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论坛

中医的路,该怎么走?


郑志国 林中鹏 贾谦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充满希望的世纪,更是中医药业希望最多的世纪。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拥有宽阔的眼界和优良的知识结构、拥有话语释放能力的人们,逐步认识到了中医药业的历史性大发展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做为中医业的一分子,回顾已逝的二十世纪,我们的成功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太需要从一百年的挣扎史中、从五千年的成长史中寻找成功的条件了。如果我们在希望最多的年代还不能获得重大的成功,那将是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重大悲剧,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仅此原因,就已十分迫切地需要我们对此成功的条件进行探讨,并把探讨的结果贡献给大家,以有利于中医药行业发展的尽快成功。我们暂把中医药业发展成功的条件粗浅地归纳为“四必须、三不可”,并依此条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发展方式的建议。


“四必须”是:

一、中医药业必须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前进的步伐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关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步伐,决定因素是其内部的运动规律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前进方向。简言之,这个历史步伐可从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三大方面来感悟:

1,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方面,现代中国施行集权管理式的社会主义结构形式是其本身历史存在形式的延续和内在规定性的现实表现方式,从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更长更久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中,可以概括出中华社会是一个“圆形的社会”的历史认识,有圆就必须有圆心,因此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集权时代、奴隶制集权时代、封建中央高度集权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而整个近代以来的世界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立以后,做为对其初级形态的反作用和批判,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曾成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两个世界性的主宰,虽然中国之外的世界区域似乎资本主义克服了其反作用,但以社会主义的定义“克服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实行按劳分配、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而言,当今各国虽称资本主义而却都已渗透了其对立面的因素。尤其是新技术兴起所致的财富重新分配和工团组织势力的兴起,更使资本主义诸国不再是马、列时代的原有内涵。就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而言,“克服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应当被认为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实行按劳分配、人人真正的平等”似乎不算突出,而此点实是人类社会大势所趋。由此可见,无论自内自外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体现,中国的中医药业也必须建成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实行社会化的管理性质的、面向全社会的现代产业。

2,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方面,这方面主要可从“生产力——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客观存在在人的思维器官中的反映——人的知识体系”以及“人对自身的体悟与认识”三个方向来讨论。就人向自然进攻的方向而言,现代中国可谓比原先进步多了,我们全力地学习欧美的工业文明,我们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而在自然对人的教育及教训方向,如果把专为生产力而存在的那部分知识略去,只论人们应当向自然学习体悟后用于发展人本身的东西,中国人在近现代社会曾有退步,好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最重要的真理;人对自身的体悟和认识方向,中国社会由于在近现代社会阶段被迫地接受了大量的工业文明中的野蛮的东西,人类本身具有既与自然相对立又从属于自然的两重性,伤害自然界同时又在伤害人本身,我们从西方学到了野蛮的生产力,我们把这蛮力对人本身的作用也几乎不落地学了过来,我们在这个方向是绝对地倒退了,现在的人们正把被倒退的返正回来,中医药学就是我们在此方向原本先进的标志。

3,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方面,简言之,即强与弱、先进与落后、主动与被动、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决定这些关系的并非是单一的某种东西数量的多少,而是社会结构、文明前进的方向是否代表整个世界的整体趋向。或者说是否具有引导人类文明发展的实力、能力和结构内涵。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弱者、被动者和边缘者,我们被造成了被引导者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如果被固化为社会的整体意志,我们将永远是被引导者。显然,中国不会总做被引导者,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在由被动走向主动、由边缘走向核心,但只知模仿、追随或借鉴式的发挥,永远不能达到崇高的目标,也根本实现不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曾经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的神州文明若被中国社会所引进的工业势力毁坏殆尽,那只能说中国外部某些人对中国最邪恶的诅咒是灵验的。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中,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格局中的先进者、主动者、核心者的主要条件将不是中国学习外国的东西——因为此点无需再向任何人申明,而是中国能否将原有的民族文明发展成现代社会的要素和现代的民族产业,进而推广到全世界。可见,将中华固有文明发展成现代产业是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件,中国的中医药业正是此中之首选者,中医药业的人应当认识到这一伟大而光荣的战略机遇的重要性,并且自觉地为之奋斗。

二、中医药学必须充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特征

人类文明的发展可分为人身之外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两大方面。二者在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中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的,但在各个具体的历史时段是有主有次、有重有轻的。近代史以来的整个人类世界偏重于身外的物质文明的发展,自近代史发端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至二十世纪的中期,贸易、战争与工业革命、工业霸权几乎是形影不离地在世界范围发展着,在这种以成批成片、成千成万地杀人为社会时尚的历史时段,有关人本身的文明之次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工业社会发展更快,化工科技进步更速,人的技术手段已达到宏观天外和微观量子领域,人们拷问自然而使自然无处躲藏,以致于只能在人类自身之上全面现身,工业污染、对自然生存环境的任意破坏、化肥农药的运用、核辐射、光电辐射、工业社会的强力效应对人体精神造成的被动性痕迹,都在人类的疾病谱中显出了它们的结果并成为医学研究的热点:各种癌症、怪病、化工毒物病、抵抗力衰弱病、辐射病、外部环境强刺激性精神病、心身失调性疾病、营养代谢失衡病等等,它们几乎每一个都是恐惧性地成千上万例地呈现,对人体的损伤又是那么得丑陋与凶残!人们研究后发现,工业文明制造了现代世界,而现代的许多疾病也是它制造的,原因在于发展身外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人本身的文明的发展落后了。因此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发展以人本身为核心的人类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特征。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是医学生物学的世纪,但这个医学决不是工业霸权下先制造疾病、然后去应付这些疾病的医学!而是以人为核心的医学。从医学的角度而言,工业社会决不是多么先进的社会、更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它只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超常阶段,人类社会无论如何发展都应以人为核心。人本身的认识能力、身心健康、道德文化艺术及身体物质性潜力及精神性潜力的发展,远比身外的物质的发展重要,因为只有前者没有后者,人们可从自然中变化出后者,而后者的过度发展只能伤害前者。人类社会事实上一直在大自然的重重包裹中发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最重要的关系,从人本身的发展角度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比从身外物质的角度去认识这种关系更恰当得多。工业霸权社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是片面和不可取的,而中医药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体系对这种人类最根本的关系的认识是正确的,因此,就人本身的发展而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医药学体系是人类先进的医药学体系,是具有体现人类文明发展时代特征之本质的医药学体系。做为对工业时代、工业疾病的校正,国际医药学发展中提出了“直接与自然对话”“以天然植物之药祛除人之疾病”的要求,而中医药学原本正是这样的医药学体系,我们所应做的是促进其自身的继续发展并尽快地推广到全世界。

但我国由于正处于工业社会加速阶段,整个社会都处于工业霸权的威慑之下,中医药学的先进性、人类文明的时代特征性无法充分体现,反有被迫放弃的危险,主要反映在:

1,药物过多地受到化肥农药的侵害,不能继承其原先野生最佳、无毒害裁培其次的良好传统。

2,中医药的学术体系原本就是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医药学体系,没有工业的过分扭曲,而中国社会中的工业霸权却强迫这个医药学体系必须使用工业时代的范式术语来重新表达自己,否则长期给予强力审判。

3,更有甚者,中医药学原本是以人的思维能力和人身之技巧的充分发展为技术特征的医疗卫生学术体系,是可以永恒持续发展的学术技术体系,这种“人”的学术体系是可以跨越任何社会时代的——不管人们玩多少仪器、玩多么高级的仪器,总有玩累之时,最后还是需要回到人本身。但在工业化加深的中国社会中,“人”学的先进性不能突出,使这种“人”学转向“物”学的反人类文明发展本质的力量却越来越大。

可见,中医药学若欲充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特征,在未受工业文明之利的情况下,不能先受其害。首先需要保持自身的学术体系的优势和特征,其次需要利用工业力量来辅助自身,如:发展我国野生中药业也许是中医药业受工业文明之利的方法,我国政府应在我国西部山区林区采用飞机播种方式发展野生中草药等等。

三、中医药业必须具备现代社会服务产业的全部内涵

现代服务产业应当具备如下特征:

1,服务效率高,服务理念先进。崇尚“服务”的社会性崇高价值,以直接、周到、高效率、全覆盖、以服务对象为本的社会行为立业。

2,产业内部结构完备,与全社会衔接紧密,产业链条发育充分,社会效益良好,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能够充分吸纳社会资源,实现良好的自我发展。

3,自身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自身服务,产业的管理充分现代化、合理化。

4,具有跨越国界、文化、宗教、种族等人为屏障的扩展能力或固有潜力,可以形成世界性的大产业。

我国的中医药业经过建国五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具有形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潜力。在服务效率和理念方面,由于受到了西方医疗模式的影响,丧失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医”在社区之中、民众之中“医与人相随”的特色,原本中医就具有直接、高效、全覆盖、以病人为本的优良传统,只是封建社会遗留了一些落后、反动的理念,新中国纠正了这些落后的东西,本是好事,却西医办医院、中医进医院,丧失了自身的根本特色和优良传统,舍长取短、自缚自困,随之之官方管理、教育却以此为基点进行设计建构,致使人民共和国的中医药业日趋衰落。盖可谓:产业大河之入海口淤塞不通,整条大河干支尽废。当务之急,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现代社会中医药大产业,首要所为是发挥特色、弘扬传统优势,把中医业的诊疗重心建立在社区之中、民众身边,打通整条中医药产业大河的入海口,使这条大河滔滔入海地奔腾起来,随之必将百川归河——与中医药业相关的所有产业亦将同兴共起。具体而言,宏观管理上“开放搞活”——国家尽快设立省级、市级、区县级的各层次的“中医药业发展特区”;微观细节上,首先抓出几个模范典型试点:在试点内,集中中医界的国手上工,在社区建立以诊所为医疗网网点的全中医药医疗覆盖式的中医药运营新模式的示范区试点。每个诊所由一个优秀的中医医生负责医疗,若干诊所覆盖一个社区,达到一定数量的人群设置一个服务于诊所的中心式中药调剂配送中心,医在身边、药送到床头,并且达到优质高效的服务。随之整个产业链条以此为基点展开,拉动生产、工、贸、教、科、研、管理诸环节,社区与社区、城市与城市以至全国联网统畴管理,形成能够满足全国人民中医药医疗需求的社会主义中医药大产业,进而伸向国际,为中华民族实现其根本战略目标服务。

四、中医中药必须一体化地发展

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必须吸取:不能正确认识医与药之间的本质关系、更没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导致中医药业发展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

1,医为仁术,药为医具,医药相合,共同完成一个医疗流程,但必须明白,医疗流程是“先诊断、后治疗”,即使是自我保健亦必如此,因此医为主、药为辅。只有医业发展起来了,药业才能随之兴盛。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由于受到了迷洋崇洋歹人“废医存药”谬论的鼓惑和挟持,导致中医业不能按其本身内部的发展运动规律向前发展,只能承袭封建末世明清时代的医学衣钵以为固守,甚至以追捧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医家为时尚,中药业欲脱离中医业而另行发展,自然是前途渺茫:饮片项目如按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进化程度而计算其应达到的业务量,现代的量要比解放前还少,北京城近几年可谓药店沿衢次列,而不少药店之饮片部冷清渐至停业;中成药项目原本自以为搞“中西结合”得计,而不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健康、卫生意识和专业化要求也在提高,“不怕一药能治万病,就怕一药一病而万治万应”,那些没有多少中医专业含金量、不中不西、半中半西的用药说明的中成药,眼见要与江湖郎中等量而论了;而传统中成药又要面临日韩等外部因素的竞争,妄图以半中半西的身份混进西方世界,显然壁垒森严而绝大部分难行,回头想拜祖归根而再上层楼,却力不从心——药业就是药业,终不是医,离了“医”,“药”跑不出去多远。盖可谓:医废药必残,无“中医”亦无所可称为“中药”者。因此,发展中药业的根本基础是首先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中医业。以中成药的现代发展为例:换剂型、改包装而医学专业技术含量未变,“使用说明”中承昔人遗惠——罗列百病可疗,而事实上百病之任一病皆无确然优良之效,常用中成药上千种、上市中成药数千种,都成为泛泛之物。而如果对中成药进行中医技术的再升级:精确其适应症范围,明确其禁忌与使用规范,严格按辨证论治的中医学规则、以现实临床中的病症需求来重新标注已有的中成药,达到“依我之规必效,反我之规无益”,即使是一药治一病,疗效达到百人百应、万人万应,则千种中成药就可确然无疑地治一千种病,其市场前景何可限量!。欧美市场亦不难打开——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金鸡纳霜进入中国时,我们也还把欧人看成是“蛮夷”,但却认这个“夷药”。这里的道理可喻为:如果一个人的军队,这个人什么兵种都会,但上千个这样的军队也没有战斗力;而如果千人的军队中各兵种齐备而又精专协作,这种军队就会所向披糜。中成药的中医学技术含量的再升级,必须也只能由中医临床业来完成。由此可知,中药业欲获得真正的大发展,首先需要发展中医临床业。兵多了,枪的需求自然也就上去了,中医是兵,中药就是枪,只有兵才知道怎么改进枪的性能。我国中药业的同仁们急需弄懂这个最浅显的道理。

2,医为义,药为利,以义生利是长久之利,以利培养其义才能生生不息。故医药合、义利互生才能使医药业长盛不衰。但医、药虽合却不能相互替代,药不能代医,这是现代中国已有的事实所证明的;医也不可代药:封建小农经济时代中国曾普遍存在医生兼开药铺的情况,但小农经济的典型形态是自给自足率高、乡村区域相对封闭而稳定度大、疾病谱稳定而简单、民众的医疗需求往往只以本地医生的技术能力为准,但封建时代的大城市,最迟自宋代始即医、药分业,宋代官立医官与药局,原因在于城市区域的医业之业务量及技术要求皆必须专业化,医、药兼行则医不精而药不擅。虽然医药兼营的情况一直持续至解放前仍有存在,而中国社会一直在膨胀式大发展,医药兼营只能适用于典型小农经济的小块封闭区域之内、且此处之民众只以此地之医生为求,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自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是医、药以某种方式共生。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城镇区域医、药分业,医业虽然“照猫画虎”地模仿西医来发展、最后“画虎不成反类犬”——真发展成了西医的“医佐”,而药业则因分工后专业化的需求而展开了产业链:采集、种植、收购、粗加工、转运、炮制、中成药制造、中药成品分销,产业链的形成使中药业在现代社会中成熟起来。以这个产业链来回看小农时代的医药不分、以医代药,医药不分实际上把整个中医药业的医业链、药业链全部压缩成了极短的医业链。现代社会是产业社会,哪个产业的产业链越长、产值越大则其在社会中的生长能力越大、位置越重要,因此中医药业的产业链不能使其缩短而只应使其在现有基础上更长。中医药业要在已有的服务链条上向社会的各个区域、角落延伸——将医延伸到社区民众身边、将药从调剂环节延伸到居民的床头。这样的中医药业,服务到位了,产业容量扩大了,社会效益增加了,竞争力也就增强了。


“三不可”是:

一、中医药业不可生搬硬套、单纯模仿西医药业的模式和经验

当今主宰世界医药市场的西医药业虽在近代史之前也只是流传于地中海东南两岸一不大区域的、以简单外科为主的区域性医药活动,但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发展确实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市场份额近万亿美元的大产业。西医药业二十世纪初期涌进中国,亦不过一“吴下阿蒙”,百年之间又发展成了中国的主要医药业,其工商结合、大市场、大教育,自然成为大产业,确实有中医药业必须并且不得不向其学习的许多方面。但生搬硬套、低级模仿只能搞成“邯郸学步”——人家的没学会、自己的也丢了。

例如:

1,西医办医院,中医先是想着进医院、后来也办医院,所办医院最后大多变成了二等的西医院,进医院者到头来只能埋怨“给人擦屁股”——却不思考自己进医院就等于是站在了别人的胯下,不擦屁股擦什么?现代医院是随着工业化同步发展起来的西医诊所的集成升华设施,它首先是为西医的大手术服务的,它又是大工业所生产的一切医疗设备的集成场所,它是大工业在医疗中的化身。中医是以人的思维能力和人身固有之感官技能的强化升华为根本技术特性的医学,我们所凭借的是强大的医药学理论体系、超过万年的对天然药物药性的提炼和人生验证、数千年的四诊技能的进化和升华,以及针、灸、角等各科便携的医疗用具,我们是直接的“人对人”的医药学体系、以“人”为技术主体的医药学体系,我们在社会生活之中原本就能够向病者提供及时、直接的医疗服务,为什么反远离民众去医院、放弃“第一位置”去做“第二”“第三”……呢?当然,医院还是医疗技术的各科集成或单科专业技术的升级场所,但中医内科是以汗、吐、下三法驱邪(或八法)为特点,以祛邪、扶正两顾,以药、食、治、养、身、心并重的医疗体系,而生搬现代医院的设施,其配置、护理、管理、运营又有多少是为这个技术体系设计的呢?因此,进医院、办医院皆不得计。如果为了中医医疗的集成而办医院,也必须从地地道道的中医病床做起,医、护、养、调、教都是中医药学的内涵,随之之集成、管理、运营成规模化,即为真正的中医医院。但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这样的医院也不能做为中医药业的主战场,只能做为教科研之地,因为医院已成为西医业优势所在,其精锐尽在于此,而社区恰为其业不能兼善之地——西医业不可能把高精尖的医疗设备都搬到社区之中、民众身旁,搬不来其技术之精锐就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距离。其技术体系之短,正是中医业技术体系之长——我们可以与民众“零距离”。因此,我们中医药业的医疗重心正应当在社区、在民众生活之中。中医药业欲发展成与西医药业分庭而立的现代大产业,就需要与西医药业展开全面地竞争:尽我之长,补其所短;其占高山,我占平原;其做湖泊,我做江河。中医药业如果在社区区域真正地发展成功了,其产值、社会效益不会比西医低,服务业归根结底都是“服务”,全在“服务”二字上见高低。

2,再如办教育,大教育是大产业进行主体人员再生产的必需设施。西医有大学,中医也办大学,只是办得多少代的教师在中医临床中都不过硬,生员们自然也无所苛求了。关键在于只求学习别人大学之躯壳,不能学习其大学之精神:不能精专本业之学术,且尚抄袭西学而自我从属,分不清人与物之关系,不知“人贵”还是“物贵”,这样的大学事实上既无“大”也无“学”。人类社会是由“人”和“物”构成的,人类文明在发展中形成了以人为主体的中医学体系和以物为特征的西医学体系,对于医学而言,到底是以人之技能为主的医学高级?还是以物为主的医学高级?当病者把生命托付于你,最优秀的医生是相信自己直接的诊察呢?还是相信通过诸多环节的物检?即使在西方,最优秀的西医最相信的是自己还是仪器?不明白“人贵”的人,所办的中医大学教育怎能服务于以人为技术主体的医学体系的发展要求?

二、中医学本身不可中西医结合

原因在于:

1,人类文明全面均衡地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根本需求,要求中医药学体系只应沿着自己原本的内在学术规律向前发展。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人类两大主要的世界性文明,在以往数千年的人类社会中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推动世界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还在延续。这两种文明中的医药学体系,是两种文明在医药卫生领域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各自发展是人类文明全面均衡发展的延续,是人类社会中“人学”与“物学”充分协调前进的必需。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历史中,中医药学形成了以“人”为技术主体的医药学体系,这个技术体系在现实社会中还在发展,如望诊在发展手诊、足诊、耳诊、甲诊等,针灸在发展医疗器具以及刮痧法,中药药用植物的种类及数量在扩张等等。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可以指导医疗实践的、具有足够包容概括力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我们就能够在现实中把近代以来的文明成果经过提炼,熔入到中医药学的原有技术体系之中而使之继续发展。不过,其对人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要求将比以往时代更高。因此,发展中医药学需要高素质的人来做。一种学问明明是客观存在,因为学不会、做不成而旁行别路,搞抄袭拼凑而冒充发展,本身就是文明素质低劣的反映,是中国社会在学术领域的歪风邪气!因此,发展中医药学、发展在历史中形成的以“人”为技术主体的中医药学,是我国社会文明整体进步的体现。

2,现实社会中的医疗需求是急需真正的中医药学。无需罗列具体的实例,现实的医疗中,无论哪个地域、哪个层次的医疗需求者,他们最急需的是纯正、高效的中医药学的医疗。原因在于西医学普及了、它的技术内涵充分展开了,它的局限性、它的不足、它的失误、它的迷茫也充分显露了。我们曾经拥有中医药学的历史时代,我们社会中还有中医药学的延续,这个中医药学的延续在现实的西医学世界中显出了“雪中的梅花”的性格,而它本身也可以开遍春天,足见中医药学在现实中的珍贵与急需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许中西医结合是急需的,但现实是西医不但是在国外几乎一统天下、在国内也近乎唯我独尊,而这在理论上只是整个中西结合的一半——“西”,真正的世界性的医疗急需是另一半——“中”。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式医学至今还只是西医学在中国的一种变种,它在某种情况下还担当反“中”的角色,它根本无法向此需求提供多少有效的供给,也许将来会行,但不是现在。

3,我国真正的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急需首先发展中医药学。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有“中”、有“西”,才有结合。若现实中并无真正的“中”,何谓“结合”?更有甚者,竟图以事实中的中西医结合而代“中”,窃“中”之利而自养,实是对人民共和国中西结合事业的最大破坏。中医药学在事实中一直在坚强地支持着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但全社会应当明白,中医药学对中西医结合事业最大的支持应是发展自身。如果我们社会拥有了中、西两个强大的医学体系,“中”在这里,“西”在这里,医疗卫生领域的中西结合又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其发展呢?人们对两种文明的渴求是无法阻止的。这时的中西医结合,将不再是这样的:中医学是一只凤凰,西医学是一只凤凰,中西结合者从两者的身上各拔下一撮毛贴在身上,就自称是世界上最美的凤凰!

4,从理论上说,人类世界最终或许只有一个医学,既不是中医学,也不是西医学,真正包容了中西的、被某些人所称的“新医学”也不是,而是全人类的中、西、中西之外的其他民族的医学全部融合在一起的全人类医学。因此,中医药学自身要发展,需要继承、又需要学习吸收自身之外的东西,可以说中医药学自身的发展需要学习西医药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中医药学需要中西医结合。但当今世界的现实是,除了中、西医学之外,还有其他民族、地区的医学或称之为医疗实践经验,也是我们中医药学需要学习吸收的。因此,中医药学真正需要的是中外医学的结合而不仅仅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提出具有时代特征,那是一个不把亚、非、拉的广大区域视为文明角色的时代,又是中华民族被西方压迫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刚刚开始重新崛起的历史瞬间,应当说,在当时的中国现实社会中使用这个概念并给予其一定高度是有社会基础和合理性的,但这个概念事实上带有世界霸权政治的基因和中华民族的无言伤楚。今天的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面对全世界,在医疗卫生领域,如果还把“中西医结合”吹得太高,无视其他人民及其医疗卫生实践的存在与价值,显然是不恰当的、甚至近似于反动的行为,是表明中华民族不能面对全世界人民的遁词。因此,从发展学习的角度,鼓吹中医药学向中西结合的方向发展,是落后的理念、是霸权政治的余毒,是对中华民族自信心和文明素质的一种贬低,我们要向全人类医学融合的方向发展。

三、中医业不可沿承小农经济时代的狭隘农民意识

中医药学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近代以来的中医药业者只有继承了近代史之前的中医药学内涵,才是被公认的“中医业者”“中药业者”,因此,继承我国小农经济时代的医药学学术成果,是中医药业能够被视为“真正”的一个条件。我国的封建小农经济社会在近三千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孕育、萌芽、起发、兴盛、变荡、稳定、腐败、挣扎、毁灭诸阶段,中医药学主要是在这三千年间发展定型的,以现存的中医药学经典文献而言,中医药学的主体理论体系、主导性行业道德意识都是一种大社会、大境界、大学问的东西,因此才会在小农经济社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发展为一种高级的学术体系,但进入我国封建社会腐朽衰落的明清阶段之后,医学的普及化势力超过专业化势力的发展,并且社会愈衰败则普及化愈比专业化显得强势,至清代以来、以至民国,中医药学中的大境界、大学问、圣贤情操都衰微了,封建狭隘小农意识几乎成了主体。而这种意识会随着中医药学的学术内核一起向下流传,会成为中医药业发展为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化大产业的障碍。主要表现有:

1,只知眼前,不知身外,没有国家、世界的观念意识;只重经验,轻视理论体系;只知小知小识,不懂大境界的大学问,不知虽“术业有专攻”,然学海无涯、天下学问通为一体,不知“专”与“博”相辅相长乃可立为成体系的学术的道理。

2,盲目崇拜所谓的“学术”,这种盲目崇拜源于封建末世的文盲农民对“文字”的崇拜。不管这种学术对自己的体系是善是恶而盲目地崇拜之,如建国后之对西医学的过度的“自我从属”,即为此种盲目之具体表现。我国近代之最伟大思想者孙中山、毛泽东等都曾严密地论证过“我们的社会文明并非都不如西”的道理,而做为完全具有与西医药学不同的体系、在现实的医疗实践中完全可与西学分庭而立的中医药学的继承者群体,或抄袭西学的史学论调、或模仿其运营方式、或热衷搞什么仪器,而服务能力和质量却后不如前、一代不如一代,只能遥拜远古、近捧明清、现实中“给人擦屁股”。

上两点也是我们整个的中华文明体系的前进动力在封建社会末期丧失的行业性反映,但其具体表现为行业中的狭隘小农意识。还有一点是小农经济本身的,即:

3,小农经济式的医药不分的运营方式。如上面文中所说,这种运营方式会把医药业的产业链压缩至极短,在现代的产业社会中是不能生存的。

但也应鼓励某种条件恰当情况下的特例:在某一如世外桃源之地,自然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某一个或几个优秀的医者,兼医兼药,能为方圆数里之内的乡亲们提供优质、高效、最经济的中医药医疗服务,能近似于老子《道德经》所倡的“小国寡民”的境界,能够为人类向人整体、人的欲望和精神、身外的社会以及自然,这三者协调发展的方向做出一些尝试,则这样的尝试应当被看为是一种超级的事物,不应受世俗的种种规则的限制。

上面的“四必须”“三不可”,对于中国的整个中医药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四必须”之第一项“必须与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高度一致”。道理在于: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不能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步,不能为这个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则只能表明这个行业对于全社会而言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那么,这个行业的存在及发展,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不需关注的事。没有社会这个整体做为基础的支撑,任何行业也难以会有多大的发展。既使某个行业原本发展得很盛,一旦整个社会认为它不重要,甚至会将其迅速压制至衰落,我国历史中的商业即曾如此。而一个行业原本很微弱、甚至知之者甚少,一旦一个社会认为其重要、价值很大,在短短的时限之内,它就能够发展成一个显赫的大产业,现代社会的许许多多的大产业即是如此。尤其是我们共和国的多种现代科技产业,更是如此,在事实上,它们与人民的现实生活远没有中医药学贴近,只因为它们对共和国的发展重要、与中国整体社会的发展步伐同步。因此,中医药业必须发展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医药大产业,必须为中华民族实现其根本战略目标做出重要贡献,中医药业在中国社会中才能迅速发展成功。而我国社会随着温饱向小康阶段的转进,我国社会已是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建立起以欧美的社会福利水平为参照系的执政评价习惯,能够向全体中国人民提供什么样的医疗保健系统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主要参数,如果我国政府将要向人们提供中医药的医疗保健服务,那么它所提供的必然是最具有覆盖性的、社会化管理程度最高的、产业容量最大的中医药服务,因为这是最经济的。不管这个服务的内部环节中包含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而这个服务的整体只能是以“社会化的管理”为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产业。可知,发展社会主义的、具备现代服务产业内涵的中医药大产业应成为全行业的共识。

具体发展模式的建议:

根据现实中国社会的供求关系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医药业的医疗服务环节是其发展的第一环节,中医药业如能在第一环节上站稳脚跟、赢得主动,整个现代化的中医药业产业链也就会很快建立起来。因此倡导中医医疗服务的模式为:

社区中医诊所+中心式制剂配送药房+电脑网络平台处理系统的运营模式。下面以典型模范试点而详述之:

一、社区中医诊所。社区: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区域。主要指我国城镇的一个区域。如果要在我国城镇区域建立中医药医疗卫生保健的全覆盖型服务,这个“社区”是指不分人群的工种差别的、不分区内机构的角色差别的,只以区域人口总量及区域地理条件为划分根据的城镇某一区域。中医药学技术体系的特点是:凡是人群生产生活的区域,皆可设立中医诊所。如果为了建立社区中医诊所示范点而选择社区,首选士工商学杂等各类人民杂居皆备的社区来进行试点示范,人杂则病杂,从成功病案中选出各类优秀的论治病例,更方便于全国同行的参考,社会效益较大。

1,诊所中医师。此处所说之中医师是指此示范点的中医师。一个诊所由一位中医师主持。此中医师的标准是:必须掌握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和中药药方药性,必须在临床中完全以中医的四诊来诊察疾病而毫不借用于西医手段,必须是从独立的中医临床门诊锻炼出来而又确有良效、绝少失误的优秀中医师,且最好年力正盛。也就是:只用中医中药就能够良好地论治社区范围的、中医本行业认为应当良好治愈的那些疾病的中医师。在当今中国,具有如此技术实力的中医师并不很多。资格以中医师以上即可。在西医医院中的许多所谓的中医专家,他们从小与西医搭伙而离不开西医;许多有名堂的门诊部的中医专家们也未必真能胜任社区医疗——他们的疾病是被西医医疗筛过的,未必真有实力处在第一位置。因此只应以技术实力为人选条件。

2,诊所设施。配有卫生设施之工作间一间,办公桌椅一套,诊断床一席,电话一部,带摄像头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候诊椅若干。门诊学徒兼电脑入录员一至数人。

3,诊所位置。以方便各类民众、处于社区之中为原则,居民区内、写字楼中、机关厂房等等,皆可设之。

二、中心式中药制剂配送药房。在大城市的繁华地带,在一平方公里之内设一诊所,则四或八平方公里区域设一中心药房,此处以八平方公里为计。一中心药房配八个诊所,药房位置应在两个四平方公里的中线上,便于向每个诊所的区域送药。中心药房可用现代都市中的能独立运营的药店为基础,药店同时向社会继续营业,并于内设一诊所,以服务于过路之散客。将药店之中药部扩张为中心药房:

1,调剂部扩为每班组九至十人。

2,其中八人,每人专为八个诊所之某一诊所之中医师煎药、送药,送至病者家中,见到病者本人,并向病者详细说明所送之药的服法、禁忌。在此示范点的工作流程内,还需与病者结清费用。此专为某一诊所煎送药之调剂员,其个人相貌应在病者诊病时预先告知。

3,配备煎药设施,配备便捷送药工具。

4,在中心药房留出一独立工作区域,设置此社区中医药医疗电脑网络处理中心。

5,条件许可,中心药房内设立本社区之中医药总监一名,由国内德高望重之传统老中医担任。全面指导、监督中医中药的一切业务。

6,条件许可,中心药房聘用掌握传统中药丸散膏丹等制药技术的老药师一名。

7,此中心药房必须保证临床用药齐备。

三、社区中医药电脑网络处理平台系统。此系统中心设在中心药房,与所有诊所连为一个网络。系统内本身有计价系统、病历整理系统、医药学临床应用资料库等等。

计价系统:将病者之诊费、药费、煎药送药费统一计算,以实际所受服务为准,最后总和为中医药服务费。

病历整理系统:社区中医诊所采取完全中医式的病历,草样见最后页。诊病结束后,病者一份、医师一份,病历上传中心药房,调剂一份、处理中心一份存备,调剂、煎药送药依此病历工作,送至病者手中时,两份病历所有内容相同,则服务完成。若配置自动的电脑控制煎药系统,则可将病历中之姓名、性别、住址、影像项自动打印于药袋上。

每一诊皆于下一诊时,依疗效分为优、良、平三等,并输入系统,系统及时将优效病案发布于系统外,便于其他社区的中医、中西结合医、西医借鉴,以促进全国中医药学临床的发展。对于疑难杂症,某诊所之中医师在治疗过程中认为需要使用自己特制的丸散膏丹以助药力,则在中心药房已向有关机构报备、并确定合理价位的基础上,相机使用。

此模式着重于精医精药,分工协作。首先树立起中医药在医疗服务第一环节中的优势,并同时为其他环节的展开创造条件:

(一)为建立院校集中教育与传统师带徒教育相结合的中医药学合理化教育模式提供条件。

(二)为中医临床学术资料的社会化管理提供基础。为中医优秀学术、技术的全社会性推广、交流,以促进整个医学事业的提升准备客观资料。

(三)为临床中药、方剂的大样本统计式的科学研究提供条件和第一手资料。中医药学的中药、方剂是不能在西方学术体系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的,因为它们都是运用于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的人的东西,社会性的“人”不能用实验室研究,只能在社会范围内研究,中药的药性、方剂的功能也是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中提炼出来的,从全社会范围来看,是可重复的、精确度很高的学术成果。如《伤寒论》中的方剂,上下千年、纵横南北,依其条件而用,皆准,重复岂止几千万次!因此,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如能建起全中国式的临床资料处理系统,一切将一目了然。

(四)为中成药的中医学技术升级提供条件,也就为中成药业的走向世界准备了技术基础。

(五)为中医学的单病种统计学研究提供资料。从而为中、西医学在医疗中各自优势的比较,为国家医疗政策宏观管理、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医疗保障资金的合理安排提供事实根据。

(六)为我国建立低投入、高效益的,以中医药为基础的、中西医疗资源合理运用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提供事实根据。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模仿西方的、被动的体系,而西方的体系是走向垂死挣扎的、将不可承担的体系,建立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医疗保障体系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示范试验点的成功将是本模式成功的一半,因此我们需要精选最优秀的中医人材,抢占医疗服务的第一岗位,通过医与药的分工协作,在现代社会中把中医药的优势特色显露出来。第一个示范点就好比是庞大队伍的先锋,先锋的任务是突破险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先锋一旦通过险阻,后边不管多么大的队伍,也会随之尽行。盖天下之民,士农工商末或工农兵学商杂艺特等等,人居五方,东南西北中,五方之病又有所差别,统天下之病可谓多而又杂。但如果能够搞成第一个示范点,在此示范的带动下,各方各地都可相继进行试点示范,只要各地的示范点获得了成功,被示范的相继跟上,天下之病虽多虽杂,但每地皆有此地论治疾病可循之规,一点之病可疗则一地之病可疗;各地之病可疗则天下之病皆可为疗。我们以中医之中的精锐为先,以“能”带“不能”,将使“不能”转化为“能”,最后必然是整个中医药业的中医临床实力、医疗服务能力整体性地发展起来。我国中医药业产业链之第一环发展起来后,其他环节也将随之而起。

时不我待,人民共和国的中医药业早该崛起了。问题,人们早已觉知了,而十余年匆匆流过。在此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过三十年之际,我们应当充分学习领会三十年伟大事业的经验成果,与党中央同心同德,把“发展”“开放搞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事搞好了,就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等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精神贯穿在中医药业的发展之中,宏观管理上扫除一切妨碍中医药业发展的障碍,制定激发中医药事业发展活力的优良政策,把“特区”政策运用在中医药业的发展之中,使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以势生业、业兴国盛。因此,我们郑重呼吁国家出台促进中医药业发展的“特区政策”。

最后,我们更希望与这样的一些人合作:他们富而好仁、达而向义,兴业不忘国家民族之忧患,漂泊更增神州故土之思情。如果这样的人们情愿帮助民族学术、民族产业发展,出资与中医界共同进行上述中医药运营新模式的示范试验,则中医药业幸甚、国家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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