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论坛

第七讲(之三)
养生与送死

放开与堵塞

【杨朱篇第七】

本篇是《列子》中很特别的一篇,因为本篇书中都是“杨朱曰”。由于本篇大都是杨朱的理论,过去就有人以为,本篇不属于列子,很可能是魏晋时期的张湛,加进去的。同时由于内容有些地方,很合魏晋人们的口味,于是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认定,认为是魏晋时代的产物。其实,由于本篇是“杨朱曰”,不一定就一定不属于列子。列子在本篇文字中虽然特别引用杨朱,不过在以上的篇幅中也引用过杨朱。这只不过说明列子的思想,很多与杨朱的思想相同罢了。引用杨朱,就省下了自己的笔墨。

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引用杨朱?因为杨朱很有名,而杨朱的学说更是已经非常普遍,至少那时全中国,杨朱的思想占据一半地位以上。另一半是流行着墨子的思想。这是孟子说的: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可见当时中国杨、墨两家的思想,都是非常流行而有势力的。孟子在他的《尽心篇章句下》,这样写道:“(天下)逃墨者,必归于杨。逃杨者,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捆其足)之。”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们,如果要离弃墨翟的墨家学说,就必定投向杨朱的杨家学说。如果他们要离弃杨家,就必定会来投靠我们儒家。他们如果来了,那么,我们就等着把他们接收下来就好了。现今我们(儒家)与杨、墨两家争辩,就像大家都在追逐一大堆散在各处的小猪一样,要把它们往自己的猪栏里赶。它们既进了我们的猪栏,就要把它们的脚都绑起来,(提防它们又跑走了)。孟子把那些“弟子们”当猪看待,要用绑住他们脚的方法来钳制他们,怕他们不满意儒家学说又跑掉了。这就是孟子的“儒术”(策略)吧?

杨朱是老子的弟子,老子曾经让他“洗心革面”,他对老子的教诲,不但立即接受,而且执礼甚恭,超过其他一般的学生,其中包括孔子。列子既是宗老子的,那么引用杨朱的话来写文章,并没有什么不妥。《列子》的八篇书中第七篇整篇都是“扬子”,这说明:“杨子”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希腊哲学思想里有两派与杨朱哲学有很相同的地方,顺便一提:

第一派是伊匹克鲁斯(Epicurus)。他是德默克利特斯(Democritus)《原子唯物论》的发扬人。主张:人生除快乐(Pleasure)外,别无实质的道德和价值可言。他所谓“快乐”,并非懒惰、愚笨、伴有痛苦恶果的感官上的快乐,而是一种明智的安静(Ataraxia)。伊氏除了教诲弟子以外,长期为病痛所缠,过着隐居的生活。后世人们断章取义,硬把它变成了只顾肉体享受的“廉价快乐论”。伊氏认为:人天性是自私的,所寻求的乃是个人的“善”,从而“我”很可能被他人同样的自私行为所侵害。于是人类各为其本身利益,相约成立一种协议--不侵害,也不受侵害。因此,法律、正义、政府、国家等等也都不过是为这一个目的而存在。法律的制裁固可使非正当行为得不偿失。但因时势不同,原先赖以制裁不正当行为的法律本身可能变成不正当,所以,他主张: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法律无非是徒有其表的空壳子,最多不过纯粹是一种“权宜”。他把亚里斯多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立起来的“法律超然论”和“法治优越于人治”的理论,一下子都推翻了。他还是认为君主制的人治才是最强,最有能,以及最安定的政府形式。此论遂成欧洲后世“国家契约说”的先躯,影响很大。

第二是司多阿学派(Stoa,Stoicism)。因创始人西诺(Zeno)在司多阿堂(Stoa Hall)讲学而得名。由于此学派后来演变经过好些人物才正式成为一家哲学。故一般只叫它学派的名称。它参合了犬儒学派(The Cynics)--代表当时异邦人、逃亡者或奴隶们的思想,被称为是一种明哲保身的逃避主义。称“幸福”“快乐”,不应该是一切违反自然的东西,应该是:使此“心”不被任何外物所搅扰,完全达于平静(不动心)的境界。他们的观念与一般人们恰好相反。一般人认为的“善”:是毕生追求健康、名誉、财富、地位,生存,其实,这都并不值得被称为:真实的“善”。因为这些都没有任何道德的价值;而一般人认为的疾病、贫穷、屈辱、死亡也并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认为:能对人类社会尽义务,并对自己能有克制工夫的才是道德。人类内在人格应受尊重,人人(包括奴隶)在神和法律前均为平等。当时,由于亚历山大建立了横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接着就是罗马帝国,都是超城邦制的,是包含许多阶级、种族的,若有人在此时提倡狭义的民族主义,就不合罗马模式了。这司多阿学派的思想直接帮助了她的征服与统治。因此它是当时大受鼓舞和欢迎的学说。

本篇《列子》一共有十七个故事,谈论许多方面的人生大事,大致可以分成六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部分,相当于“绪言”,讨论人生的“名”与“实”。强调人生为“名”而刻苦,焦虑的虚伪性。列子替人生百年算了一个账,告诉人们,一般人的所谓“奋斗”,很划不来。

第二部分,生死异同,人最大的幸福是能快乐,不必做无谓的牺牲。

第三部分,谈“养生”与“送死”之道。一个“戚戚然”的长生,并不值得追求。违反自然的暂时成功也并不值得效法。端木叔散尽家财为乡里,国家与人民的互动,才真是“理之所取”。

第四部分,“拔一毛而利天下”理论的争辩。孟子曾经抓住这一句话来攻击杨朱理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五部分,天生两种人,四个“圣人”与桀纣“二凶”的实际比较,不过是人生观的差异。

第六部分,“公”与“私”,“顺”与“逆”,“乐”与“苦”的辨别,也是本篇的结语。

分别详述于后:

(续前)


第三部分:情欲放纵论之辩

 

【原文】

(一)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将何以告焉? ”管夷吾曰:“吾固欲闻之。”平仲曰:“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二)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而有兄曰公孙朝,有弟曰公孙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锺,积麹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皆择稚齿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于色也,屏亲昵,绝交游,逃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未惬。乡有处子之娥姣者,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弗获而后已。子产日夜以为戚,密造邓析而谋之,曰:“侨闻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国,此言自于近至于远也。侨为国则治矣,而家则乱矣。 其道逆邪?将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诏之!”邓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时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诱以礼义之尊乎?”子产用邓析之言,因间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子纳侨之言,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我又 欲与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苦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术而喻之,若反以彼术而教我哉?”子产忙然无以应之。他日以告邓析。邓析曰:“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谓子智者乎?郑国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三)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藉其先赀,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为,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为也,无不玩也。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拟齐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听,目所欲视,口所欲尝,虽殊方偏国,非齐土之所产育者,无不必致之;犹藩墙之物也。及其游也,虽山川阻险,途径修远,无不必之,犹人之行咫步也。宾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绝烟火;堂庑之上,不绝声乐。奉养之余,先散之宗族;宗族之余,次散之邑里;邑里之余,乃散之一国。行年六十,气干将衰,弃其家事,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一年之中尽焉,不为子孙留财。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及其死也;无瘗埋之资。一国之人,受其施者,相与赋而藏之,反其子孙之财焉。禽骨厘闻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闻之,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为也,众意所惊,而诚理所取。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四)孟孙阳问杨朱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且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孙阳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杨子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

【语译】

(一)晏婴(晏平仲)向管仲(管夷吾)问养生的方法。管夷吾说:“放开(解放)就是了,不要让它堵起来,不要让它塞起来!”晏平仲说:“它们的内容是什么?”管夷吾说:“随着耳朵所要听的去听,随着眼睛所要看的去看,随着鼻子所要闻的去闻,随着嘴巴所要说的去说,随着身体所要的安适去找安适,随着意志所要做的去做。耳朵所要听的是悦耳的声音,如果不能听到可听的,就是听觉被堵塞了。眼睛所要看的是美好的颜色,如果不能看到可看的,就是视觉被堵塞了。鼻子所要闻的是香气,如果不能闻到可闻的,就是嗅觉被堵塞了。嘴巴所要说的是是非,如果嘴巴不能说是非,就是智识被堵塞了。身体所要的安适是美食丰衣,如果得不到,就是安适被堵塞了。意志所要的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如果做不了,就是人性被堵塞了。以上所有的堵塞,都是毁坏生命的主要原因。如果能除去这些毁坏生命的主要原因,快快乐乐的生活着,等候最后死亡的来临。快快乐乐地过一天也好,过一个月也好,过一年也好,过十年也好,这就是我所说的养生。如果一人被拘束限制在这些毁坏生命的主要原因之下,执着而舍不得抛弃它们,悲伤忧郁地活得很久,即使能活上个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不是我所说的养生。”管夷吾说:“我已经把养生的方法告诉你了,那送死应该怎么办呢?”晏平仲说:“送死就简单得多了,没有什么可说的。”管夷吾说:“我一定要听听。”晏平仲说:“人都死了,一切都不再由得我了。人家把那尸体烧掉也行,扔到水里去也行,埋掉也行,暴尸抛在野外也行,或者是被人家用薪柴捆起来,然后丢在路边的坑里沟渠里也行,或者是穿上绣着滚龙的袍服放他在石头的棺材里也行,都就看死者的遭遇了。”管仲回头对鲍叔牙和高氏说:“养生和送死的道理,我们两人把它们都说到尽头了。”

(二)子产做郑国的宰相,独断专制。三年下来,善良的人都服从他的教化;恶人也惧怕他的禁令,郑国被他治得不错,其他诸侯国也很畏惧他。不过他有个哥哥,叫:公孙朝,有个弟弟,叫:公孙穆。朝嗜好酒;而穆嗜好女色。朝的家里存放着千锺制好的美酒,酒麴都是成封的堆积着。从老远能看到他家大门的地方,就能闻到酒气扑鼻。当他沉醉于美酒的时候,不知道世界上是安全还是危险,也不理会做人的困厄和艰难。不管家中资财有还是没有,家族亲戚们是亲近还是疏远,生存或死亡的悲哀或快乐。就算是刀兵水火的灾难出现在他的眼面前,他也根本不知道。穆的后院有相连接的房屋好几十间,都选了年轻貌美的女子住满在里面。当他沉溺于美色的时候,挡开了亲友,谢绝了交往,躲在房屋里面,日以继夜地亵玩,三个月才出来一次,还觉得不满足。只要看到乡里中有美好的女子,就一定用钱去买,或者用媒人去勾引,非到手不罢休。子产日夜为这两个弟兄忧伤,就暗地去找邓析商量,说:“桥(我)听说:‘能够管理好自身,才能推广到家,能够管理好家,才能去治理国。’这句话是说从近处开始,才能到达远方。我把国治理好了,可我的家却乱套了。这难道是把道理讲反了吗?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拯救那两个人,请你指教。”邓析说:“我已经奇怪很久了,只是不便先说出来。你怎么没有及时管教他们呢?应该晓谕他们性命的重要性,并诱导他们尊敬礼义的教条!”子产采纳了邓析的建议,就偷空来见他的两个兄弟,告诉他们说:“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是因为有智虑。智虑是根据礼义的规范而来的。礼义方面得到了成就,名誉和地位就会来到。若是只顺着性情的冲动,沉湎于嗜好和色欲之中,那么性命就危险了。如果你们肯听我的话,早上悔悟过来,晚上就可以做官领受俸禄了。”朝、穆两人说:“我们知道你说的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我们的选择也已经很久了。哪里还等到你来说才有所认识啊?但凡生命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很困难得到的,而死亡却很容易。用难得的生活去换取容易的死亡,是谁才会有这样糊涂的念头啊?你要我们尊崇礼义来向别人夸耀,伪装出好性情来捞取虚名,我们认为这样做还不如死掉的好。人为着要得到生命中的欢喜,享受活着时的快乐,最怕的就是:肚子饿了却得不到饮食,身体倦了从而不能随意从事色情之娱,还哪里顾得去担心声誉不好,性命有危险啊!你把能治理国家来向我们夸耀,用言辞来搅乱我们的心志,用官位俸禄来引诱我们的欲念,你真是既卑鄙又可怜啊!现在让我们来分辨分辨给你听,那些善于治理外边事务的人,事情未必真能治理得好,可他们的身心都交相痛苦得很。那些善能管理内务的,事情未必会搞乱,他们的身心却得到安适。好像你,善于治理外务,你出的法令虽然可以暂时通行于全国,却不合于民心;像我们这样的,善于管理自己的内务,这样的道理可以推行到普天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所谓君臣的等级和辖制种种都自动消灭了。我们总想把这个道理教你,不想你倒反过来教我们来了。”子产糊涂了,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过了几天,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邓析,邓析说:“你和真人住在一起却不知道,谁说你有智慧呢?郑国的治理还不错,那不过是偶然罢了,并不是你的功劳。”

(三)卫国的端木叔,是端木赐(子贡)的后代,藉着子贡货殖贸易积下的万贯家财。他不管家务生计,放纵情欲。凡是活人想要做的事,凡人意欲中想要玩的东西,就没有不去做的,不去玩的。他所拥有的墙垣,房屋,亭台,楼阁,花园,池塘,饮食,车马,服饰,音乐,侍妾等,都与齐、楚大国的国君们相同。只要是他情欲所喜好的,耳朵所要听的。眼睛所要看的,嘴巴所要尝的,即使在偏僻遥远的国土,不是中国所产的,也没有不能罗致得来的,好像原来就在他院墙里面的东西一样。说到他出门旅游玩耍,即使是山川阻隔危险,路途漫长遥远,也必定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就好像一般人走几步路一样的近。宾客朋友在家中来往,一日有百十起,厨下烹调烟火不断。厅堂里面,音乐演奏不停。他把供养自己生活多余的东西,先分给宗族,再有多余的,就分给乡里众人。再有多余的,就分散给国人。到了他六十岁的时候,他身子骨和气力逐渐衰弱,就放弃家产,把家中库藏的珍珠宝贝,车马服饰和侍妾们,全部都分给别人,在一年之内,全部散尽,一点都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后来他病了,没有钱买药,到死了,没有钱埋葬。那一国的人们受过他施舍的,一起来出钱,将他殡葬了。又把许多财物给还他的子孙。禽滑厘听到了这件事,就说:“端木叔是个疯子,辱没了他的祖先。”段干生听到了这件事,就说:“端木叔是个极通达的人,他的德行超过了他的祖先很多。他的所做所为,虽然令人惊奇,但是非常合理。卫国的君子们大多以礼教为标榜自豪,却根本不够资格去理解端木叔的心意啊!”

(四)孟孙阳问杨朱说:“如果有个人在这里,他极珍贵生命,又爱惜身体,想要祈求不死,可以吗?”杨子说:“没有不死的道理。”孟说:“那么,祈求长久生存可以吗?”杨子说:“没有长久生存的道理。生命并不是你珍贵它,就能生存的;身体也不是你爱惜它就能厚实的,要长久生存做什么呢?人生情感的好恶,古代与现今是一样的;四肢的安危,古代与现今是一样的;世事的苦乐,古代与现今是一样的;朝代的变迁,国家的治乱,古代与现今是一样的,这些事至少我们都曾听到过,或许看见过,甚至亲身经历过,就算活一百年还有点嫌他太长久了呐,何况活着还要经历的各种痛苦呢?”孟孙阳说:“若是这样,那么,快点死不是比长久活着还强吗?那就冲向剑锋和刀刃,跳进沸水烈火之中,不就如愿了吗!”杨子说:“不对,既然我们有了生命,就该放下心思忧虑,而任从自然。尽量发挥自己能量去做想要做的事,并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到了快要死亡的时候,就更该放下心思忧虑,任从自然,尽量去完成该做的事,然后,安然进入最后的终点。如果能这样,就一定能放下心思忧虑,一定能任从自然。哪里还会在乎,早死或迟死呢?”

【理解】

·本段书,由于道理说的太清楚明白了,很多人都不能面对和接受,就产生不少的批评,甚至于诟骂。他们所能用的唯一手法,就是:断章取义,然后振振有词。其实,如果好好地读过以上四个故事,道理都是明摆着的,何必大惊小怪!

不过,在研读本段书之前,一定要把时代背景先弄清楚,不然就很难看清症结之所在。差之毫厘,就谬之千里了。

周初,周公制订“礼”的条文,颁布全国,施行礼治。那时中国人对道德与法律,没有严格的区分,一直到大清末年《大清律例》,民法和刑法,也还没有严格的区分。在西方,很古以前就把道德和法律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认为:道德的规条对人只能起劝导的作用。人如果不遵行,道德只好傻瞪眼。法律就不同了,后面有政治的实力做后盾,不遵行,就要受处罚,最高可以判处死刑,由政府的实力强制执行。到了康德,把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做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揉合说法,他的名言说:道德是不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法律是可以强制执行的道德。然而,中国人一向不但民、刑法不分家,道德与法律也不分家。“礼”从性质来说,应该是属于道德的范畴,是一种不可以强制执行的东西。但是中国人,既无道德法律的严格分野,以致也没有不可强制执行的概念。譬如,“礼”规定:“有为怪、异、奇、巧者,斩!”,这条道德规范,本来只能劝导的,却可以对触犯者处以死刑中的斩刑。“为”奇、巧、怪、异的科技发明创造者,从大周初年到大清宣统三年,根据“礼”,都是要斩头的。这就清楚地回答了,如杨振宁等人质疑中国为什么科技落后的基本原因,也就是:根据“礼”的明文规定。老子批评,周公所制作的“礼”,是:忠信之薄,乱之首也。(《道德经》第三十八章)。现在,每个中国人手上拿着的“手机”,能通话,能照相,能录像,能书写,能听音乐,能打游戏....,按周礼的规定,都犯的是杀头的罪!

周公用“成文法”的“礼”,详细规定了人们衣食住行,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一定的规矩,史称:繁文缛节,详细的无以复加,人民动辄得咎。用这种严厉的统治,周公以为可以长治久安了。却想不到,规定得越详细,事实上就越行不通。不久就乱成一团,从上到下,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男盗女娼,货赂公行,比比皆是。所以老子才有那样的感慨。孔子则不然,认为社会混乱,不是“礼”不对,而是人们没有能好好的遵行,要把这个乱糟糟的社会治好,就要好好恢复失去的周公之“礼”,要复“礼”,先要“克”己。这就成了他的“使命”。他为这事,去京城求教于老子,老子对他说,周公的人和骨头早都化成灰了,就是因为“礼”行不通,所以才天下大乱。你去恢复周公的“礼”,完全是开倒车,永远达不到目的的。

管仲也是一个尊“礼”的人,他的名言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思维不张,国乃灭亡。记得我到了上中学的时候。中国每个学校机关大门上都有“礼义廉耻”四个大字,而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无能,有目共睹,比大清朝还厉害多了。“礼”之不行,还要怎样去形容呢?

总之,“礼”和孔子的教训是: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行,一切都机械地遵照周公的规定。三千多年来,有周公那样极端极权的统治,虽然它很快就自动崩坏,可是就有那些“复礼”的反动分子去拼命要修复它。就这样坏了修,修了坏,不停地循环着。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实际上孔家店照旧开着。鲁迅,巴金等人极力推动反礼教,孔家店不时又重新开张。到现在还是阴魂不散。

·在本段书第(一)个故事里,以管仲和晏婴的对话说事。管仲和晏婴相差一百五十年,这两个人怎么也不可能在一起说话讨论。不过他们两个人都是齐国前后的宰相,用他们作为“寓言”,还是可以的。

前面说过管仲是尊“礼”的,列子在这里,用他来“反礼教”,真是别开生面!

好在我们都是现代人,活在现代。大多数人都读过鲁迅,巴金的著作,对于管夷吾的“言论”,应该并不陌生。他把“礼教”看成是“毁坏生命的主要原因”,应该没有人还会跳出来骂他是“洪水猛兽”。欧洲革命时的著名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到现在还是响当当的,是大家熟悉的,只是在两三千年前,从杨子(列子)的口中说出来,证明中国人思想的超前和进步,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希望读者们能把这段书里“管仲的话”,多读几遍。是不是他在说:“不自由毋宁死”,极力反对“非礼莫视,非礼莫听。....”机械性的死规定?

“周礼”详细规定,对死人的埋葬,祭祀,守孝,服丧等等,称之为:慎终追远。晏子却说:

人家把尸体烧掉也行,扔到水里去也行,埋掉也行,暴尸抛在野外也行,或者是用薪柴捆起来,然后丢在路边的坑里沟渠里也行,或者是穿上绣着滚龙的袍服放他在石头的棺材里也行,都就看死者的遭遇了。

这在儒家看来,就是“洪水猛兽”。可是,管夷吾说:养生和送死的道理,我们两人把道理都说到尽头了。就因为他们两人说得如此,真真实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多人都受不了,就是因为“假”惯了,面对不了真理。但唯有真理才能让人得释放,得自由。

·子产似乎并没有公孙朝和公孙穆这两个兄弟,这也是“寓言”。在本段书的第(二)个故事里,让子产的“治理好了国家”和“酗酒,淫乱”的两个极端成对比。 作者替公孙侨(子产)安排一个哥哥公孙朝,一个弟弟公孙穆。兄弟是互相等同的比较和对立。换句话说,如果酗酒和淫乱是败坏的话,子产的“治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朝、穆两个人,一个酗酒,一个烂淫,虽然被描写得加重了语气,有点过分,实际上,的确,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在魏、晋特务恐怖统治时代,大名人嵇康,就是一个代表,他既酗酒,又淫乱。他的车子里带着一桶酒,一把锄头。他无目的地走着,一边走一边喝,随时都可以醉死。他关照仆人,他醉死在哪里,就用那锄头把他埋在哪里。他很淫乱,男女通吃,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奇怪的是:他是“竹林七贤”的头牌人物,人们好像都原谅他的苦衷,因为和当时残酷龌龊的政局相比较之下,他就是“贤人”。邓析可能称他为:真人(做一个不虚伪,真实的人。)。而子产的那套“把国家治理的不错”,却被称为:卑鄙而且可怜。列子剖析子产的“治理”, 不过是暂时而且偶然,根本不合(违背)民心。事实上,史家称子产之政,是: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确,是暂时而偶然,并无价值,郑国也根本并没有治好。

为什么要用“暂时”两个字?因为暂时治理的不错,并不是真正治理好了,所以,暂时的治理,即使是不错,也不能算是治理。同理对比,人体的肉欲,嗜好,虽然可以给人“暂时”的快乐,接下来便是无比的痛苦,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快乐。“暂时”这两个字很重要!

在这段书中,向来很多人都断章取义,说列子在鼓励酗酒和淫乱。其实,读来读去,列子并没有称赞过酒、色是好事,叫人去效法朝、穆。而直说他们是“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但是啊!比起“尊礼义以夸人,矫性情以招名”那种欺诈,剥削,奴役人民,假冒伪善的人生,“我以此弗若死矣!”就是:活着还不如死掉的好!话说到这个地步,也是无以复加的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随人的便吧。

综看上面两个故事,他们的重心是批儒,反礼教。如果看成鼓励纵欲,那就只是管窥,蠡测,割裂篇幅,断章取义,私心自用罢了。

·端木叔是子贡的后代,由于子贡的货殖贸易,苦心经营,积攒了许多钱财。以至于端木叔有钱能使鬼推磨,能够奢侈,豪华,笑傲王侯。不过他翻然觉悟,一反过去的作为。他把家中的钱财,全部都分散给宗族,乡里和国人,一点也不留下给自己的子孙。后来他病了,没有钱支付医药,死了也没有钱埋葬。可见他的分财,不是假冒伪善的慈善广告,他是真的“共产”(我的就是你的)(这和其他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大不相同)了。那一国的人,感他的恩惠,又纷纷将钱财送了回来,为他办理丧事,还把钱财返回,照顾他的子孙。这个故事,说明一件事:就是社会的互相照顾,真心实意的互相扶助,完全没有虚伪造假,欺世盗名的成分在内。端木叔的故事是上面两个故事,批儒,反礼教,反假冒伪善的正面结果。

不过,还是有人不能理解。大骂端木叔是神经病,疯子,狂徒。不会兴家,是辱没祖宗的败家精。然而,也有那理解他的人,就会说:端木叔是个极通达的人,他的德行超过了他的祖先。他的所做所为,虽然令人惊奇,但是非常合理。

列子最后的一句话,是画龙点睛的总结。他说:

卫国的君子们大多以礼教为标榜自豪,却根本不够资格去理解端木叔的心意啊!

这里点出来:那些高唱“礼教”的“君子”们,他们很自豪他们的作为,以为是天经地义,高尚实在的。其实他们太无知,太浅薄,层次太低俗了,对于端木叔的“社会主义情怀”,他们的认识差了一大截,根本就不够资格去理解!何况要他们去实行,就根本太不可能了。列子的话,不仅是对过去的人说,实在是对现代的人说的,不是吗?

·在说了国家,社会,制度一大串大道理之后,又回到人生最基本的“生死”的命题上来。换句话说,问题都出在对“生死”的认识不够。人对生和死都认识不清,其他都是枉然。

人除了希望“灵魂不死”外,更实际一点,就是:这个身体能长生和不死。杨朱的回答,直截了当:不行,理无不死,理无长生。就是根本不可能,宇宙间没有这个道理。

人是很糊涂的,贪生怕死。杨朱说:

生命并不是你珍贵它,就能生存的;身体也不是你爱惜它就能厚实的,要长久生存做什么呢?人生情感的好恶,古代与现今是一样的;四肢的安危,古代与现今是一样的;世事的苦乐,古代与现今是一样的;朝代的变迁,国家的治乱,古代与现今是一样的,这些事至少我们都曾听到过,或许看见过,甚至亲身经历过,就算活一百年还有点嫌他太长久了呐,何况活着还要经历的各种痛苦呢?

孟孙阳好像是听明白了,就冒出了另一个极端。他说:

若是这样,那么,快点死不是比长久活着还强吗?那就冲向剑锋和刀刃,跳进沸水烈火之中,不就如愿了吗!既然活着没有什么好,不如早死早了!

杨子就马上纠正他说:不对。

接着就是最要紧的一段话,也就是杨子的“人生观”和“方法论”。他说:

既然我们有了生命,就该放下心思忧虑,而任从自然。尽量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并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到了快要死亡的时候,就更该放下心思忧虑,任从自然,尽量完成该做的事,然后安然进入最后的终点--安息。如果能这样,就一定能放下心思忧虑,一定能任从自然。哪里还会在乎,早死或迟死呢?

人生最难的,就是:“放下心思忧虑,而任从自然。”总是,剪不断,理还乱。就是这个心,怎么也放不开,搁不下。因为只在自己不能知道的利、害,祸、福,以至于生、死里盘算,翻滚,吃不香,睡不着。去忧虑,去烦恼。那里还能任从自然?忧虑,烦恼的结果,就是:死。根本用不着去:

冲向剑锋和刀刃,跳进沸水烈火之中!那么壮烈。

人人都好像在忧虑烦恼中不安地过日子,忧虑,烦恼的结局,就是:死。多忧虑烦恼就早点死,少忧虑烦恼就慢点死。人能够想得清楚吗?

认清真理,把握现在;面对正义,勇往直前;运用智慧,成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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