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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明的断代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从不绝于史的中国玉文化叙说夏代社会的文明

 

陈子久

笔者曾应邀前往埃及国奥会主席莫尼尔·沙比官邸相聚。莫尼尔主席是穆巴拉克总统夫人的亲哥哥,与笔者已有6-7年的交往,也算是老友(图1)。好客的主人举行家宴后,与我们谈起中国举办的奥运会时,赞不绝口,尤其是对奥运奖牌“金镶玉壁”更是情有独钟。他说,中国领导人告诉参会的各国运动员们,一块玉壁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可以换15座城市,“金镶玉壁”更是名贵。主席先生欣喜地给我们讲述着见闻于北京的“完璧归赵”和“有钱难买金镶玉”的故事。其实古埃及也有“金镶玉”。笔者在埃及博物馆看到3000多年前年仅19岁的法老图坦卡蒙的人形棺就是用22K金镶绿松石、青金石等玉石精制而成;那别具一格金面具上的眼珠竟然用水晶制成,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充分反映了古埃及艺术家们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想象力(图2)。“可惜古埃及文明后来断代了。”莫尼尔主席无不遗憾地说道。


图1 莫尼尔主席(右3)与笔者(右4)

和时任中国驻埃及文化参赞徐志国(右1)等朋友合影


图2 坦卡蒙的人形馆局部

笔者照于埃及国家博物馆


值得庆幸的是中华文明没有断代,这可从不绝于史的中国玉文化绵延中得到佐证。

在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远古时代,尚处于茹毛饮血的华夏先祖们对生老病死、电闪雷鸣、山崩地裂、豺狼虎豹、蛇蜥猛禽以及大自然中一切神秘现象都充满了敬畏和崇拜;进而发展为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那么总得有人来沟通天地鬼神,赐福于人类,于是产生了“巫”。巫师有此神通,在原始部落中的社会地位显然是至高无上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说:“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

考古表明,我们的先祖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能识“美石为玉”。 巫师发系玉箍,耳佩玉玦,颈挂玉链,胸有玉璜,手带玉镯,在祭台上左手握象征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玉丫型器,右手高举雕琢传神的C型玉龙——这是中国北方红山先人们的图腾;族人们跪拜在祭台前,祈盼神灵、先祖保佑。

人类学家们发现,从红山、良渚、齐家、大纹口文化等地出土的玉圭、玉琮、玉壁、玉丫型器等,以及先秦文字的记载,说明上述玉器具都是巫师们祭祀天神地祗,祈求风调雨顺、征战求胜的法器。巫玉文化在氏族添丁、祈祷、驱鬼、逐邪、治病、殓葬等方面发挥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高古玉出土地域不同,但华夏先民对玉的认知却如出一辙——从生到死都离不开玉。有专家把新石器中晚期的玉文化命名为“巫玉文化”。巫师与玉的结合,形象地表述出玉在古人社会活动中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巫玉,可称得上中华文明第一块基石。

若论文明起源,在学术上较为公认的是:随着原始氏族制度的崩解,冶炼术和文字的发明及应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在物质积累和精神升华的基础上,进入了阶级社会,有了宗教,并建立起国家组织;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可视为文明的起源。

距今4000年前,轩辕之时,神农世衰,部落各相侵伐。《墨子·非攻》对此曾有描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雷电勃震,有神,人面鸟身,奉圭以待,扼矢有苗之将,苗师大乱,后乃遂几。”上古时期,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三苗部落作乱,古夷氏族首领,帝颛顼高阳氏命禹前去征伐,禹得到了人面鸟身之神捧着玉圭前来助阵,扼杀苗将,平了苗乱。古夷人视“鸟”为神圣,为其图腾;我们不难从“神人-玉圭-助阵-平乱”中看出,神玉在古战争中的地位和号召力。

众多历史文献也记载,夏人崇玉。夏王朝在“神玉”褊佑下,经腥风血雨之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翻阅这些古文献,会情不自禁地使我们的思绪穿越时空,神往夏王禹在建国庆典上,赐玉帛予诸侯的恢宏场景。从出土的玉戈、玉铖、玉刀等玉兵器,及玉器上雕有庄严威猛的神人兽面纹等,似乎在诉说大禹及夏启时,先民们期望得神灵之助,尚兵习武,通过战争来解决部落间的纷争,成为夏早期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

大禹善治水,青铜器的发明,生产力提高,加上“夏历”(中国最古老的历法)的应用,使夏代的农耕经济得到高度发展;社会财富的积聚,阶级分化;玉文化除继承上古时期的“巫玉”外,还出现了“神玉” 和“王玉”等。要是说“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这在夏代的玉圭(图3)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圭重土,礼云神;土地需雨水,方能植五谷育万物。山川之气升腾致云,云行雷鸣方有雨,故在玉圭上刻云雷兽面纹(图3)。夏人用刻有云雷纹的玉圭,祈盼用这一“神器”,来调控天地,造福人类。这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大自然风云变幻后朴素的认识观和希望改造大自然的人本观,从哲学层面讲,是原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夏代带有云雷纹的玉圭,是“器”(硬件)和“道”(软件)相结合华夏民族科学观的萌芽?

曾读《汉书·艺文志》谈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华夏先祖们把观察到的天地云雨、日月星辰和生生不息的动植物现象、生产生活中的经验,经认知提升为理性后,将其刻划在石器、玉器、陶器(图4)、岩壁、龟甲、牛骨或竹木片上,这些最原始刻划的图纹或简或繁,或象鸟虫或象云雨等,这些类万物而刻划的符号发展到夏商之时,已演变为那个时代用于交流、记事、传承所用的早期文字,于是有了“文字起源于图纹”这一学术观点,也导出了“象形文字”(hieroglyphicwriting)一说。该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一世纪希腊人西库罗斯的著作中,按希腊语解读指“神圣的刻划”。殷商甲骨文就是中国古人刻划在龟甲、牛骨上的象形文字。笔者有幸在《玉林漫步》一书作者方云女士的博物馆中见到一只夏代玉龟,背上也刻有甲骨文(图5)。

“夏玉”不仅继承了“三皇五帝”时期玉文化之大成,而且为“商玉”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从夏代玉雕作品器型、纹饰的变化中,看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已从“巫神观”中淡出,强化了庄重、神圣、等级森严的“王权观”。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夏晚期玉柄形器(图6)上就能略见一斑。

那时的夏王朝已经有了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于一体的都城。当我们来到二里头夏文化遗址时,目睹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夏都邑的夯土台基,其规划缜密、布局严整,方正规矩的宫城、坐北朝南的建筑方向,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多进院落的布局、纵横交错的道路、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还有青铜冶铸作坊、窑址、水井、灰坑、墓地,以及出土的各类玉器、陶器、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青铜牌等等文明的遗存,此时此刻,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历代传颂中的美玉——“夏后氏之璜”。这些都在向今人诉说着昔日夏王朝的辉煌与文明,留给了华夏民族的子孙们无限美好的遐想和探索。夏朝,结束了原始部落的纷争,建国立业,使中华民族真正步入了文明的历程。

然而,不少西方学者并不承认中国存在夏朝。“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于世后,把我国的历史纪年和古代文明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年表,夏王朝约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从大禹创立夏代开始,历经: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桀),共有十七位王,统治了夏王朝。但这个史实却遭到西方学者的质疑;他们只认商王朝。

1899年,翰林大学士王懿荣发现了震惊中外的甲骨文,对照商青铜器上的铭文,使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公元前1600—1046年间,中国确实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殷商王朝。由于他们没见、不识、不认可夏代的文字,或是“西方中心论”作怪,因此认定商之前中国社会必定是一个蛮荒时代。这就引发一个问题:难道说十分成熟的殷商甲骨文是无传承的突发文字?是断头文字?这显然不符合历史文化在时间长河中经历代传承,在传承中又不断演变的常识。

郭沫若曾就文字起源时认为,“它(文字)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它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程。只要民族的生命存在,或者没受强大外力的长期扼制,文字和语言一样,总要不断发展。” 纵观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钟鼎文,到春秋战国的大篆,秦皇的小篆,汉代的隶书、魏晋的楷书,一直沿用至今,可见华夏文字发展、传承有序;同时也印证了郭氏“文字起源说”的正确性。

不过,疑古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唯物精神”才使现代考古学更具有科学性。但科学中还有种方法叫——推理。科学地推理需要正确的前提——既然公认殷商以来的汉字已传承了3600多年,那么殷商之前,历经470年左右的夏代,若在没有文字、设计图和数理计算的前提下,难道说:就能盖建二里头那样规模恢宏的城廓?就能铸造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就能雕琢出美轮美奂的神玉、王玉和礼玉?这显然有悖常理。殷商之前“没有文字”一说,不仅难从推理学角度立论,也不符合文字和图纹的起源、发展的规律。

尽管迄今尚未发现大量的夏代文字,所见的也只是在陶片、玉石等不易腐烂载体上的另星刻划符号——象形文字(图7)。我等好古者认为,夏人既然可以在坚硬的玉石上刻划图纹和文字,难道就不会在竹木等较易刻制的载体上留下他们的信息?问题是竹木易腐难存,今人若能见到四千年前的竹简、木牍,那真成了“人咬狗”的大新闻。想想距今才二千年左右的汉代简牍,又残剩几何?更何况四千年前的竹木之品。

为什么商址安阳出土甲骨文,夏都二里头却没有?难道说夏人不喜在甲骨上雕字?这也有可能,因为刻在竹简、木牍上更方便。后来商人发现竹木上的信息不易保存,就将他们认为重要的占卜内容和王窒纪事等用文字形式刻到了甲骨上,铸在青铜器物中(当时民间交流文字或许还是刻在竹简木牍上),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古文字考古的依据。另一种可能,夏代也有甲骨文,只不过是未出土罢了。当然这些都是假设,有据的假设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本文以古玉文化为主线,结合夏代二里头遗址及其青铜器,和刻划在陶、玉上的象形文字等物化文明遗存中的信息,以及古文献中对夏代的记载,而斗胆:夏王朝已具备“文明的四大要素”,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肇始于夏。

或许有人会质疑,仅凭陶器或玉石上的几个象形文字,就敢言“夏有文字”,这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在考古探索中,也多有“滴水见太阳”之喜,晚清学者王懿荣的“一片甲骨震天下”,或许就是佐证。其实,我们在探索远古人类文明之时,多听听不同意见,多个思路,多种推理,也就多了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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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石器时代玉圭上刻云雷兽面纹


图4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图5 夏代玉龟上的文字


图6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夏晚期玉柄形器


图7 刻在商晚期玉罐上的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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