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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制文化的特色

 

世界四大人类文化发源地的另外两个:一是恒河流域;一是黄河流域。恒河流域的文化就是印度文化,其基本形态是极端神秘主义的。由于中国道学思想的传入,形成了印度教。这就是印度文化的主体。另外由净饭王子释迦牟尼创始一种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人中国,因它与中国原本的中国思想,方柄圆凿,格格不入,受到极大的排斥。后来经过长时期的融化改变,佛教逐渐中国化,一度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而它在印度反一蹶不振,消声灭迹了。西风东渐,印度亡于大英帝国。后来国名虽然恢复,但也象埃及、希腊一样,灵魂却早被人摄走,万劫不复了。

论到这灿烂五千年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华文化,它有一个特殊的根基,就是“家”。没有这个“家”字,就没有办法谈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因为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后两千年,直到1949年,都是儒家文化专制垄断。孙中山说,中国的家族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更正确严谨的说,应该是儒家文化的摇篮。

《说文》谓:家,从“宝盖-宀 ”,从“豕”。家,居也。段玉裁解释说:“猪之居也,引申假借以为人之居。” 《易经》家人卦彖载:“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 家的成员是父、母、兄、弟、夫、妇、子、女,正是孟子所谓的“八口之家”。

人的生存基础是人和物,人之所以为人,因其与人生活在一起。可是,人要生活就非得有生活资料(物)不可。人类在渔猎时代,为了食物,整天与禽兽追逐拼斗,生命既无保障,人与人并无固定关系,人与物(财产)亦没有多少固定的关系。到了畜牧时代,人有了驯服的禽兽作为工作对象和食物来源。生活既有了屏依,对人和物也都有了固定关系,只是未能长期占有固定的空间而已。猪在这个时代里是比较易豢养、善于繁殖的代表,故有猪的地方才有人。家庭虽以人为成员,但若无猪则不能生存。这就是中国人当时造字的客观条件,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绝不是唯心论的。同时,也是非常实在的,以经济决定一切的观点更是由来有自。到了农业时代,人与土地发生了固定的关系。土地对人来说是静的,于是人因地区而聚集。但猪在经济上并未减损其价值。所以“家”字至今也未改变其形式与意义。又《易经》序卦传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样一来,家与国就联系起来了。

上古之人,如庄子在《盗跖篇》所描写: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何以人只知有母呢? 因上古的人对于受孕的知识未精,多以偶然发生的特别事物来解释它。例如,《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修已)又吞神珠慧苡,胸坼而生禹。《论衡》: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就是说:大禹的母亲吃了薏仁米,就生了大禹。这无知的是神话,不过很显然是母系社会痕迹。从生物学来看,它的意义并不重要,而从社会学来看,其意义的部分是他们把这个“薏米”当作了他们家族的标记(图腾),因而得到了代表薏米的“姒”为姓。

“姓”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就是“德”,德就是性质的意思。就是说大禹这家人姓姒,同时具备了薏米的性质。于是,风姓是凤图腾,姜姓是羊图腾,姬姓是(白)芷图腾,董姓是龙图腾,秃姓是禾图腾……不胜枚举。姓团逐渐繁荣与迁移,于是姓与土地发生了连带关系,产生了次级的姓,就是氏。也可说是姓的支团离开了总团,以现居地为氏。例如,姜尚本姓姜,他的氏是吕,所以人又都称他吕尚。

姓氏在中国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同姓同德,一则以维护家人的团结;二则同德者之间,禁止通婚。《左传》(僖公):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就是说,如果同姓结婚,后代不会生得很多。心理上要百子千孙,越多越好,子孙越多越算有福。(昭公):其生不殖,则相生疾。这似乎是基于生理学上的理由了。因此,《礼记》《曲礼》规定:娶妻不娶同姓。不过这个规定有问题,如果是根据生理学的缘由,应该明白规定:“近亲不得结婚”,如果只是同姓不可结婚,并不能完全满足生理学上的要求。譬如表兄弟姊妹(姨表或姑表),他们绝对是近亲,是血亲,但不同“姓”。中国人向来喜欢“亲上加亲”,鼓励他们之间结婚,这样一来,他们的后代就可能很有重大健康上的问题。日本皇室过去都是近亲结婚,结果有好些天皇都是痴呆者。近两代开始醒悟,开始与平民通婚。犹太人不在乎近亲通婚生子会得恶疾。亚当夏娃的故事太远不提,犹太人的祖先之一的罗德,从所多马城逃出后,就与两个女儿交配,传种。诺亚从方舟出来后,虽然有一家八口,三个儿媳的下一代(当时没有别的人种存留——据说),便都是近亲(血亲)交配了。雅各(后名: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他们之间也是近亲交配。基于这些故事的背景,犹太人认为乱伦很正常。即使现代有名的“大佬”某,他的父亲是他的亲侄儿子(与祖母交配所生)。所以犹太人有一种独特血病(骨蒸)是别的种族所没有的。

关于“其生不蕃”,就是要大大的繁殖。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第一不孝的大罪是无子(女儿不算)。其他两个不小之罪,他没有说出来,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内容,可能是:⒈不顺父母。⒉不肯娶妻妾(同性恋)。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中国人的影响大极了。男人娶妻生子是最大的义务,直接促成中国的人口膨胀。从历史的事实看,即使中国杀到万里无人烟,只要一平静下来,不出十年,就又有人满之患。随着而来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又重新闹得令人无法招架。这是儒教家族文化的中国特色。

至于离婚,《唐律》规定:两愿者,离。好像男女是平等的。不过从周朝开始就很不平等,孔子在《论语》中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把女人和小人放在一个等次看待。周朝当时就有男人可以任意丢弃妻子的事例。汉朝《大载,仪礼》就有了明文规定:男子可以“去妻”或“弃妻”,称谓:“七去”。就是后来改称为:“七出之条”,载在《汉律》《唐律》以至《清律》。所谓“七出之条”,内容是:⒈不顺父母(翁姑)。⒉无子。⒊淫。⒋妒。⒌有恶疾。⒍口多言。⒎窃盗。“七出之条”的顺序,有时把“不顺父母”放在第一,有的时候把“无子”放在第一。只要丈夫主观的认为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中的任何一条,不必经过任何机关的审理或裁定,丈夫写上“一纸休书”,妻子就得马上扫地出门。俗语亦有:老母鸡不会生蛋,要它干什么。用来比喻女人不能生儿子。其实从生理学和医学来看,妻子不孕,多半是丈夫的问题,不完全是妻子的责任。把“不孕”列为妻子的过错是没有充分理由的。虽然法律亦有补救之道“三不去”的规定:⒈曾共父母三年丧者可以不去,就是:你休我也不走。⒉先贫贱后富贵者可以不走(俗语说:糟糠之妻不下堂)。⒊有所取无所归者(妻子娘家没有人了,无处可归。)也可以不走。然而,丈夫既然都如此绝情了,即使能赖着不走,还有什么活趣?所以就会发生许多冤苦的自杀的事件。这是中国儒家的家族文化特色。

如“孔雀东南飞”的故事。俗语有:苦媳妇熬成了婆。表示出人家做媳妇的艰苦。孔雀东南飞里面焦仲卿的母亲,把个孝顺贤德的媳妇刘兰芝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去折磨虐待她,最后力逼儿子把她休了。幸亏刘家还有人,就把她再嫁给焦仲卿上司的儿子。焦仲卿在参加上司儿子婚礼的机会礼,见到了前妻刘兰芝,他们两个仍旧相爱,就双双跳进后花园的荷花池自杀了。这个故事感动了中国许多人。不过感动归感动,那种婆媳之间的拉锯战也还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行为一直“合法的”持续到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四日打倒孔家店后,才逐渐废止这种不平等法制。在民国初期,中国的论文,小说,戏剧都是对家族制和礼教一片挞伐之声,譬如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祥林嫂》都是其中翘楚。

儒教,男人可以随意娶三妻四妾,在外宿娼,在家玩娈童,妻子不得过问,否则就犯了“七出之条”的“妒”条。女人必须遵守“三从四德”。三从:在家(顺)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的内容比较复杂,也随时变异,不过总内容还是,讲男尊女卑,女子要绝对服从男子,老老实实,循规蹈矩,辛勤操劳家务。到了唐朝以后,觉得对女性光是精神上的束缚,礼教的拘束还不够,还要让她们裹小脚,让她们的身体残疾,行动不得自由,等于一辈子关在一个牢笼里面。因此女人缺乏运动,精神受压迫,身体状况自然会逐渐潺弱。儿子是母系的种性(养儿多像舅),女儿才是父系的种性。中国的男人们人以大男性中心为得志,这样反复折腾,不知不觉中一代就不如一代了。这是中国独有的特色。

《汉书》食货志:“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回溯到《孟子》梁惠王:“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从此可见,家的人数,五至八口,那时是采取小家庭一家数口主义的原则。治田百亩,可见他们都是劳动人民。一夫挟五口,是采男性中心主义的。到了东汉以后,记载里经常看到,世家大族,每称百口。动不动常说一家三百余口。著名的陶潜戒子书:“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范幼者,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 唐代的张公艺九世同堂,常被标榜称道。《唐律》:“同籍及期亲为一家。” 《清律》:“一家,同居之本宗,五服至亲皆是。” 这显然可见,中国的家自周至清,小自数口,大至数百口,都以“同居共财”家族共产主义为标榜。不但社会如此风尚,政府如此提倡,法律如此规定,违反了它还科以重刑。《礼记》:“子妇无私财,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唐律疏义》:“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一个家族不仅是共产,而且是血肉相联,休戚与共。一个人的福荣,一家人都共享福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一人受刑戮,诛杀起来,从三族到九族,一杀就是三百余口,甚至鸡犬不留。是谓:树倒猢狲散。不仅对所有活口不肯放过,就连死去的祖先也要连带负责,刨人家的祖坟,焚骨扬灰。这是中国家族主义的又一个中国特色。

然而做人父母的总是要死去的,因而产生了继承的问题。原则上,在父亲去世后,父亲的身份、人格和财产,一切都由儿子继承。如果儿子不止一个。则由长子继承。这继承的长子叫做:“大宗”,其他儿子叫做:“小宗”。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乃迁。这是说,如果大宗以后没有儿子。就得在小宗的儿子们里头选择一个过继到大宗来。如果这个小宗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小宗就得绝后,但决不可让大宗绝后。如果这家子孙繁盛,那么小宗就可成立独立宗,他自己以后再分大宗小宗。大宗也是一样,再分自己的大宗小宗。历世越久,分析越密。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宗法社会。例如,文王创立周室,武王是长子,继承了文王。周公是次子,是小宗。后来在鲁自成一系。武王的长子成王又继承武王,成王的长子康王又继承成王。这文、武、成、康……都是大宗。这个宗法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在此只能从简。不过从此可以看到,中国的周朝这一个国,实质上就是一个家。家长即是国君。《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这是家本位的政治制度,是又一个中国特色。

中国的家族主义中,又有所谓:“君之,宗之。”“作之父,作之君,作之师。” 换言之,君主就是家父长(族长),家父长是要尽一切可能为家族谋幸福的,同时,他通常应该是德高望重,是家人的榜样,平常也对家人爱深责切地循循善诱。所以他又是家族的老师。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国和家是分不开的,所以“国家”二字经常联用。进而国家和民族也是分不开的,故“国家民族”四字经常联用,称国又必称祖。于是“祖国”二字又经常联用。语言文字如此,正是思维如此的确切说明。而中国人所信仰的天、地、君、亲、师,往往都把他具体化在国家领袖的身上,把感恩,敬畏,爱戴和希望也都集中在他身上。凡是君主(家父长,师长)讲出话来,就是“训词(圣旨)”,举国上下就得把它当作“经典”拜领恭诵,不得有误。这是又一个中国特色。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几点。兹从正面加以分析,演绎于下:

(一)中国人把家塑造成家族制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纵观《旧约》,犹太人相当自傲他们的(家族)十二支派,如何把他们统合起来,其总纲见于摩西的十条诫命。而十诫之中,前四条都是如何对待神的(唯独一神、不可拜偶像、不可亵渎神、守安息日),第五条是“敬父母”,剩下五条是如何对弟兄(不可杀、不可淫、不可偷、不可假证、不可贪婪)。虽然他们也讲亲戚关系,但“兄弟阋墙”是其中掺含竞争斗狠的极大成分。以上五诫可说是维持和平的最低要求:不可互杀,不可互淫,不可互偷,不可互相作假见证攻击对方,不可互相窥伺彼此的钱财。一旦连起码的这些点都做不到,只要违反一点,就连最基本的和睦都维持不了,还谈什么互助互爱? 至于对父母虽然讲敬,但敬之一义是附条件的。就是你要有可敬之处,方值得敬,否则不过勉强敷衍,敬而远之。出发点究竟不是骨肉情深,自动自发的。所以几千年来,犹太人到处钻孔打洞搞人家,图些小名小利,犹有余刃,但对自己一个小小的国土都保持不住。可见十诫的合理性是不高的。可是,中国人对家族的描述,不是立足点,而是齐头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节。这完全是基于骨肉深情,自然而然的流露。父子之间,舐犊情深,性命都可以为对方牺牲,如何还谈些表面上的敬与不敬,岂非小巫大巫,语无伦次了吗? 兄能友,弟能恭,互助互爱,相依为命,在这种情意之下,根本对彼此阋墙的那些没出息、见不得人的败家羞耻,连提一下都还嫌污了嘴呢。如此扩展到国,则君正,臣贤。凡此,都是互相对待的,并非片面的要求。是在至情中的自由意志,绝不可能是一种道德或法律的硬性规定。也不能把它当权利来主张。同时,父子,兄弟,夫妇,以至于君臣,都是由情爱而产生的自然定位,绝不能用人为的方法造成,也不能用人为方法打破。

中国人由于家族主义的熏陶,张、王、李、赵,互不相干的人要在一起共事,就必定先要称兄道弟,或一伯,三叔,二大爷,把关系先“家庭化”了之后,一切在“情”字下面什么都好办。反之,要打散合作,即使是亲兄弟,也先非反目不可,即使是亲父子,也必先乖张不可,亲情一了,就一了百了。西洋人是“理”子当头,父子兄弟在利害关头上都是路人。总之,中国家族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是“情”,是“自然而然”。这就是东风与西风最基本的不同点。

(二)若是一定要用西方的术语来解释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的话。那么,中国的家族主义,第一是集体聚居的,第二是每一个“个人”都是家族的一分子,受到家族完全的保护,从养生到送死,家族负一切的责任。从精神荣誉到生活方式都是整体的,休戚与共。个人对家族也是尽其所能为整体服务。只尽义务,不主张权利。中国自古以来,连权利二字联用,这个名词都没有。也是根本不须要有。直到近代,欧风东渐,权利二字才朗朗上口,成一专有名词。

从经济方面来说,对于生活资料以及其他财产的分配,都以“均”为标的。任何不均的现象,都被视为不公正,非正义的,也是不道德,非法的。中国在周朝所实行的井田制度,是高度的土地国有制。家单位授田,男耕女织。至今牛郎织女仍是中国劳动人民乐道的故事:他们勤奋勇敢,为国为家,终年辛苦,连自己的爱情和家庭生活都牺牲不顾。北魏推行均田制,唐代仿北魏有所谓口分田、永业田。后世授田均田虽不复见,但家单位在农业生产合作上是从未松懈过的。经济生产如此,对国家社会服役也是如此。从各朝律例中可以清楚看到,纳赋、当差都是以家为单位,如有违背,罪及家长。如大清律例:凡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凡豪民令子孙弟侄跟随官员隐蔽差役者,家长杖一百。从法律的规定来研究制度是最简便直接的办法。中国自周到清,实行家族主义,三千多年没有间断过。前面已经引过《礼记》和《唐律》,不必再赘,且看《清律》: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

总而言之,中国人自然而然五千年来就过着家族共产主义的生活,也可称之为素养,也可称之为本质,是中国人血液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近代,欧风东渐,为了要与列国并驾齐驱,热心吸收西洋学术潮流,主张个人资本主义者大有其人,可是都不怎么成功。何以故? 其未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本性故!

(三)中国的学术思想共分九个流派,即:道、儒、法、墨、农、兵、名、纵横、阴阳,史称:“九流”。这九家哲学没有一家是站在反对家族主义的立场来立论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各树己见,如何促成家族主义下的道德、正义更能完美实现而已。譬如:道家主张是直透本性的看法,认为:既是家族非能以人工塑造,完全自然生成,父慈子孝完全本诸天性,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让其自由发挥,最忌加入人工,揠苗助长,弄巧反拙,反而堵塞了舐犊情深。因而间接地去培养使其发生的客观条件,使其顺利生长,才是聪明实惠的好办法。同时根据老子,他是主张:小家庭制度,也不主张:大男人主义。更不主张:用人为的规条去规范人们的亲情。如果有人觉得这父慈子孝的现象是极好的,于是悬赏鼓励,或用道德的手法来推动,用法律去规定。这样以人工推造的东西,很可能多是教人作伪,大家装模作样。实际上这就变成了吃人不吐骨的虚伪礼教,这只能削弱国家的实力。因为表面上伪装的互助互爱,到了紧要关头,这样的人比谁都更自私自利一点,根本派不上用场,根本还要误大事。这就是道家和儒家的基本分野点。在孔子问“礼——周礼”于老子的时候,老子劈头就给他一盆冷水。孔子千里迢迢跑去请教老子,这正说明了他何等热心于礼教的推行。在老子来说,他正在埋怨揠苗助长的人把一切好事都弄坏,周公之礼由于不合理,已经被自然淘汰,可他要把它恢复起来,老子对他的开倒车就很不客气,所以立刻当面指出几点孔子的毛病:虚荣心,个人野心,太热中,虚伪做作,太偏激。后来就会发展到极端的霸道。果不其然,老子担心的事终于在汉武帝手里弄成了事实。从中国历史来细心品味,老子,列子。庄子都有先见之明。

(四)中国家族主义里,由于家长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易经》家人卦彖谓:“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其实这是孔子的话),父母在儿女面前还要做官。 不过在实际的家庭里夫妇子女都是爱情的结晶,那里需要“严君”。用最简明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父母要以身作则。作人父母的对待子女,要用爱心,切实地关怀体贴,既要养,又要育。自己行事为人要正派,所谓:言教不如身教(《老子道德经》第二章)。带头劳动,带头学习。这样子女是绝对不会坏的。精言之,就是:有为——无为——无不为的辩证三联式。自己若要干活,就带头干(有为)。但绝对不可一个人包了,要让家人子女也有机会干,自己只是带头而已(无为)。最后大家一起干(无不为)。这个意义扩大了之后,一乡的领袖就是一乡的父母,县的领袖是一县的父母。省是如此,国更是如此。证诸历史,这个公式绝未产生例外。凡是旰食宵劳,励精图治的明主,没有不是国泰民安的。但凡国君一旦被发现是徇私偏向,贪赃枉法,淫佚腐败,人民对他失望了,就没有不立刻天下大乱的。自己豪华享受,叫人家忠心苦干,那么必定乱亡相继,无不如立竿见影。所以,在中国绝不可能立了几条法律就能天下大治的。

犹太人有个名叫耶和华的神(上帝),这个神不但具有人格,而且完全完美,又有全能,更且随叫随到,要钱就给钱,有病就医病,要报仇就雪恨,要打仗就胜利。总之,凡投靠耶和华的必安稳。阿拉伯人除了有阿拉(与耶和华异名同体)外,神话中还有个吉尼,住在灯或瓶子里,也是随叫随到,服一切务。这都完全是唯心论的痴心妄想。中国人是讲实证的,“道”是宇宙的规律,合道则存,违道则亡。老子说:“道之为物”,是唯物论的。同时也是极严肃的。当时,儒家把国家领袖神化了之后,把国家领袖(家父长兼师长)在观念里当成是个德高望重。比一般人都更有知识和智慧,甚至在体力方面也都比别人强壮,更能吃苦耐劳。是为有“龙马精神”。这个具体的人代表了天、地、君、亲、师的全部。所以,自然地把感恩,爱戴,敬畏和希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书经》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在历史里,只要出了一个与他比较近似的人,所谓君正臣贤,只要君能正那么一点,马上忠臣贤士都也跟着出来了,奸佞宵小都销声匿迹了,马上就出现国泰民安的盛世。否则马上就乱亡相继。中国的历史几千年就在反复的证明这一点,可是,只可惜贤君太少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想办法,创立个好制度化,以图长治久安呢?

在汉、唐盛世时的宰相制里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并没有不做过这样的打算。《汉唐宰相制》就是根据老子思想创立的。它是这样的:由于君主是个具体的人,是人就绝对不可能绝对完美而又全能。但是人民对他却充满了完美希望,如果这位君主差强人意,人民打了个及格的分数,自然皆大欢喜。如果分数太低,人民就要失望。这一失望就要不得了。可是谁也无法保证君主的做为一直都是及格的。为了保持长治久安,最好是把君主虚位化,就是叫他“无为”。他无为,所以他就不犯错误——不负行政上过失的责任,人民就不能怪他。他就永远是人民心目中的希望。可是谁来办事呢? 真正办事的是宰相。因为只要是负行政责任的,就难免要犯错,宰相犯错,立刻可以撤换,并不影响全国政局的稳定,不比君主。要撤换君主,是不得了的大事,那就是革命。那么又怎样能保证宰相尽做对的事,不做错的事呢? 就又设立一个御史大夫在他后面作监督,就是专弹劾,专挑毛病。怎样保证御史不和宰相串通勾结来做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呢? 一方面一定要选好人去当宰相或御史大夫,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规定,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天然候补人。同时,宰相的薪俸是二千担米,而御史只有六百担。只要你把当朝宰相劾倒了,你马上就贵为宰相,富有两千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反之,宰相若不愿失去荣誉和富贵,就得拼命地做好事。因此,宰相是“正”,御史大夫是“反”,二者统一在无为的君主里,是“合”。同时,这也是:宰相是“有为”,御史是“无为”,君主是“无不为”,简称无为之治。也可以这样说,政府(宰相和御史的行政机能)是“有为”,君主(有权而不具行政机能)是“无为”,二者统一在国家里,国家是“无不为”。有了这样的制度,又有人好好地维护它,所以就产生了汉唐盛世,是中国人永远引以为荣的。

大英帝国师法此制,英皇虚位无为,遂造成不落日的强盛,所以,黑格尔大加赞赏,称其为理想的制度。话可是又说了回来,光有好制度不行,还得有好人去行才行。列子说了一则寓言:纪省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十天后,宣王问:“鸡可以斗了?” 他回说:“还不行,因为这个鸡还有虚骄和气性。” 再十天后,王又问。他说:“还不行,因为它的情绪老受外界的影响。” 这样又过了十天。他回说:“还是不行,因为它对别的鸡还怒目相视,还要强好胜。” 再十天以后,他告诉王说:“行了,别的鸡对它吼,它都不变色了,它看上去,象个木鸡一样,可是它真成为能斗之鸡了。” 别的鸡不用说跟它斗,只要看它几眼,就败阵而逃了。做个斗鸡,尚且如此,何况做人的领袖呢?无论如何, 中国在历史里有过汉、唐盛世。

(五)辩证法是中国家族主义文化中的产物(儒家不讲辩证法)。伏羲氏发明它的时候,就将它的产生经过作了说明。他说由于他上观察天体气候,下观察地理环境,远观察事务的变化,近观察身体的机能,得到了一种规律,就把它记下来。他完全没有说过那是由什么神灵启示,在什么山里火里,神灵发动雷火,刻了字在石头上,向他显现而赐给他的(摩西十诫的来源)。或者说这辩证法有什么神力,可以用来呼风唤雨。其实,这完全是从他调查研究,实验证明所得来,所以其性质完全是科学的,也是唯物论的。正和反,他称为阳和阴。阴阳在最基本的形态下统一的情况,叫做太极。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阴和阳之间的种种关系是完全依数学的原理变化。阴和阳乘二,就是四象,再乘二。就是八卦。八卦也是阴阳的三次方。现代数学里还非常重视这个二进制。伏羲时代只发展到八种现象,也就是正反的八种形式。他马上就用它来说明一家八口。同时把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基因”都作了初步说明。到了姬昌(后来的周文王)手里,又花了七年的时间,再二进到六十四卦。就是矛盾(阴阳)共有六十四种形态。这就是中国的现象学,也是方法论。因此,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是六十四种形态中的一种。当初莱布尼兹只见其一,不见其他六十三。所以,连黑格尔也不知有他,只会按着最基本的一个形态作文章。就这一个形式已经把莱布尼兹惊得目瞪口呆,口口声声说这是极大的宇宙奥秘。就此已经在欧洲和世界上掀起了巨波狂澜,要是他们知道了其他六十三个形式,那还了得吗? 论者或问,中国人自己的宝贝,中国人为什么就不知道它是宝贝呢? 反而让它冷落到做了江湖术士的代表,难道中国人真是比人家次一点吗? 其实,中国人怎会不知道它的价值,不然周文王怎能创下八百年的江山? 箕子逃命的时候,什么都来不及带,只手捧着八卦奔了朝鲜,可见八卦比什么都宝贝些。至今韩国为纪念此事,还把它作为国旗。陈抟是把它作成有系统的图形的人,并且写了许多论文。

宋太祖赵匡胤请教过他,但并不深入。太宗赵光义却把他请到京城不止一次。每次都造膝密谈,外人都不知道他们谈什么。当然是谈国家大计无疑。这位希夷先生(太宗对他的称呼)就是一位“山中宰相”,而表面上陈先生和大家不过说些极普通的道教的话。梁朝的“山中宰相”陶弘景(都是道家人物)的情形也差不多。中国人不是不知道它是宝贝,也不是不会用它,只是有个更高的智慧,故意的淡化它。因为既是宝贝,就不能乱拿来炫耀,所谓: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因为好人得了固是很好,万一被坏人得了岂非要天下大乱了吗? 譬如,《三略六韬》这部书相传是姜太公的,黄石公费了好些事,才传了张良。张子房用来创下了大汉四百年的江山,死时吩咐把书一起同葬。可见,这书是姜子牙写的,黄石公传的,张子房用的,结果是大汉朝,各人有各人的贡献,各人有各人的时候,哪里勉强得来? 几千年来,中国哪朝哪代不是有好些了不起的人都在用它? 只是不挂在嘴边乱说罢了。这一点又是中国人更高一层的智慧了。再就外国人来说罢,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在亿万人之中,也不过出了这四个人,能懂,能用。所以,这也不是勉强得来的。如果中国是这个时候要复兴了,就会有人注意它,研究它,发扬它,运用它,既是属于中国的宝贝,就不会永远被埋没的。

论者或谓:中国固然有其本身优良的文化,再加地大物博,论理应该是个世界的天堂才对,何以就如《三国演义》开头所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好象成了个定律一般。这与孔子有一定关系。孔子的哲学素来被称为:羊的哲学。就是要把中国人训练成乖乖的绵羊。中国北方的外族是狼,也以狼自居,专门吃羊。中国人顶多就是做个羊圈把自己围起来。从来不会去吃狼的。

在一定时期里,遇到了粮食短缺,一根骨头,引得众狗来抢,狰狞的爪牙就暴露出来,自己人和自己人就打了起来,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这和家族主义有绝对关系。上面谈到过,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儿子多保证有后,儿子是老婆生的,因此老婆一定要多,才能保证儿子多。所以中国人一直都是人满为患。子孙兴旺,于是人口超多,到了一定时期,粥少僧多,就要打翻了狗饭盆,大家没得吃。常常杀到万里无人烟。这个残酷的事实,在中国历史里周而复始,一再重演。于是把“狼”正式引了进来。遂造成三次大亡国的惨痛。这个问题是儒教家族主义的流弊,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讨论吧。

然而,从反面来看,如果是有限度的分分合合,打打闹闹,未始不是一种进步的过程。所渭: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同时,也可看为是对整体文化力量的一种考验,所谓:真金不怕火,百炼铁成钢。中华文化在这五千年里,经过多少狂风巨浪,至今可见,更是弥坚益壮,准备战胜更险恶的艰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所谓多难可以兴邦。事实上。中国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个信心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坚持的,只要有这个信心就什么都无所惧怕的了。

附带一提,杨振宁先生曾经抱怨中国的科学不进步,怪罪于《易经》,说《易经》阻塞了中国的科学发展。杨先生是好心,叹惜中国近代科学落伍,想要替她找出个病因,希望能很容易的救正过来,从此欣欣向荣。美国有一句有名的谚语:Bark up the wrong tree。他错怪了《易经》了。孔子努力恢复的《周礼》,除了家族主义外,有这样的特殊规定:有为怪、异、奇、巧者,斩!就是说,如若有人搞创造发明新奇的东西,就得问斩,处以死刑。试问所谓科学的创造发明,哪一样不是:怪异奇巧?孔子的教条里,有一条叫做:无改。父亲死去,至少三年,不可以改变父亲的作为,即使父亲以前的作为都是错误的。而《易经》的《蛊卦》要人:干父之蛊。就是要人改变纠正父亲的错误。《震卦》《革卦》还有其他其他的卦,都在鼓励人们革新,创新。如果说有什么阻止中国人进步,应该是孔子和他提倡的“礼教”。其实西方有许多著名学者主张:从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科学创造一直是世界领先的(是在民间发展的道学的功劳)(最新参考:参看《1434》作者是《纽约时报》评为最佳作者的Gavin Menzies。www.GavinMenzies.net)十六世纪以后才突然落伍起来,这和雍正的锁国政策,厉行儒教专制,严厉打击扼杀道家(继元朝之后,历史上第二次最严厉,最彻底的打击道家。),很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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