,我们再不努力,还是培养一些不中不西的人,那么几十年后没有人去接班的时候怎么办?我今天来看了非常鼓舞。我们广东省中医院做了很多原来在我想象应该做的事情,今天都看到了。包括中医带徒弟、人才培养的模式以及传统一些疗法的运用。我很受鼓舞。

    广东省委省政府这么重视,现在又提出要建设中医药强省,机遇很好。我觉得要加大改革的力度。中医也不是排斥现代医学,但是首先中医不是要把自己的特色丢掉。北京中医药大学可能和我们的做法有点不同,是因为任务不同,但是对于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来说,要把传承这个任务再加强。

    我今天下午收获非常大,信心也增强了很多。我看到有这么一大批人热心中医药事业,还有这么多对中医药的传承有这么好的做法。我看到我们医院门庭若市,现在很多中医院都是门可罗雀,而且罗到的那几个“雀”还都是为西医来的。目前广东中医药的情况这么好,我觉得比北京的一些中医院还要好。所以,我才特别要问中医的比例占多少。现在大多数中医院中医占的比例是30%(我们中医院的比例占70%),这个做法是好的。现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都是历史最早的中医药院校,现在也是实力最强的,说明这个传统很重要。

    我以前在农村那里支援,一次到农民家里去给他们看病。我学的是西医,一到那里,他伸了一个胳膊给我,我说你哪里不舒服啊。他很生气,说:我告诉你我还要你这个医生干嘛?我回去以后就学中医。学了九个月中医,后来又在实践中继续学。所以现在讲到中医我并不是完全不懂,而且很多病,我都是用中医治好的。我这是最低层次的。高层次的应该是将两种融合。我现在还是两种方法,两个拳头,哪个行用哪个,但是最终的还是希望能够融合,就像我们中国文化一样。

    你说我们中国文化有多少是从外国吸收过来的,如佛教等很多文化都是从外面吸收过来的,但最终还是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最后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医学。现在的重点要放在传承上,同时要创新和借鉴现代医学。在这一点上,广州中医药大学能不能开出一条路子来,带动全国,不要被它限制。

    比如说成果评定呀,少评一点没关系;资金申请呀,说实在的,为了拿资金、得成果,你就必须将中医丢掉了,这就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你现在希望广东省给你一点支持,名义上好一点,包括要有院士。其实院士不一定中医看病最好。说实在话,并不见得不当院士就是中医不好。我们当好中医才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院士。

    所以我总在说要引领,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今天和大家一边了解情况一边谈,也算是我的发言了。最后希望你们努力去闯出一条路子,去引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谢谢大家! 

    2006119日下午5时于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 



中医还能活下去吗?

张晓彤  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谈这个题目,不是哗众取宠,只是想讲几句真话。可能这几句真话,未必有人爱听。但无论如何,真话讲出来,心里比较舒服。另外,就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中医,或许对搞中医的人有些启发。

    中医还能否活下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大家听完我的报告后,会得出各自的结论。


     一、什么是活,什么是死?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作为一个人,心不跳就死了。现在被西方科学搅得有点乱,什么脑死亡,这个死亡,那个死亡的。最近有个传说,说一个卖蛇的人,把蛇头砍下来,20分钟以后蛇头跳起来咬伤了人。这怎么解释呢?死活真的很难判断吗?

    什么是活,什么是死?中医在这个问题上更乱。其实,中医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是一样的,人若心不跳,神不在,就死了,因为心主神明。人死的概念和活的概念同他的学历有关系吗?没有;同他的地位有关系吗?没有;同他的历史有关吗?没有;同他的贡献有关系吗?没有;与他的钱财有关系吗?也没有。如果与这些有关系的话,那么秦始皇今天肯定还在,他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是不是?他心不跳、神不在,他秦始皇也得走。

    那么中医的心是什么,什么是中医的心跳?很多同志讲中医死不了,有悠久的历史,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做了无数的好事,造福中华民族,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死呢。现在还有人用实例来说明,我国有多少中医人才、多少中医大学、每年培养多少毕业生,在多少个国家开展了中医,中医怎么能死呢?

    我认为中医的死或活的关键问题并不在这里。在与中医老专家探讨中,发现中医的命、中医的心跳只在于两个字“民意”,有民意则存,无民意则亡。中医若心不跳了,则必死无疑。

    现在中医的心还跳不跳?最近,中医药报上有个调查说,九成的人都相信中医;电视台的调查也是这个结论,八、九成的人都相信中医。什么叫相信中医?后面还有一个数据,有了病找中医看的只有20%左右,中医药报上登的是27%。如果你相信某个人,就是有事不找他,这是真的相信他吗?当然不是。其实,调查的随意性是很大的。中医这么好,那么好,就是病来了不找中医,这是真的相信吗?

    而且这27%去看中医的人,看的是什么中医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医院,中药的使用率不到50%,使用中医的手段来治疗不到50%;如果20%再乘以50%的话,是多少?这与“相信中医”的比例恰恰相反,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90%的人不相信中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作为中医工作者,首先的一条就是要看清中医今天所处的地位,所面临的局面,别像阿Q似的,不能面对现实。在面对中医的死或活的问题上,中医生存的依据是什么,心跳是什么?值得深思。历史上,中医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这种局面: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中医了。这在中医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医不断发展?为什么近百年屡遭废黜却屹然不倒?原因在于中医有疗效,中医能治病,在于有相当一部分老中医在临床上有相当大的影响,老百姓相信中医。现在老百姓在医院里碰到的,有多一半都是只会写论文、只会答题而不会看病的假专家、假大夫,其疗效之差,直接影响了中医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必然使不相信中医者越来越多。

    其实,现在社会上反对中医的人,都不懂中医吗?真的没认识到中医的优势吗?当然不是。他们真的就以为一个马兜铃酸事件能把西医、西药的毒副作用顶回去吗?他们不至于无知到这种地步吧,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反应停导致畸形儿,四环素牙、链霉素耳聋、激素导致股骨头坏死……如要细数西药的毒副作用,简直不胜枚举。美国自己都承认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已上升到导致死亡原因的第三位。反对中医的人明明知道这些,为什么还装傻。在于有“机”可乘。这个机是什么,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医工作者深思。

    目前有水平的中医人才已经很少了,如北京市加流动人口有1500万,真正在临床上有相当经验的有好疗效的中医还有多少?不过几十人而已。湖北中医药学会会长李今庸老先生不久前来北京,我问他:“湖北好的中医还有多少?”他说:“还有几十个吧”。我说您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我说三条标准:第一条能用望闻问切诊断,第二条能辨证处方,第三条在临床上有一定疗效,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基本上还算个中医,有多少?李老说有200多人。湖北省有6000多万人口啊!二三十万人中才有一名中医。刚解放的时候全国至少有50万中医,今天有多少,佘部长前年答记者问说是24万人,包括助理医师;去年说是27万人。如果按照我刚才提到的三条标准来看,刚解放时不到这三条标准的话,根本就不能称其为中医,无法在社会上生存立足。按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今天的中医,还有多少?没有人去统计,只能估计,有人估计不超过3万人,我估计不超过1万,还有人估计不超过3000人。可是,中国人口是从5亿“减少”到13亿!中医是从50万人“发展到”3万人。这在中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二、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医目前这种局面?

    我与费老(费开扬)探讨过这个问题,费老讲了一句话: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导致中医目前这种局面的,不是外因,而是内因。不是因为先长了虫,我们的米面不能吃了,而是先腐了,才生虫。中医腐在哪里?那么多年都没有腐,唯独现在腐了?党中央讲“中西医并重”,就想起腐来了?邓小平讲中医不能丢,就想起腐来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

    中医腐在哪里?我认为腐在走上了一条西化的不归之路。中医的西化表现在医、教、研、药的各个方面。

    先看医疗,“SARS”来了,开的是抗病毒的方子,说其中一味药——贯仲是抗病毒的。全世界有众多专家、最先进的设备、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没有研究出抗病毒的药来。嘿,中医却先出来了。这是中医吗?中医治“SARS”是这个原理吗?当然不是。中医什么时候说过中药可以抗菌杀毒?中医就是调节人体内的条件,调节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通过人体内的平衡,使病菌、病毒无法在体内生存和繁殖。什么时候中药造成过病毒变异?没有。为什么?中药不杀病毒,只是调整条件达到和平共处。中医西化的例子太多了,某中医权威说中医是多靶点的,这听起来多好,中药一下可以把所有的病都治好。这还是中医理论吗?中医讲究的是病机,就一个靶点,“夫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化之变也。”针对病机,一枪中的。什么“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现在满天下都这么喊,真对吗?上次我在中医大学讲课,我说你把大礼堂全部摆满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你来测张三、李四谁生气了?这测得出来吗?不能。但中医一号脉不就知道了吗?可是到了今天中医自己也喊起“西医诊断、中医治疗”来了,中医西化到了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地步,自己开始刨自己的根了。

    在教育上呢?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报告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每年毕业多少学生,具体数字不清楚,但我知道一个数字,每年中医院校毕业的95%学生不从事中医,而转行干其他的。在剩下的5中有90%作为医药代表。从1980年恢复高考以来,当时北京中医药大学(当时称北京中医药学院)中医系学生分数线是最高的,到今天20多年了,这批学生中出了几个中医大家?可见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彭佩云同志讲过,我们中医高等教育几十年来基本上是失败的,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中医教育失败在哪里?听听中医院校的校长怎样谈中医发展的方向:要有两个接轨,第一要与国际接轨,第二要与市场经济接轨。就这两条肯定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人才。现在中医大学本硕连读7,上了四年了还没有见过《黄帝内经》。我父亲崔月犁在世的时候对中医教育的判断仍然准确:中医大学培养的学生是“两个中专生”。现代中医就是这么教育的,也是这么西化的。李今庸老先生有一个判断就是:“培养中医掘墓人”。现在喊中医西化的、现代化的、标准化的人都是中医的毕业生,都是中医圈里的人在折腾,外面就一两人而已。

    在科研上呢?解放以来,国家也投了不少钱,但绝大多数“科研”都是属于追踪西医,验明中医,搞中药成份提取,没有几个真正按中医的理论搞研究的。就象陆广莘教授说的,是“研究中医”,而不是中医科研。几十年来,不仅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梦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式的科学创新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在人家的碗里讨饭吃。

    药就更不用说了,凡是在第一线的大夫都有深切的体会,从审到批、管,哪个不是用篮球的规则来裁判足球啊。一天到晚都在弄中药的有效成分,谁说中药治病是有效成分在起作用?中药的四气五味哪去了?这些科学的理论体系被活活地砍掉了。药监局对中药的管理全部西化,没有一点中医的色彩。从药品管理法出台,前后出台了187个管理条例,用的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来扼杀中药。

    邓老(邓铁涛)对中医药的西化归纳为“自我从属”。就是从属于西方、从属于洋人。跟在洋人后面,邯郸学步,别人的没学会,自己原来的也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家。我看这是对我们中医走上西化不归之路的最形象、最贴切的比喻。

    除中医自身西化外,还有两大势力推动中医西化。第一个帮你的是西方国家,西方拿出大笔的钱来宣传中医的西化,只有中医中药灭亡了,西药才能成为霸主。不断地制造事端,如马兜铃酸事件、大黄事件,等等。中医用药有自己的规律和理论,讲得十分清楚和精确,凭什么中医用药得听西方的,符合西方的标准呢?在人体生命科学高峰上,中医已经攀登到半山腰了,而西医还才到山脚。他们非但不虚心向我们学习,反倒要把我们也拉下去,这不是霸权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西化的政策。从公布实施《职业医师法》短短几年查出了13万,占中医人数50%的“假”中医,我们就真的有这么多的假中医吗?没有。这是政策使然啊。几十年行医就是考不取的老中医大夫被取消行医资格、被抄家。除了政府承认的外,有几个人能同时符合师承条例那四条标准?这是用法规断了师徒传承之路。在价格政策方面,以针灸为例,在中国扎一次,原来5毛,现在5块,这是何等的低啊?看看美国多少、德国多少?中医接骨,痛苦小,疗效高,却百十元,西医手术,动辄上千。这种政策导向,想要人来学中医,实在是太难了。这么多的老大夫为什么自己的子女不学中医?人家子女说您治的病人不少于几十万人了,从医几十年了,您有什么呢?要车没有,要房也没有,要钱更没有了,有什么?您穷了一辈子,还让我们也跟着再穷一辈子?中医发展的阻力,谁来开、谁来作主、谁来让中医先富起来?没有。中医不能先富起来,凭啥让年轻人来学中医?这明摆着要断中医的根嘛!就是让你没人,看你怎么发展!

    教育上,潜心搞中医传统教育传承的人,会给你发医师证和毕业证吗?不给啊。山东搞中医少年班的试点,招初中生来学中医,中医药学得很好啊,毕业后很抢手,但当时经历了种种政策上的障碍,也没有继续办下来。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就没有人支持,办不下来?就是由于西化政策导致的。普及教育从来没有开设过中医的普及教育课。科研就不用说了,大批的科研经费用来弄中医的规范化,结果什么也不是。只是在用西医的东西来规范中医。

    药上西化更盛,每年进口多少洋药?中国是中医药大国,有自己的中药标准,可是硬要用西药的标准来衡量它。我们应该自己拿出国际通行的中医药标准,应该是国际权威化。反应停通过了FDA,为什么?不就是钱多嘛。谁有钱,谁就说了算。只要有钱,好的说得天花乱坠,坏的也说成好的。从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以来,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上使用,其他6000多种被淘汰了,这都经过了西方科学的检验、双盲试验,还是被淘汰了,今天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中药使用了几千年了,有哪种中药被淘汰过?政策的西化太可怕了,这带给中医的是致命的伤害。

    这里要着重讲讲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我原来觉得中西医结合多好,你看芭蕾舞演员与足球运动员结婚,生出来的儿子又漂亮又结实,多好啊。结果呢?让患者一考,临床疗效不行,为什么?这得从根上谈,中西医结合并不是学术的产物,而是毛泽东政治的产物。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讲得很清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成功,由此推之要把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相结合,就能产生中国新医学。“文化大革命”中,老中医全部被送进牛棚,说是封建迷信。而中西医结合成了“中医发展的唯一道路”,“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政治运动,这个口号就是典型的政治口号,与学术无关。学术上中西医结合是没有理论基础的,拿出来的结果不是中医的就是西医的。这两种医学怎么结合,一个是还原分析,一个是整体演绎,二者没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理论上不能结合。

    为什么偏要结合?这恐怕有其他的原因了,可能是中医太难学,可能是社会上西化倾向太严重,等等。在《中医药法》草案征求意见时很多人提到应该去掉中西医结合,但中医管理局就是不采纳,今年95日中医局报送的草案中依然强调中医药院校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早在1997111号,我父亲崔月犁曾经给胡锦涛同志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西医结合不但出不了重要成果,中医还很容易简单地被西医代替,中西医结合没有什么大的创新,中医反被消灭。”这是9年以前,就已经作出的判断。当时医学三股力量,中西医结合号称有5万人,医院也挂上中西医结合的招牌,好招揽病人。实际上中西医结合的口号不能再提了,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中医就是铁杆中医,西医就是铁杆西医。二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发展。费孝通老先生搞了一辈子的社会学,集一生的研究,最后总结了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实处理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就是这样简单,不需要太复杂。为何要搞这么复杂,其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医。这是我的结论。


     三、中医还能活下去吗?

    中医和人一样,一定会经历生长壮老已的过程,这是必然的。任何科学都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中医应该什么时候消亡?我认为当生命科学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时,当出现一种能更贴近于生命科学规律,能更深刻地揭示生命现象时,中医会自然而然地被取代,这就是中医的寿终正寝。但是,现在远不是这种情形,西方医学对生命的认识,远比中医要落后得多。中医科学尽管已历千年,仍然充满生机,发展前景极为宽广,应该说是正当壮年。如果现在消亡,那是夭折,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英年早逝。如今对中医的民意,已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空前衰落的民意,正是中医空前衰败的真实反映。

    那么中医还能活下去吗?我认为要活下去,要改变断代30年的局面,至少要做到三条:

    第一条,所有的中医要争当铁杆中医中医就是中医,踏踏实实地下苦功,把中医的东西学到手就已经很好了。中医有的是本事,能够治疗各种急慢性疾病,铁杆中医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根本。有铁杆中医,就有中医疗效。提高中医疗效,恢复中医声誉,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当前局面使中医难以参加到大的传染病的治疗当中去。如果还不能把中医挽救起来,再遇到像“SARS”这种大的传染病的时候,还能拿什么来抵御它们呢?

    第二条,政策全面调整,把政策中所有西化的地方全部删除,踏踏实实地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医药,医教研药概莫能外。中医药的“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实质都是西化,这些口号到了该收起来的时候了。“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这个口号应是当前中医政策遵循的总方针。

    第三条,全民教育。在普及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普及中医药知识,让老百姓做一个成熟的就医者,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尽量减少医患信息不对称的差距,别盲目追随西医的诊断和治疗,更不会去找假医和骗子,做到有病不要乱投医。做好全民教育就能留住中医的根,有了老百姓的相信就有了中医的不断发展。

    我想,中医是否还能活下去的问题大家已有自己的答案了。这三条达不到,我看中医是死定了。就是办到了,中医的复兴也要有三、五十年的努力。邓铁涛邓老说他们是“一代完人”,这代人一死,中医就完了。前些日子焦树德焦老说,我原来以为我一死中医就完了,现在看来可能我比中医活得长些。老一代中医大家没有必要耸人听闻,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也是他们的切肤之痛,在说这番话时,他们的心在流泪,在流血!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再努一把力,救救中医吧!

    谢谢大家耐心地听完了我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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