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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阴符经》新论

 

第六讲

 

李筌说是骊山老母把《阴符经》分了成三部,第一部是修仙的,第二部是谈政治的,第三部是谈兵法的。所谓修仙的原文是:神仙抱一之术。想第一部书中,虽有“知之修练”的话,不过修练的结果是:“是谓圣人”,不是神仙。由于这部书中说到了不少关于天和人的关系,又有什么星斗、龙蛇、人性、伏藏、九窍、三要等模糊的词语。在唐朝,去古已远,又还没有现代科学的认识,去理解这部书的时候,很容易就想到神仙、方术等玄虚的方面去,这是情有可原的。再说,即使《阴符经》不是成书于黄帝时代,而降至战国时代,那时还没有《道教》,而后世道教的修练之种种构想,应该是不可能在《阴符经》里出现的。

至于第二部谈到政治,中国的诸子百家有一个共同点,不管讲的是那种理论,就是没有不谈政治的(中国人好谈政治由来已久)。《阴符经》在把天地、万物、人的地位确定后,便要求人在人的社会中确定自己的地位,运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一方面让自己的秉赋可以得到舒展,一方面要求能够延年益寿,尽到一个人在天地间获得了生命和形体后应当担负的责任、使命和光荣。进而要求大我的完美实现,长治久安。这是《阴符经》绝对要强调和不可少的部分。

第三部书谈兵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如果没有“兵机”作为这部书的隐藏线索,那么下面的字句,不是浅显得令人几乎觉得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就是有的句子根本无法作合理的解释。例如:瞽者善听,聋者善视。这两句话太浅显平凡,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这两句话几乎不可解。因此,过去有不少试图解经的人,根本就把这两句话完全忽略不提。

论到兵法,是一个民族为了生存而采取的自卫方法和战斗技术,古人把他们的经验积累成篇,便是兵法。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书写记载的技术有了空前的改进,中华民族也积累了无数从战争锻练而茁壮起来的经验和智慧,得到了很完整的记录。如太公兵法(六韬.三略),司马兵法,孙武兵法,尉缭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还有其他各子著书谈到军事与兵法的,共有五十八家,凡一千三百五十一篇,图四十六卷(见《汉书艺文志》),足见那时兵学典籍的丰盛。然而,关于兵学的传授,却和其他学术大不相同。老师们对之非常谨慎和秘密,只收极少数素质特优的学生。例如鬼谷子传孙膑兵法,都在夜间,乘其他学生们都归寝入梦之后,极其隐秘从事。秦朝严令禁书,黄石公传张良三略兵法,也是担着极大干系,极其隐秘的。同时,高深的兵学,含有权变诡谲之谋,隐微莫测之术,所谓帷灯匣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兵书就成了秘笈。即使到了唐朝,太宗命李靖传授侯君集兵法。李靖奉命后,只教他些普通军事常识,侯君集非常不满。想出了一个绝户头的办法,去太宗那里控告李靖要造反,说他留着高深兵法自用,居心叵测。于是太宗责问李靖,李靖说:现在国家太平,侯君集却居然热中要学高深的兵法,恐怕他才真是心怀叵测,想要造反。后来侯君集果然因造反而族灭,太宗称赞李靖有先见之明。《阴符经》既然已经谈过了治国,再接着谈用兵之道是顺理成章的。不过,《阴符经》好用奇字来强调它极其简单的语句,这点是与其他专门兵法典籍不同的。

孙武子说:兵者,诡道也。(《孙子》始计篇)。就是说:作战是一种欺诈诡变的艺术。唐太宗对李靖说:朕读了千章万句兵法的书籍,不出乎对敌人“多方误之”一句话而已。又说:朕读了许多兵书,都超不出孙武,而孙武十三篇,都超不出虚实两个字。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也就是:多方误之。在《阴符经》里,上面谈到过的:贼、杀,骗、盗也都含着兵机。可是唐太宗叹说:大家都读孙子十三篇,虚实都挂在嘴上说。但在实际作战时,什么是虚,什么是实,就都弄颠倒了,因此他们就总是打败仗。虚实两个字也总是说不明白,好象教也教不会。李靖回奏说:这是个人的问题,就在聪、明、睿、智四个字上(参见《李靖兵法》)。兵法说的都是原理原则,而人怎么对实际情况去认识,去判断,去掌握,才是先决条件。所以《阴符经》说:“瞽者善听,聋者善视。”这两句话里就埋藏着“聪”、“明”两个先决条件。

人如果有了某种缺陷,在身体别的其他部分就产生代替弥补的机能。假使是个瞎子,那么,他的听觉就会比较灵敏。听觉灵敏,就是“聪”字诀。假使是个聋子,他的视觉就会比较灵敏。视觉灵敏,就是“明”字诀。瞎子很会听,聋子很会看,加起来就是聪、明。《阴符经》用了这个奇怪的方法,来说明和强调聪和明的重要性。从前师旷为了加深对音乐的造诣,想要听觉特别灵敏,用艾把自己眼睛薰瞎了。他牺牲了眼睛,得到了更聪听的耳朵。离朱的耳朵被堵塞,但眼睛更明亮了。这都是一失一得的辩证原理。

但是一个领导或主将,聪和明都不能偏废。想要保证更加聪明,按照原理,就必须牺牲掉自己身上的一个什么部分。那必须牺牲的是什么呢?就是心中的“私欲”。因为一旦内心充满了私欲,一心都在私欲上,心有旁务,而致心不在焉,就必定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是受了私欲的主宰,偏颇地只看见自己想看见的,只听到自己想听见的。为了聪明,能真正看得明,听得清,就非设法祛去私欲不可。流水照不到影子,静水才能映得分明。心能静得下来的领导或主将,自然就能少私寡欲,就自然能够看得明白些,听得清楚些。也就自然能够认识,判断和掌握敌人对自己的欺诈和误导伎俩,进而可以认识和掌握对敌人的误导,这就是辨虚实,知己知彼,是百战不殆的保证。

睿智和聪明有些不同,它包含了一种深层的体会或领悟。虽然也凭藉对事物的感官接触,但在一瞬间,忽然领悟到事物表象背后更有意义的东西。一般人觉得很平常普通的现象,而具有领悟能力的人就马上“看出”了端倪或机微,立即掌握住了胜负的要领。这种领悟好象并不是一般每人都具有的能力,古人常说,它是一种天然的秉赋,是谓:天赋。

领悟能力是不是后天能培养出来的东西,也是学界历来争论的一个焦点。《阴符经》说: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这句话,李筌注解说:“为天下机者,莫近乎心目。心能发见,目能见机。秦始皇东游会稽,项羽目见其机,心生於物,谓项梁曰:彼可取而代之。晋师毕至於淮淝,符坚目见其机,心死于物,谓符融曰:彼强敌也,胡能胜耶?则之生死之心在乎物,成败之机见于目焉。”李筌把见机的“目”,解作“心目”。就是人头上有个眼睛,心中另有一个眼睛。当头上的眼睛看到一个现象,心中那个眼睛就看到了更深远的现象,这是两个层次的活动。举出了项羽和符坚两人的例证,证明心目中产生的积极性印象和消极性印象。

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感官接触到了某个事物的现象,然后传递到大脑。大脑经过了研判后,作出了一定的建议,或者经过研判后,完全删除了这个资料。所谓“生于”和“死于”,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生和死,而是指大脑活动后的建议和删除说的。如果说,心目的活动能产生高深的权变谋略,而过滤掉那些无关紧要的杂事。那么,心目就是后天也能培养的了。心目就是李靖所说的睿智,睿智如果是能培养的,恐怕培养的方法,还是少不了从“静”字诀开始,进行到少私寡欲,比较稳确。如果不把大脑腾出一些空间,让它能够发挥应有的机能,那根本就没有空间去展现睿智。这些也都是老子的方法论,一个领导或主将,有了聪、明、睿、智,不仅是打得了胜仗,治得好国家,而且他就是永远都会被尊敬和纪念的圣人。否则,就是尸位素餐,盗名欺世,行尸走肉,害己误人!看起来,《阴符经》的这个简短语句,意义是非常严肃的,它的暗示是犀利的,它甚至于建议人为了聪、明,到了最严重要紧的关头,竟然不惜作薰目,塞耳的重大牺牲。根据老子的辩证原理,圣人的“去私”,乃是“成其私”的重要手段。去私对某些人来说,比死还难。去私也是重大牺牲,而这个牺牲却是有重大奖赏在后面等着的!


《吴子兵法》图国篇第一,吴起说:“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争名,是争夺名誉荣显,包括争夺思想,主义,理念。

争利,是争夺利益,包括资源,劳动力,即所谓:土地子女玉帛(领土,奴隶,钱财。)。

积恶,是日积月累的仇恨怨毒。譬如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千辛万苦借来吴国的兵,灭了楚国。在湖底下找到楚平王的坟墓,开棺鞭尸三百。打得平王肉烂骨散,才消了胸中之气。可是有伍子胥灭楚,就有申包胥复楚,申包胥连夜跑到秦国,足踵皆裂。秦国不肯发兵,他就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水浆不进,泪尽以血。秦哀公为之感动,为他发兵复楚。

内乱,是国内有野心家起来争夺政权。

因饥,是人民饥馑,这点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人民饥馑,因而起义,政府镇压的战争,也可以归类到内乱里去;一是因为本国饥馑,而发兵到邻国去掠夺的战争。

在以上五种战争的起因中,最为频繁发生的是争夺利益的战争。尤其是侵略性的战争,莫不是为利。即使是防卫的抗战,也还是为了要维护自己本国的利益。

《阴符经》说: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说是:断绝利益,统一兵源(力),就等于增强了原来兵力的十倍力量。把昼夜颠倒过来三次,就等于把原来的兵力增强一万倍。战争的总目的,一,是胜利,二,是胜利,三,还是胜利。战而不胜,不知其可也。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如果要保证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战略战术,还是战略战术,绝对没有别的办法。太公,孙子所有的兵法里都绝对严禁军中,搞求神问卜,巫蛊祝祷等虚幻迷信的勾当。因为事实证明,那些虚幻迷信的办法不但不发生实际作用,其反作用就是立即败衄。

既然所有的战争都和利害有关,那么,争夺利益是作战的最大动机。孙子说:”兵以诈立,以利动。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因为战争失败了不但夺不到利益,反而失去一切(《孙子兵法》军争篇)。绝利是:如果能运用战略,断绝了敌人图利的想头,就等于切断了敌人的精神力量的契机。祛除他的动机,杀死他的梦想,就是化一场恶战于无形。天下事物,利于敌人的,必有害于我;有利于我的,必有害于敌。绝利,也是运用战略和战术,“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篇)。”就是把握了我利,敌害,或是把利、害转变,颠倒了过来,使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来攻击。或是,使敌人为了贪图利益(我方虚设的利益假象)而大举来攻,掉进了我方的陷井。“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反复比较敌我两方的利、害,与其变化。利中寻害,害中寻利,错综反复研判。)。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把有利于我的因素研判,掌握,则可以有任务完成的信心。)。杂于害,而患可解也(细心研判利中之害,能够避免和克服它,即可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九变篇)。以上是大略的“绝利”的重点内容。

一源,或简称为:一。在《六韬兵法》里太公一再强调的有四个进攻战术重要原则,可以简括为:“一”、“活”、“疾”、“烈”四项。“一”是统一,齐一和专一三种意义。统一是讲兵力不分散;齐一是讲一次发挥全体的战力;专一是讲集中兵力专攻一个目标。太公说:“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六韬兵法》武韬篇兵道章)。“活”是活泼,灵活机动,随时变化运用。太公说:“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失,巧者一决而不犹豫。”(《六韬兵法》龙韬篇军势章)。“疾”与“烈”是快速而猛烈。太公说:“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六韬兵法》龙韬篇军势章)。“一”是四则之首,《孙子兵法》虚实篇也说过:“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这是数理思想的运用。

绝利,一源,前者是战略上的运用;后者是战术上的运用。两者合一,就等于增强了原有兵力的十倍力量,这是保证胜利的诀窍。

三反昼夜,用师万倍。李筌认为是:“退思三反,经昼历夜,思而后行,举事发机,成万全也。”,这也可以当作初步的意义。不过从兵法上来看,应该还有更高深的意义才对。由于《阴符经》措辞好用奇字、险字,那么“三反”和“昼夜”都应该有着其他含孕的特殊意义。譬如,昼和夜可以是明和暗的代名词,也可以是正和奇的代名词,也可以是实和虚的代名词,这些都是兵法上著名的辩证运用。假使,我们说,昼夜不仅是白天夜晚的意思,暗含着兵法上实和虚的意义。兵法上实者虚之,是反了一反。虚者实之,则再反了一反,就是二反。再实者虚之,就是反了三反了。如果只是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以这样简单的程序,大家都心知肚明,怎能误导得了敌人?岂不如同儿戏,掩耳盗铃,自己骗自己了。如果反了三次,就让人难猜多了。如果再能多反几次,就更难猜了。所谓:三反,并不限于反三次。中国文字的用语,例如再三,不等于二三,再三可以是笼统的多数。

有时看到街边上有人用三个小碗坎着。一只碗底下有一个枣子。那人把三个碗来回调换地方,好几遍,让人猜枣子在哪个碗底下。人总是猜不准。也有人用扑克牌三张,先翻出一张老K来,让人看清楚了,然后用灵活的手法,把三张牌调换地方,一般很难猜出那张老K到底在哪里。同理,当用兵作战时,大家都知道要以实击虚这个原则,谁都知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调换方法。如果对方把虚实调换两下,还很容易看出来,要是调换了三次,就很不容易看得透了。打仗如果看不出对方的虚实来,就是盲目攻击,几乎注定要失败了。所以三反虚实,就等于把自己原来的兵力,增强了一万倍的力量。

我们看《三国演义》在华容道上的曹操,如同惊弓之鸟。每到了一个岔路口,底下人问他走大路还是小路,他看大路上空有着隐隐的烧烟,表示有人埋伏,他应该走小路才对。不过他叫大家走大路,还很自鸣得意。哪知道诸葛亮早把虚实反了几反,曹操还是上当了。这虽是小说家之言,只因写得合理,又写得活龙活现,所以脍炙人口。满清满人入关,主事者枕头旁边都有一本《三国演义》,夸称半部三国安天下。三国很多地方是根据兵法写的,又有活生生的故事作例证,比兵法典籍原文容易读得多了。要说起来,《阴符经》言特简,意特赅,比兵法典籍就更难读了。

太公六韬兵法里,另外“疾”“烈”两个要则,加上“一”,其实就是快、狠、准。太公以戎车三百五十乘为先锋,甲士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为后队(《史记》正义),以寡击众,迅速凶猛的冲过殷纣的七十万军,直捣黄幄左纛纣王的中军帐司令台所在之处,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纣王见来势不可当,背转身来,往朝歌城里奔逃。这一跑不要紧,殷军群龙无首,自相践踏。被二万六千多的周军象切菜砍瓜一样,杀得尸骨堆山,血流成河。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把为虎作伥的七十万乌鸦兵,全数铲灭。这就是历史著名的牧野之战,当时太公以九十岁的高龄,亲自指挥这次战役,完成了他平生保国爱民的志向和推翻暴政的革命使命,奠定了中国历史的新叶。于是纣王自焚,和他金镶玉雕的鹿台同归于尽。太公散发鹿台所聚的财富,和钜桥所储的粮食,以救济贫苦饥馑的人民。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立殷纣之后,放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园之野,迁九鼎,修善政,疏民困,立纲纪,与天下人民更始,肇建了姬周八百年的基业。

《阴符经》说: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蠢然是蠢然而动,就是骚动。迅雷烈风是具有毁灭性的骚动。革命军吊民伐罪,象天空来的迅雷烈风一样,是很无情的,甚至于很残忍,例如牺牲掉了纣王和他至少七十万军人的生命(纣王自己有七十万军,还有来援助纣王的诸侯军队。)。这是不得已的,眼前苦楚不过是至暂至轻,而推翻了误国害民的蠹贼,为民除害,所换来的是国泰民安的荣耀无比。这才是给予国家民族,人民群众的大德大恩。

革命当然不可能时常不断发生,充其量,也要等几百年才能不得已有这么一次。但在平时治国的时候,为了长治久安,人民幸福,铲除贪官污吏,汉奸买办,恶霸奸商,土豪劣绅,就等于革命。因为你不铲除他们,他们必铲除你。你对他们有恩,他们对你必然无恩。你若对他们无恩,就是对国家人民的大恩。木生于火,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方法是:必须快、准、狠,雷厉风行,决不能给那些毒瘤恶蠹反扑的机会。但凡能肩负这样任务的人,就是孙子在《地形篇》所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的“国宝”!更少不了迅雷烈风!

淮南王英布造了反,汉高祖御驾亲征。平乱之后,因为此地离他故乡很近,就去探望乡亲,荣归故里。乡亲们热情款待,男女老幼,咿咿呀呀,都是故乡的土音,使得高祖高兴极了。忽然当面起了一阵大风,高祖看在眼里,激动情怀,慷慨激昂,自己击节作歌,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从这个《大风歌》来看,刘邦眼睛看到的是大风,而他的“心目”中看到的是一个难于启齿的隐情,就是他的最大忧虑:没有可靠的人为他防守四方。这么大岁数了(当年他五十岁),还得亲自出来打硬仗,而且受了伤(在与英布作战时中了箭。这个箭伤后来一直没能彻底医好。不时金疮复发,大量出血,最后他却断然拒绝医治。)。所以从“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一句话,可以窥出端倪。不过这个《大风歌》只有三句,似乎还少了什么。应该再为他续上一句,就是:

真人哲士兮正朝纲。

简单来说,如果中央自己里面都搞不好,天下要反的,岂止一个淮南王?如果枭将不反,何需猛士?倘若天下皆反,猛士再多又有何用?英布当年不也是他的一个猛士吗?以后的猛士们又都反了,怎么办?物有本末,事有先后。汉高祖做事,许多都是本末倒置。从这首歌来看,他忧的是没有猛士,而不是朝纲!什么威加海内,都是自己吹牛的门面话。就是本末倒置!如果往前追问一下:淮南王英布为什么要反?是不是刘邦自己促成的呢?接着再追问下去,就不得了,好象英语里的成语说:要“打开一个虫罐子”了。又挨过了三年光阴,这位表面上的英雄好汉,就搞到:只求速死。蚁蝼尚且贪生,何况是一个统一天下,正当英年的大皇帝?外面哪里知道,他已走投无路,痛苦到连活都活不下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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