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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之二)
主观和客观条件

不得已

【力命篇第六】

本篇是列子讨论命运的专论。他给”命运“下的定义是: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也就是说:说不出理由,分析不出道理,就那样发生了,就是命运。反过来说,那么,知所以然而然,就是:能说得清楚,分析得有条有理,有一定因果关系的,合乎人类思维逻辑的事发生了,就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凡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事物发生,是人类谋划的成果,就不属于命运,是人的自由意志。

西方的“宿命论”,与列子的“命运论”,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宿命论”好像还是知道为什么这样发生,因为他们把人类的贵贱,贫富,穷通,归结到神的旨意,是上帝事先规定如此的,叫做:Predestination。至于上帝为什么要如此规定?回答是:同样是一块泥土,匠人可以凭他自己的意思,做出任何式样的器皿。他可以造出高贵的器皿,也可以做些低贱的器皿,只凭他一时的高兴,器皿自己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因为器皿是被造之物,没有资格与匠人争论,何况在人的一生中,上帝每分钟都看着你,你没有神的许可,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脱落。同时,因此到处都是:“上帝拣选论”。人在母腹中早已被神拣选或丢弃,所以,人生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人似乎觉得好像有自己的选择,而那种选择--人在那时,做了那样的选择--根本就是神所事先安排好的,早就知道你会做那样的选择。而列子的“命运论”完全没有上帝或神祗的意志成分,或前生所造之业的因果成分在内,而是自然而然,谁都不可能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改变它,所以求神拜鬼都是白费,神祗越求越拜越糟糕。唯一的办法,就是运用自己智慧去认识,去承受。同时,去开创对自己有利,有价值的契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样可以快乐,怡然自得,延年益寿。

本篇是列子从各个方面,各种观点来讨论命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完备和理智的学术讨论,并且在提问题的时候,也同时嵌入应对的最好方法。最重要的是:叫人不要迷信,迷信是自讨苦吃。本文大致可分下列六部分:

第一部分:谈人力与命运的比较,说明人生很多事物,都不是人力所可以自己能定规和管制的。没有人能知道所以然,称之谓:自然而然。能够明白,想的通,就是大梦中的醒悟,就可以生活的怡然自得。不要抱怨自己不富贵,越抱怨就越忧郁,甚至于不快乐而死。一旦大梦醒觉,就会发现不富贵和富贵一样的快乐,甚至更快乐。

第二部分:谈人生无论贵贱,都有许多是:不得已的。而各种条件的汇集,主观的或是客观的,不得已非那样做不可,或非不那样做才行,都是形势所驱,身不由己,谁也怨不得。但,如果你本身没有那种欲望,什么形势也驱动不了。

第三部分:谈生死,祸福的极大限度和意义,是人自身可以选择的,可以不受命运的摆布,而获得自己的最大价值。死,虽然无法避免,但死得其时,死得其所,死得有意义,就是最大福气。

第四部分:谈我行我素,独特的自我价值。自由意志是没有人能剥夺的权利。

第五部分:知命的没有夭折,知时的没有贫穷。即使在无可奈何之中,人生悠游,还是游刃有余。

第六部分:认知人所以受命运的摆布,是因为自己有忧伤,有得失的顾忌。顾忌越多,自由意志的失去就越大,人就成为命运的奴隶。树木胜霜雪者,不听于天;鱼鳖不食饵者,不出其渊。这就是大道的至理,谁也推不翻。

纵观列子的“命运论”,表面是在讲命定,实际是在讲自由意志。人生有大局和小局。大局是群体的共同命运;小局是自己的命运。似乎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其实智慧的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的认识是高超的,他的作风是独特的,他的价值也是非凡的。


第二部分:不得已

 

【原文】

(一)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处于齐。管夷吾事公子纠,鲍叔牙事公子小白。齐公族多宠,嫡庶并行。国人惧乱。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鲍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孙无知作乱,齐无君,二公子争入。管夷君与小白战于莒道, 射中小白带鉤。小白既立,胁鲁杀子纠,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鲍叔牙谓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国。”桓公曰:‘我仇也,愿杀之。'鲍叔牙曰:”吾闻贤君无私怨,且人能为其主,亦必能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鲁归之齐,鲍叔牙郊迎,释其囚。桓公礼之,而位于高国之上,鲍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国政。号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尝叹曰:“吾少穷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此世称管鲍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实无善交,实无用能也。实无善交实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鲍叔非能举贤,不得不举;小白非能用仇,不得不用。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问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夷吾曰:“公谁欲欤?”小白曰:“鲍叔牙可。”曰:“不 可。其为人也,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 使之理国,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小白曰:“ 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人;以财分人,谓之贤人。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勿已,则隰朋可。”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 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

(二)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然则子产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邓析非能屈子产,不得不屈;子产非能诛邓析,不得不诛也。

【语译】

(一)管仲(字夷吾)和鲍叔牙,两个人做朋友,非常亲密,一同住在齐国。管夷吾侍奉公子纠(公子纠是齐僖公的庶子,齐襄公的庶弟。);鲍叔牙侍奉公子小白(小白是公子纠的哥哥)(所谓侍奉,是师傅兼侍从的官职。)当时齐僖公的儿子很多,又对儿子们很宠爱,嫡庶的儿子们没有分别的待遇。国人预测将有动乱。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出奔逃到鲁国;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逃亡莒国。后来公孙无知作乱,齐国没有了君主。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两个人抢先回国,谁先到谁就可称为齐侯。管仲为堵住小白,和公子纠到莒境去作战,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带钩环,以为小白死了。而小白诈死,急急驰入齐国得了君位。就威胁鲁国,要鲁国杀掉公子纠。召忽殉职陪公子纠死了,管仲被鲁国监禁。鲍叔牙对齐桓公(以前的公子小白)说:“管夷吾非常有才能,可以让他来帮您治国。”桓公说:“管仲当时差点要了我的命,他是我的仇人,把他杀掉才趁我心愿。”鲍叔牙说:“我听说贤德的君主,不顾一己私下的仇怨。而且当一个人能为他的主人尽忠,也必定会对他现在的君主尽忠。君上如果要想兴起霸业,就非用夷吾的大才不可。君主您必须放下您个人的私怨!”桓公就召用管仲。鲁国放他回齐。鲍叔牙到郊外去迎接管仲,把他从囚车中释放出来。桓公对他十分礼貌,把他位置在齐国高氏、国氏两位上卿的职位之上。鲍叔牙自己也做了他的部下。他就负担起国家的政务,称号为:仲父。桓公于是就成为诸侯的霸主。管仲曾经叹说:“从前我年少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一起做生意,挣了钱就多分一点给自己。鲍叔不责备我贪,因为他知道我实在太穷了。我曾经为鲍叔谋划事情却遭遇到大大的困境,鲍叔不说我愚笨,因为他知道当时的环境对我有利还是不利。我曾经三次出来做官,三次被君主免职驱逐,鲍叔没有说我无才,因为他知道时机对我不利。我曾经在战场上打仗,打三次,就败了三次,鲍叔没有说我胆怯,因为他知道我有老母亲在堂的顾忌。公子纠事败,召忽殉职,而我没有从死,却被囚禁受辱,鲍叔没有说我无耻,苟且偷生,因为他知道我不愿意为小节无谓牺牲,却以功名不能彰显于天下为羞耻。生我的是我的父母,知我的,就只有鲍叔了。”这就是世上所乐于称道的:管鲍之善于交好,小白的善于用贤才。其实,并不是什么善于交好,善于使用贤才。实在是他们没有更好的朋友可交,没有更贤的才能可用。召忽不是要死,却是不得已非死不可;鲍叔不是要举荐管仲这样的贤才,而是不得已非举荐不可。小白不是想用自己的仇敌,而是不得已非用不可。后来管仲生病了。小白来探问,说:“仲父的病看起来有点严重,那我也就不回避了。设若您大病不起的话,寡人把国家托付给谁比较合适呢?”夷吾说:“您心里想要给谁?”小白说:“鲍叔牙可以吗?”夷吾说:“不可!他的为人,的确是个廉洁的好人。不过他不肯亲近那些不像他自己的人,一旦发现了别人的过错,一辈子也不会忘怀。如果让他治理国家,他对上必定忤逆君主,对下必定不顺民情。他一旦得罪了君主,他又怎么能长久啊!”小白说:“那么,谁又可以呢?”答说:“实在不得已的话,隰朋还可以。他的为人,对上不忘记尊重君主,对下不忘记审辨民心。自己常常觉得惭愧不能像黄帝那样完善,同时对不如自己的人怜恤同情。把德行与人分享的是圣人;把钱财与人分享的是贤人。用才能去辖制别人的,一定不能得人心;如果用才能去服务别人的话,就一定不会不得人心的。他对于有些国事,可能装作不闻不问;对于有些家事,可能装作视而不见。所以,万不得已,隰朋还是可以的。”然而,管夷吾不推荐好友鲍叔牙,并不意味着他不讲交情,是他不得不把交情放淡一点。他推荐隰朋也并非他与隰朋友谊深厚,而特别卖这个交情,是他不得不卖这个交情。殊不知,人们开始的时候大讲交情深厚,最后结果反倒没有了交情。开始时不讲交情的,到后来反倒维护住了交情。对朋友之间交情的深淡厚薄,并不是表面显示的那样,好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不得不那样做啊!

(二)邓析善用是非两面的的说法,设置无穷无尽的词句。在子产执政的时候,邓析制作了写在竹简上的成文法典,在郑国通行。因此,子产执政的政见时常受到阻挠,子产强不过他。就把他抓起来侮辱他。过了一段时期就把他杀掉了。子产对于竹简的成文法,并不情愿执行,是不得不执行。邓析并不愿意去阻挠子产的政见,是不得不阻挠。子产并不愿意要杀邓析,而是不得已,不得不杀他。

【理解】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大事小事,常常在客观或主观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了许多“不得已”。就是当事人本不愿意那样做,可是为了适应和生存,就被逼得非那样做不行,于是就违背本心去那样做了。其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很不好。

譬如,齐桓公对箭射自己的仇人,不得已任用他为相国,而齐国大大地兴旺了起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称他为伯舅,对天下诸侯,得专征伐,不可一世。这是小白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其结果非常好,不但他自己好,整个国家也都兴旺了起来,带领全国,同奖王室,于是四夷宾服,中国强大。在管仲临终的时候,管仲劝齐桓公不可以任用鲍叔牙继任相国,并且详细的分析了为什么不能任用的原因。但是小白还是做出了另外的“选择”,任用了鲍叔牙。结果非常不好,不仅桓公这样一世的大英雄,被囚禁活活饿得吐血而死,死后腐烂尸虫爬得到处都是,都没有人收尸。这样齐国就大乱了好几十年。同样是“选择”,结果大不相同。

列子的“不得已”“不那么做不行”,不得不那么做那样的“选择”,表面上好像是“命运的安排”。然而,不得已也好,不得不那样做也好,其中都有个“选择”的过程,也就是“妥协”的过程。因为当时也可以选择不那样做,但为了主观或客观的因素和条件,为了得到某种利益和目的,就迁就了环境,做出了“不得已”的选择,于是就不得不那样“屈就”了。换句话说,就是放弃坚持自己原有的主张,而做了“妥协”的将就。虽然是现实上的迫不得已,究竟还是有坚决不妥协的余地,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可以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在内,不能说完全是命运的主宰。既然是自由选择,那么就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后果必须由自己承受。上面齐桓公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切,齐桓公前后两次的“选择”,其结果就有天差地别的不同。

本月(一月)十五日(09年)一家从美国纽约的喷射机从纽约拉瓜地机场起飞,不到五分钟,两个喷射引擎都失去了动力,致使机身变成滑翔的局面。驾驶当时可以做三项选择:一是飞回拉瓜地机场降落;二是选择一处空旷的地面降落;三是选择哈德森河降落。在千钧一发(总共只有53秒钟的时间)的时机中,驾驶选择了第三种降落方法(机场的控制塔建议他回到机场降落)。在降落之前,据地面上的目击者说,机身已经起火。好在降落在水中,水的冲击力使火没有机会燃烧得起来。这样才使得全机155个乘客保全了生命。于是这位机师被轰成美国的大英雄,特别是在美国目前所有的新闻都是坏消息的时候。这位驾驶的选择,创下了好的结果。

同时,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喝得醉醺醺(警方检测他含酒精量是0.9。法律规定十八岁少年,即使含酒精量是0.01也不行。)把车子一头撞上了一颗大树。警方处罚他停止驾驶执照使用权一年,一千八百元罚款。他的父母不服,到法院打官司。法官说:这个少年,从前就有醉酒闹事的前科,今番所幸未曾伤人,可见此子的基本问题不在驾车,而在酗酒。所以父母管教不严,也要处罚,除了维持警局的处罚外,再加罚三千元,以示警戒。这对父母花了五千元律师费,官司还打输了。他们的选择,不去接受教训,管教子女,反而仗着有钱有势,借机打官司。却碰到了这位法官不买账。可是为了长远计,也许因此救了这个十八岁的少年也不一定,照着他父母的溺爱,任他酗酒,不但不管教,还替他仗声势,如此,岂不要毁掉他的一生?这也是一个特殊选择上的问题。

父母管教儿女,爱之深,责之切,是一定的道理。如果溺爱,就由性去惯他,从小偷针,长大就要偷金。管教的时候当然不好受,往往无知的儿童,就会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如此,这样的儿童前途就危险了。


·在子产与邓析的故事里,竹简成文法典的铸作可能是中国成文法典的鼻祖,本是一件非常好的创新措施,好到连守旧派也非要施行它不可。所以说是:不得不用它。既然有了成文法典,一切就都要依法行事才对。如果有人任凭己意,做出违法主张,就必定遭到护法者的非难和阻止。护法者即使不愿意得罪人,也是非出来非难和阻止不可,不然成文法典就形同虚设,不能产生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邓析是一位为人民说话和请命的护法运动者,他是当年的人民辩护律师,对当道来说是个很讨厌的人物。为了当道能够任意舒展他们欺压人民的行动,他们就非要除掉邓析不可。于是就仗着手里的权威,把邓析拘捕了,然后加以侮辱,邓析当然是不屈服,最后就把他杀掉。列子说:子产并不愿意要杀邓析,而是不得已,不得不杀他。

列子的这句话,如果子产是封建传统的代表者,代表着欺压人民的势力;而邓析是受压迫人民反抗的代表者。那么,为了维护封建势力的利益,就不得不对邓析采取杀戮的镇压手段。因为他是不得已,不得不采取镇压的手段。似乎是帮压迫者说话。如果列子帮子产说话,就不像列子的一贯立场了。这不就像递一把刀给凶手,说你杀吧,这是命该如此,也是不得已,不得不杀呀,你的本意是不想杀的呀。既然是逼不得已,是他逼你动手的,所以你杀人也不算错。这也等于说,纣王杀死许多忠臣,连自己的叔父比干的心也挖掉,这样并不算错,因为他也是不得已的。谁叫你们这些忠臣,终日絮絮叨叨,让他耳根不清净,不能畅所欲为呢?这话如果出自孔子的口里,还情有可原,若出在列子的口里,简直就匪夷所思了。所以,有人认为:可能这不是列子自己写的,是后世儒家的人借列子的口说话。

其实这点也不难理解。列子是在说事实和实在的现象。世界上的确有过这样的事实发生,历史昭然,岂容否认。历代的亡国昏君大多是运用“我逼不得已”这种口实去压迫,甚至屈杀多少好人和百姓。问题是: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他们也有权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既然选择了这样做,他们也要承受它的后果,就是:亡身,亡家和亡国。这也是:历史昭然,不容否认的。

纵观本篇列子的意思,很显然的,他是在说:人在凡事上都有自己的“选择”,并不能把这种现象推给“命运”,不了了之。很显然的,他是在说:人既然做出了他的选择,他就必然要承受他所作出选择的后果。

那么,人作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人到底在做出选择的当时是否有什么准则可以依据?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可以有依据的,那就是:道,宇宙的规律。“选择”本身是自由的,不然就不是选择了。人可以依照“道”去选择,也可以选择违反“道”。就在人的一念之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无道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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