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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人性的平衡发展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

(供管理者参考)

张超中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00038)

受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制约,由科技进步所推动的社会发展比较偏重技术性的发展,在这种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人们也自然把解决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险的办法寄托于新科技的发展。未来学家和不同的未来学派在系统考察了科技风险的性质后认为,围绕人性来寻找化解风险的可行方案,并把人性发展作为人类未来发展的基础,可能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一、未来学家把科技与人性的失衡发展看作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

未来学家吉尔费兰认为,未来学者“是研究未来整体文明的人”,他们应承当作为“人”的责任,促使未来文明造福于人类。这种带有人文倾向的观点具有未来研究的转折点意义,并与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看法相一致。在世界未来学会1986年7月在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托夫勒指出,在经过20多年的成功发展之后,未来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标志性的成功,并促进了企业和政府对未来发展的研究。但是,以后未来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将是科技发展和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痛苦、剧烈的冲突和深刻变化中的个人挫折感等,特别更应当研究的是那些发生率虽然小,但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极具冲击力的未来事件。

从重视一般科技和社会发展到重视人的发展,特别是在“未来冲击”引起人的适应性障碍的情况下,重新看到文化和价值对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变化事实上既可以作为总结过去发展缺失的一个视角,也可以作为观察和评价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线。托夫勒在总结工业化时代发生的社会变化时认为,在短暂性、新奇性和多样性的变化面前,越来越多的人正遭受未来的冲击,由技术变化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不仅使人感到“茫然的迷惑”,并有可能会使人类陷入危险而不可自拔的境地。这种危险来自于技术中心主义,而避免危险则需要“计划者的人性化”,充分考虑科技发展与人本身之间的关系。

罗马俱乐部的系列研究报告促进了人类对发展问题的反思和共识的形成,认识到为发展而发展不是可持续的发展。在寻找解决未来发展问题的思想时,该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指出,当代人民整体感的丢失是造成全球发展问题的总根源。而全局观念和普遍和谐,应当是哲学思想和精神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现代社会不仅应该恢复这种观念,更应该看到恢复人类的责任意识对未来发展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布达佩斯俱乐部也同样呼吁人类的“意识革命”,为开创人类自己的未来奠定基础。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认为,科技发展并不等于人的发展,相反,人类在追求科技发展的同时更需要文化的发展,求得高科技与高思维之间的平衡。他在访问了东方和西方许多思想家之后指出,在加入人性因素之后,科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其作为巨大推动力的作用,只有在人们的需求和人性之间达到平衡的时候才能发挥出来。如果科技进步的速度仍然远远超出文化发展的速度,它们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那么社会问题将会层出不穷。正因为这个原理,他把“科技,始终来源于人性”作为所有定见的基础和归宿。

从人和人性出发考虑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这种要求反映出科技与人文的关系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决定未来发展道路和人类命运的选择实践问题。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必须解决科技与人文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科技与人性的失衡发展问题。

二、未来科技的发展应当是基于人性的整体发展

未来学家在考虑解决发展问题时非常重视人类自己的主导权。托夫勒认为,在众多可供选择和参考的应对措施中,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通过“自觉性的选择”,使未来社会不再是无计划发展的社会,而是我们能够控制其发展规模、方向和性质的社会。通过这种被称为“社会的未来主义”可以应对未来的变动,创造一种比目前更合乎人性、更具远见,且更民主的计划形式,不仅可以超越技术主义,而且可以避免人类成为进化的牺牲品,并进而成为进化的主人,“这是人类历史性的转折点”。

罗马俱乐部通过提倡创新型学习,并通过考察三个实例验证了这种方式对改善人类意识,对付全球问题的有效性。事实证明,他们提出的创造新的能源选择机会、为科学技术的应用重新定向和尊重文化特性确实已经成为今天全球的核心问题。他们指出,那些认为科学甚至技术能够转移或购买的人,只看到了它的最后产物,而没有控制其影响。科学实质上是一种内生过程,肯定不能转移。它的作用、定向和分配归因于人们的学习能力、价值体系和文化基础。如果学习是依靠自己有效进行的,那么许多与科学技术有关的问题就会消失。因此,人类的自主发展是解决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前景的基本准则。

我们考察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指导科技发展的原则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能够”做什么,不是以合乎人类的需要为准,而是以“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为准。即不是基于价值观,而是基于一种没有价值约束的发展观,这是詹姆斯?博特金等人对发展问题的评价。这种没有价值约束的发展观的确立来源于西方有关进展观的讨论,并成为十七至十八世纪人类思想重要转折点的标志。如今这种发展观已经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正是由于科技推动下的社会发展忘记或忽略了价值和人性的作用,奥尔利欧?佩奇才认为,现代人并不先进,而是远远落后于现实。基于这种认识,罗马俱乐部提倡创新型学习以“弥补人类的缺陷”,缩短“人类的差距”。

这种“差距”虽然是指在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我们对付这种复杂性的能力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但是与以前时代的复杂性主要来自于大自然不同,当代的复杂性大多是由于人的活动引起的,并大多数是由于科技活动而引起的。因为随着科技日益取得进展,人们对这种进展可能带来不同的后果缺乏预见,而认识上的差距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并带给人们极大的不安。事实上,这种不安的感觉就是一种“缺陷”和“差距”,反映出在科技发展面前人性的相对“退化”。基于人性需要发展的事实,奈斯比特指出科学与人文、可行性与人性的剧烈碰撞很可能会动摇诸如伽利略和达尔文时代人们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从而使人类思想的面貌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在性质上是基于一种整体观的变化,从而有可能改变科技发展的基本方向。我们看到,这种改变关键在于恢复和保持人的整体感,消除科技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人性进化实际上也是方法的进化,使方法回归人性,建立“人的科学”。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必然是“以人为本”。

三、科技与人性的平衡发展是未来发展的基本准则

我们考察和评论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可以认为其在方法上经历了从打破整体到回归整体的转变,而整体意义的突现必须有待于人的参与。事实上,经典科学时代的科学家也曾经预测到要回归整体的变化。例如,培根在晚年意识到他的“新工具”所产生的知识是带有“知识的缺陷”的知识,并期待由整体哲学指导的科学的产生。而在埃德加?莫兰看来,关于人的科学尚未诞生,其原因就在于科学无法研究人性,从而导致“迷失的范式”。他认为:“其实科学并未处于它的最后发展阶段,它还有待重新开始。它并未带来超越宗教、形而上学和政治的教条的绝对真理,它还没有解决有关真理、伦理学和与社会目的的关联这些基本问题。”为了寻求科学的新规范及其变化方式,人们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在超越技术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对系统完备性的理解,弥补系统的“基本缺陷”。

只有“人”才能够弥补形式系统的“基本缺陷”,这个基本原理为未来科技发展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并改变了科技评价的一般标准。我们看到,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老子》认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说明人性之道具有统宰技术发展的能力和作用。种种事实表明,在应对未来的变化时,我们需要学习古人的整体智慧,从促进文明发展的整体思想和方法中开创以人性引领的未来科技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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