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论坛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中医

 

张超中

 

最近几年,随着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日益凸显,充分利用现实和潜在可能的医疗资源,特别是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的现实功能成为一个主流性的呼声。与此相联系,在一段或者说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寻找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有效途径,以学术和文化智慧补益社会,匡扶时难不仅是顺乎时宜的合理命题,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回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中,有些学者则以反命题的方式提出“取消中医”的建议,认为中医药除了浪费国家资源之外,并不能够有助于问题的实质性解决。从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来看,这种建议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可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结论的边缘化不一定就代表产生这种结论的思维方式也已经边缘化。在张效霞博士新著《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以下简称《中医存废》)的语境中,这种方式仍然是支配中医药资源利用的主流方式。可能是鉴于这种似是而非的现实,他出于“学术少年”的特别勇气和见识,以史代论,以似非而是的理论视野描绘了百年来中医论争的历史,游刃于学术演化与政治环境变迁的关系之间。他说:“笔者深知这类文字不合时宜,但也许是‘作圣’之心稍微重了些,有时确有不吐不顺畅的感觉”(《中医存废》,91页)。“这类文字”在书中时隐时现以臧否人物,其是否恰切则见智见仁,但我认为他最后表达的通过“让中医自己解释中医”以“拨乱反正”的思想确乎具有促进中医真正创新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近百年来,围绕中医而发生的种种事件总是让人感到一种“不平之气”,从而影响到当事人和局外人的心境亦不能“平和”,甚至“失和”。究其原因,不是由于中医学说不能提供精神上的满足,《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关于“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论述以及“真人”、“至人”、“圣人”和“贤人”的容态至今仍然使人心向往之,并以其保持纯粹人性的原理和技术昭示着现代科技演化的方向。这种对“上古”和“中古”社会的文化性追忆一方面说明社会在道德上的普遍性退化,另一方面也说明通过个人努力仍然存在达到“上古”精神境界的可能性。按照唐代王冰重新编次注释《素问》时的看法,中医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其首要功能在于“教化”,即所谓“上古圣人之教下也”,其次才是砭、针、灸、药等技术性的发明与应用。但无论后世发明了何种技术,以中医原理来看,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精神作为基础,那么技术事实上是“失效”的,此即中医的“神不使”现象(《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医首重“独立守神”,这是中医教育的本源和归宿,既可作为中医个性化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符合现代哲学和宗教从集体形态向个人形式的演化规律。由此来看,虽然中医和西医同样具有治病的效果,但是中医从来就不是西医意义上的技术体系,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替代关系。实际情况应当恰恰相反,随着西医的发展中医也能够继续创新发展,只是其所遵循的发展道路应当具有人文化的特色,一如西方哲学和宗教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重新诠释、再生和创新,两者相反而又相成。以此视角来看待中医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技术化思维”不仅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强化了随着中国社会“失神”而导致的中医精神的遮蔽和错乱。如果当代中国要对中医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那么当务之急是确立中医的现代解释原则,这既是张效霞博士所强调的,也是中医“回归”所必需的,更是中医存废百年之争中所“存”和所“废”的原则。

现在我们从学理上指出这个原则,这并不能说明如果我们作为那段历史的当事人,在当下的情境中也一定能够秉持这个原则。更有甚者,即便是在自主创新已经成为新的国家战略核心原则的情况下,能够真正贯彻中西医并重精神的人也许并不比从前多多少。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复杂,从存废争论的历史来看,可能源于“存废”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了变化。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大多是西医借助于政治话语权主“废”而中医主“存”,其目标表现在西医要消除中医这个“西化”的最大障碍(《中医存废》,96页);而在建国之后,这种特征逐渐演变为在新政治话语权下的中医“自废”,或称“蜕变”(《中医存废》,167页),其目标表现为消除中医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障碍;而最近关于“取消中医”的建议则既不是西医的主张,也不是中医的主张,而是一种基于科学实在论的哲学主张,可以说是中医存废特征的新变化,目标在于消除中国发展与“国际接轨”的障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新主张在现阶段的中国并不具有“政治正确性”,相反倒被疑为国外遏制中国自主发展的新表现,从而使其错失了上升为主流政治话语的时机。从表面来看,上述三种历史时期的存废特征各个不同,但从联系和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心理特征的典型外现。总体来说,我们不用怀疑中医存废之争的主要当事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切之情,应当注重的倒是这种感情一旦与其“知”其“见”结合起来,往往造成非主观的主观效应,使得“旧病不去”,新乱又生,矛盾与是非之争层出不穷,一时难以断案。不过张效霞博士按照“物”是“人物”,“事”是“人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通过当事人自己的“话”,达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的客观效果,从而“成一家之言”,让人想见乎中医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学术论争,而是介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时代精神问题。他说:“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所谓的文化话语权之争,实质上根源于政治话语权之争。这是近代中西医论争搀杂了诸多政治因素在内的背景和根源之一”(《中医存废》,137页)。

其实在中医学的经典中,政治本来就与学理分不开。且不说《黄帝内经》就是借助于黄帝君臣之间的对话而成书,也不论中国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民谚,仅就具体的“十二藏之相使”而言,中医也是以“贵贱”的官位来表述的。如在《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傅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胆”为“中正之官”等等,不但人之一身皆是“官”,而且强调“不得相失”,并总结道:“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殇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可见中医经典是将治身与治天下视为一理而论的,这种治理需要“明”“官”,不论怎样治其理如此,此为天下通理。曾经看到一位美国中医研究人士的体验心得,他从上述理论中觉悟到中医的养生和治病其实是“民主协商”的结果,不是压服,而是通过脏腑之“官”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是一种科学的艺术。不过这个道理也曾经为主废论者所诟病,如余云岫在其《灵素商兑?脏腑生理第四》中说:“心虽为人体重要之脏,安得专以君主目之,且以为神明之所出乎?”对此不得“要领”之诘问,按照张效霞博士的逻辑,“主存”论者也完全可以这样设问:“没有神明,又如何能够消除‘无知’和‘偏见’,且又何以解释‘小人以为神,君子以为文’的人文演化规律?”可见仅有“专识”而缺乏“通识”则难以论中医之理,“使道闭塞而不通”当然带来中医的萎缩和特色淡化。中医论“通”,政治亦论“通”,因此,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而王夫之由之而将“通识”与“独断”视为一体之两面,此亦与中医之“谨熟阴阳,勿与众谋”相呼应。虽然,主废论者仍然从中医发展的文化本源上将“医”与“巫”视为同类,以为“医”就是“巫医”。若由此推之,那么“君”也将是“巫君”。以此论“古”,这诚然是事实。若泥之而加于“今”,则失之于“偏”。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绝地天通”之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权和主导权事实上取决于文化的“大传统”,这种传统“早熟”的标志就是“究天人之际”而做到了“知天”、“知命”和“知心”,把握住了“弥之”和“卷之”的根本规律。反之,若是“无知”,则仍然不免于“巫”,此对“医”和“君”都一样。因此,在中国“道统”的延续过程中一直就伴随着“存”和“废”的矛盾,所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这种“文明内部的冲突”其实也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是冲突的范围大小不同。及至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并发生整个中国文化都要“废止”的事件后,“中国特色”的“存之道”尽管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但是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抱“中国文化本位”之立场。不过历史发展本来就存在盛极复衰,物极必反的规律,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导致民族文化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实际上也在“自废”其道而转求“新学”,并不断追求“新政”以达到为本国谋福祉。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医以替代医学的形式在西方发达国家有“返魅”之势,而在中国,中医药被作为最具原始创新潜力的知识体系而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当然,我们不能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将“原始创新”理解为“巫”,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掌握“神而明之”的路径,不在学术上承认“意会知识”对“明晰知识”的先在性,其结果仍然不免于重蹈政治上的“主存”和事实上的学术“主废”的旧路。兵法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当为当代中医学术发展的“大戒”,张效霞博士未尝不思及之而拈出“回归”以待“存”之义。

通观百年来的中医存废之争,论其纲领、主旨、规模、气势、格局、阵法和主将人物,大抵相当于一场历时长久的文化战争。我们不能说中医主废者不自觉间参与了一场带有代理色彩的战争,也不能说中医主存者关于“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中医存废》,146页)的“巨联”没有现实意义,而1929年3月17日在旧上海总商会大礼堂里中医药界人士的言论,至今读起来仍然很生动。后来这一天被称为“国医节”或“中医中药团结斗争的纪念日”,可惜的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医的劣势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今天需要国家采取“大力扶持发展”的政策。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这场“战争”已经超出了纯粹政治的涵义,甚至超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争的性质,实际上表现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战争”。关于这一层意义,无论是主废者余云岫对中医“贪天之功”的指责和误解,还是当时上海总商会代表林康侯认为“中医的好处完全是精神的”(《中医存废》,147页),存废双方对中医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这种理解却因为方法视角的不同而发生歧义,竟然导致水火不容,至今仍然以“真”“伪”相向。由此来看,我们现在衡量中医的价值,如果不从精神文化的层面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仅以现实利益论成败的话,那么中医事业很难借助于政治和学术的支撑而得到发展,这是超越狭隘的存废之争所必须理解和实施的“精神提升”功夫。这种“不争”之“争”,至柔而至刚,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战争所能够比拟的。

那么,在超越论争之后,中医的影响所及对我国和世界到底能够带来什么结果呢?张效霞博士在书中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但他提到了有关当事人的“检讨”和“后悔”,透出了中医存废之争未来发展的“先机”。这里不讨论迫于政治形势的“觉悟”之“论”,我们难以鉴别其心迹之真伪,仅以文化主将的“自新”为例来看这种发展的可能性。作为政治变法的先锋,梁启超虽然在中医存废问题上不仅身不由己,而且心不由己,并有“迷信大本营”的“惊人”看法,不过在张效霞博士看来,更“惊人”的是他在力主废除科举制度而实行之后,他竟自评为“不智抑甚”,并主张恢复。同样,严复也认为“骤废”后出现的“吾国颤危之象,此最可忧”,“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中医存废》,82页)。据王树人先生讲,胡适后来也转变得很彻底,促因在于他看到了欧洲人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的热爱,相比之下对自己的“反传统”引以为耻。另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先生考证,事实上鲁迅先生在生活中对中医并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那么偏激。此论发表后,周海婴先生曾经专门电话给他表示感谢并认为属实。这些在一人身上发生的不同时期认识上的变化和成熟,目前可能限于立场问题,中医“存”“废”双方尚没有给予充分的研究,有关意义不明,自然在思考未来中医的出路以及作用时受到影响和制约。

张效霞博士对上述问题从另一个角度作了原则性的回答,即着重于解决未来中医药发展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但是,“回归中医”也好,“让中医自己解释中医”也好,提出这个原则并不一定就能够保证做到“拨乱反正”。其实我国在中医药发展的原则上好的表述并不缺乏,比如“继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等,提法非常到位,只是在实践中做不到位。那么,我们如何能“践履”,做到“真知真行”?这是消除“无知”与“偏见”必须回答,也是中医存废之争在哲学上必须正视的问题。联系到我国为什么要加强自主创新,是基于政治选择、经济选择、战略选择,抑或是基于文化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会有不同的路径依赖。张效霞博士从汉字与现代科技的成功结合一事中受到启发,认为遵循中医药“本质性的规律”才能“寻找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影响、带动全局的突破口”,“而非其他途径”(《中医存废》,307页)。对此看法我不敢完全赞同。其实从学术上看,我国在近现代经历了从人文到科学再到人文的转型,这条主线在经过中医的染色后,依稀呈现出这样一个链条:中国文化、近现代科学、西医学、中医学、中国科学、世界科学、科学与文化转型、文化自觉。在中医作为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典范的情况下,其作用和功能应当不仅仅局限在医学的范围,中医之存在可能为解决“跨学科难题”,并进而为解决诸如健康、生态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范式,从而体现出未来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因此,当今中医面临的主要问题既是学术上的结合问题,更是政治上的贡献问题,并且只有首先解决了贡献问题才能自然解决结合问题。但是,在很多人的“精神自信力”也需要“大力扶持”的情况下,我们若要真正开创并享有中国文化的医学时代,学术上的澄清虽然是基础,其实并非本质和关键。也许这是我的新“偏见”,但我愿意“固执己见”并商榷于“同道”!

(《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张效霞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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