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论坛

先与后(上)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阐明了美论和善论之后,立即,一连说了六个“相”。就是: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及前后之相随。美论与善论,似乎偏重于总的理念,而接下来的“六相”,似乎偏重于做事做人的实际方法。

“有无之相生”,就是无中生有,然后有又归还于虚无。在我祖父的时代,做梦也想不到会有现在我们平常搭乘的喷射式的飞机。那时,他们连电视机也没有。到了我父亲一辈,电脑也是没有听说过的天方夜谭。就连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纸张,瓷器等等,也都是无中生有。特别是电脑的新旧淘汰率太快了,让人觉得很难赶得上。关于老子的宇宙论“有”与“无”,黑格尔也有过相当明了的哲学的阐述。爱因斯坦也有过类似的科学的阐述。

犹太基督教讲“创造论”,有点象无中生有。不过多了一个创世主的神(上帝),神说什么,什么就成了,也象中国人过新年祝福人家“心想事成”差不多。《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说:神起初创造天地,大地是黑暗、混沌、空虚,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有了晚上,也有了早上,这是“第一日”。神说:“水要分开”,于是水就上下分开。有了晚上,也有了早上(先晚上后早上是犹太人的习惯,一天是从头天晚上日落时算起。),这是“第二日”。神说:“水要集中一处,让干地出现。”于是水是大海,地是陆地,神说:“陆地上要生长植物”,于是地上长出各种蔬菜、树木,并且结各样地果子。有晚上和早上,这是“第三日”。神说:“要有光照在地上,分开为昼与夜。”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一点的光(太阳)管昼,小一点的(月亮)管夜。神把白天和夜晚分开,把光和暗分开。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四日”。第五天神造了地上的爬虫走兽和水中的鱼类。第六天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按照创世的程序和进展,第四天神才造了日和月,那么第一天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既未有日月,那么第一天的晚上早上又是怎么来的?有人辩解说:第一天造的“光”是圣光,是灵光,不同于日、月的物质之光。明明神造了日、月是用来司分昼、夜的,分别光、暗的,那“灵光”是“灵”,没有时空的限制,应该昼夜通明的,那么第一天的晚上、早上是怎么来的?如果“灵光”也能区分昼、夜,第四天又何必多此一举地去造日、月,又说由日月来分出昼夜来?现在谁都知道:太阳是生命之源,没有阳光、空气、水份,植物是不可能生长的,在日、月未造成的第三天,怎么居然有了植物并果实?太阳和大地,谁先谁后,怎么在圣经的第一页就弄出这么个大的笑话来?神是个灵(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四:24》),所以是自有永有,自在永在,全智全能的。既是“灵”,怎么会有物质的、受制于时空的“形象”?如果“照着神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那么神岂不是也和人一样会死了!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还有许多疑问暂时不提了),笔者翻遍了古今神学家的著书,居然没有一个人把这些疑问解释清楚过,不是存而不论,就是囫囵吞枣。我想:摩西时代的犹太人写《创世记》时的知识程度,不能与廿一世纪的人相比。把一些事物颠倒了,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很多神学家坚持“圣经是神自己的话”一句也不会错的,这就难说了。读者千万不能把这些当成无关紧要,伽利略因为发现大地是个球,是圆的,不是方的。不是太阳在走,而是地球在转。罗马教会根据《创世记》,说他:离经叛道,判处极刑,当众活活的烧死了。如果今天教会还有这样大的权威的话,那么,太空总署里的科学家们,一律都应该烧死!

儒家从来不说什么“有”“无”的问题,却有一个“天(上帝)”,和犹太基督教的耶和华神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儒家的“天”不爱说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中庸》”。耶和华却非常好出头说话(见旧约全书),直到近千年来,大概听了孔子的劝导,完全不说话了。儒家的天和耶和华一样,非常有为,人间的什么事都管。譬如:孔子去见美女南子,子路很不以为然,孔子就赌天发誓说:“我要是存着不轨之心,天就会弃绝我(天厌之)《论语.雍也》”。孔子说:“天对我好(生德予予),那桓推(去提手换鬼字边旁)怎么奈何得了我!《论语.述而》”。颜渊死了,孔子哭着说:“天毁了我啊!天毁了我啊(天丧予)!《论语先进》”。诸如此类。天也很可怕的,得罪天就不得了,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整部《中庸》,就是讲天怎么伟大,教人以通过“中庸”而上合于天,有人叫它做:“天人合一”。不过,孔子一再自己强调:“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一个局限的人,怎么能去上合于无限的天,逻辑上不可能,这是做不到的事。儒家的天与基督教的耶和华,二者之间最大都不同点是:耶和华为自己造了一个魔鬼(撒旦),纠缠得难解难分。儒家的上帝是一家独尊,绝对没有一个与他匹敌、抗衡的东西存在。

犹太基督教的神(上帝),在创造万物里,同时创造了一群灵体的天使。众天使中的首领,名叫路西佛,他不但长得美丽,而且聪慧过人。于是他就心气高大,要把耶和华踢掉,取而代之。因此,又名:撒旦。撒旦者,上帝之敌对也。神当然是当仁不让,于是他两个就互相在凡事上斗争,互相宣告自己是最后胜利者。旧约圣经里最先写的第一部书,名叫:《约伯记》。后来因为圣经的编辑,把它挪到第十八位。《约伯记》记载的故事,是:一日,神与撒旦在天庭议事。神夸奖约伯这个人是极善良、正直和忠心的人。撒旦马上反驳,说:“你处处照顾他,让他富贵豪华,子孙满堂,他当然说你好了。如果你把这一切的福分都给他剥夺了,看他会不会当面弃绝你。”神说:“好!我们来试试。我把他交给你,只是不要伤害他本人。”于是撒旦下界,刮起一阵大风来,把他所有的儿女,牛羊,财宝,房产,通通在一瞬间毁灭掉。撒旦回到天庭,神很得意的说:“约伯虽然失去一切所有,但还是对我忠心耿耿。”撒旦说:“他的身体还是好好的,当然他不背叛你,如果是他身体受到折磨,看他变不变心。”神说:“好,任你所为,只是不要伤害他的性命。”(这个天庭好象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撒旦就使他遍体生疮,疼痛不堪。他还是不怨神。这场赌博,神赢了。这个童话一般的寓言故事,却把上帝与魔鬼,两者既斗争,又联合;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点明了出来。活象一幅《太极图》。同时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牺牲)。”《道德经5章》刻画得一清二楚。因此,基督教有辩证逻辑的思维的基础。由于上帝并非一体独尊,处处受到对手撒旦的制衡。所以在政治制度里会产生“制衡思想”,以至于发展出“民主主义的构想”。制衡与民主等概念很容易在西方茁壮起来,而在中国儒家思想的统治下,两千年来,不见一点端倪。

代表“天”的,在人间就是天子,皇帝,唯一独尊。自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以定于一尊。此后,天下臣民只有绝对顺从听话,发展到极点,不问什么理由,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在家庭里,代表天的就是“父”。父要子死亡,子不得不亡。这是绝对的,不可抗辩的。臣不死,就是不忠;子不死亡,就是不孝。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教忠必先教孝。譬如通行于民间的《廿四孝》,以“王祥卧冰”为例,母亲要想吃鱼,在严冬季节里,河被厚厚冬冰层冻住。王祥这个小孩为了“孝”,就脱光了衣服,睡在冰层上面,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把冰层熔化,因而钓出鱼来,满足母亲的食欲。这种行为,不仅王祥会感染肺炎而死,而且家长是要坐牢罚款的,怎么能把它作为“标榜”来“提倡”?!这种不人道和虐待小儿无理的举动只有儒家能认为“合理”。在整本《四书(儒家的宝典)》里虽然强调“尧舜”是人类的典型榜样,而强调舜的篇幅远比尧来得多。认为大舜是“孝”的,更好的典型。大舜的父亲瞽叟,瞎了一只眼的残障人士,他却残忍凶狠异常,特别对待儿子舜,象眼中钉一样,百般虐待,不择手段,要把他置于死地。所幸大舜千辛万苦,存活了下来。这个大舜在青少年时代受尽了不可言喻的虐待和摧残,他长大以后很可能是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至少也很可能是个“极端主义分子”。这样的人当上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庆幸呢?还是应该悲吊?而这种片面独断主义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年,只要识字,就必从《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完全绝对儒家思想,一个字,一个字的背诵。每个中国人,直接间接的,两千年下来,被灌了满脑子的大舜、王祥。这种片面独断主义思想不知不觉的,已经辗转进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去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而日本虽然也尊敬孔子,到底不象中国那样实在彻底,只要看,日本妇女不裹小脚,就可以举一反三。所以日本明治维新,一举成功,而中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百日戊戌政变而已。大家怪慈禧是维新失败的罪人,而慈禧是不得不顺应,在颐和园黑压压跪了一地的王公大臣。在“正统”中国人的思想里,什么宪法,国会...都是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更有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儒家的思想下,是理直气壮的不必自动放弃的。“专制”是中国历史特产,见皇帝要三跪九叩首,山呼万岁!在金銮宝殿上动不动,一言不合,龙颜震怒,就打大臣的屁股,当场打死的不少(廷杖制度)。大臣不管地位多高,年龄多大,只有叩头,叩响头,叩头流血,最后是“比干挖心”。想象中,那些胡须皆白的老头,跪在一个蛮不讲理、糊涂年青人面前,叩头流血,他怎么不当场脑充血的?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大舜是一个极不正常家庭塑造出来的子弟-“孝子”,所以大舜的孝,正说明了那个不应该有的,扭曲的,混乱家庭。这是从辩证的观点看事情,说的是真理。除非大舜的故事,完全是象“灰姑娘”那样的虚构幻想小说(fiction)。由于中国人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大舜“虚构幻想”,把它当作真实,一听到老子的话语,简直就是“洪水猛兽”,非常难以接受。越忠实,越顽固的孔子信徒,就越对辩证思想的真理仇视。譬如唐朝的大儒韩愈,民初的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他们骂老子,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是读不懂老子的,可悲的是他们没有辩证思维的思想基础和悟性。推翻满清是一回事,民主宪政是又一回事。去了个满清,来了个洪宪称帝,改朝换代而已。到了民国初年,中国人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中国进步,非打倒孔家店不可,于是有了《五四运动》。一个千年来深深印在血液里的东西,不是喊喊几句口号,上街游游行,写几篇文章,就能去得掉的,那只不过是个“启蒙”而已。蒋介石一生就跳不出孔孟的思想圈子,败退台湾之后,自己当《孔孟学会》的会长,认为,并且一再强调“孔孟思想”是反共的最有效武器之一。并且花了大笔钱到美国推行孔孟,在美国公园里为孔子塑铜像等等。那笔钱等于扔到了大海之中,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因为他的头脑不可能理解:现代的美国人是无法再退步到回去接受,孔子的片面独断主义的。

不久前,《纽约时报》做了个调查统计,世界(西方)最受欢迎的十部大著作,以《道德经》居首。因为西方的人们有辩证思维的基础,一读到老子,就畅舒肺腑,他们到了那个层次能了解老子的说话,感觉得出来老子带给他们的益处和帮助。古代的来布尼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如此,现代的人们更是如此。这正是《吕氏春秋》说的:“抱薪就火,燥者先燃;引水注地,湿者先濡。”关于这则消息,我不知道是应该为中国人高兴呢?还是悲伤?老子是中国人,《道德经》是中国人的无上瑰宝。而中国人在这点上,又落后了。

先与后(中)

 

老子的六个“相”,以“有无之相生”为首,中间经过难易,长短,高下,音声,以“前后之相随”殿后。前后之相随这句话的“前”字,很多学者都主张,应该改为“先”字,因为在《道德经》中,凡老子说到这个意思的时候,都是用“先”与“后”,只有在第二章里用“前”“后”。其实“前”与“先”在字义上是相通的,不过《道德经》的敦煌本,遂州碑本,强思齐本,帛书本,以及郭店楚简本都是“先后相随”。因此,在这里以“先”代“前”,似乎比较合理。既然“前后之相随”,老子在这段里,把他当作大轴子。从一般习惯来说,似乎是比较重要的,前面的龙套都是衬托后面主角出场用的。

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到先后,一气呵成。其实就是辩证逻辑,总体说的都是一件事--一个“方法论”。例如,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63章》。又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39》。“大国以下(以怀柔谦下对待)小国,则取(收聚)小国;小国以下(谦恭顺应)大国,则取(可得依靠)大国(而生存)。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61》。...等等。

古代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召陵之役”。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上尊周王”“外攘四夷”为纲领。南方的楚国,自号称王,搞起“两个中国”来,并且以郑国为跳板,频频搅扰中原。于是,大义当前,齐国号召了其他七国诸侯,联军讨伐楚国,却以“伐蔡”为名。八国联军到了楚国边界,早有楚国一位使臣,衣冠整肃,停车在大路旁等候,要见齐侯。管仲说:糟了,伐楚是个秘密的行动,怎么楚国就知道了?必定有人泄漏了机密(其实是齐桓公的亲信竖刁,收受了蔡国的贿赂,把伐楚计划和盘托出。)。既然他们知道了,就必有准备,恐怕我们的计划要变动了。且看使臣怎么说?于是管仲乘车而出,与楚使屈完,彼此拱手答话。屈完说:“齐居北海,楚近南海,虽风马牛,不相及也。君兴兵来到我国境界,敢问何故?”管仲代齐侯说:“从前成王封我先祖太公于齐,赐命说:‘五侯九伯,汝世掌征伐,以夹辅周室。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凡有不共王职者,汝勿赦宥。’现在,自从周室东迁,诸侯放恣。寡君奉命主盟,修复先业。你们楚国应当向王室岁贡包茅,以助王祭。自从你们缺贡以来,王祭没有东西来缩酒,寡人事徵!昭王南征不返,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周昭王,讨伐楚国叛逆,在汉水全军覆没。),寡人是问!”屈完说:“周室自废纲纪,朝贡不到,天下皆然,岂独我楚?虽然是这样,包茅不贡,寡君知罪矣!敢不贡给,以承君命。至于昭王南征没有回得去,事情都隔了几十百年了,那你只好去问汉水吧,寡君不敢任其咎。”说完回车走了。于是管仲让齐桓公下令,诸军齐发,到陉山,离汉水不远的地方下寨。诸侯都来问,为什么不渡河去跟楚国决战?管仲说:“楚国既然预先派遣了使臣,可见早有准备。兵锋一接,难以复解。不如在此,遥张声势。楚国要是怕我们,一定再会派来使臣,到时于中取事,自有佳音。”诸侯不信,议论纷纷。

楚国方面,楚成王已派令尹(相国)子文为大将,屯兵汉水之南,准备大战。听说联军停住不进,子文就和成王商议,认为管仲是个智者,必有另一番见地。不如再遣使,探听动静,可战则战,可和则和。成王要再派屈完,屈完说:“臣已经答应了进贡包茅的事,如果您要和,我可以再去一次。如果您决心要战,请您另外派别人。”成王想了一想,说:“还是你去吧。和战由你决定,我不预先约束你。”于是屈完再登车出发。管仲听说,楚使又到,就同桓公说,这次要很有礼貌的,好好招待他。商谈的结果,达成协议。联军退卅里,到召陵札驻。楚国答应进贡包茅。屈完回来。成王变了主意,说:这样容易,和议就达成了,显见是他们怕了我们,还贡什么包茅?子文说:几捆茅草,楚国有的是,不值几文钱。为了几捆茅草而失信于八国?万一他们翻转了面皮,真的打了起来,损失的决不止几捆茅草。成王说:不然,周是王,我也是王,彼此是对等的,我怎么去向他进贡?屈完说:这个很容易解决,我们不用王号,只说是“远臣熊恽敬献”就得了。您不知道,去掉几捆茅草,直接通了周惠王。您想齐国一下子就能号召七国,就是利用周王的名义。我们直通了周王,齐侯就再也号召不起来了,这是一。这次八国散了,再想组织起来,就难了,这是二。等去进贡完了事,我行我素,照样蚕食中原,一步一步来,比以前还要顺手,这是三。暂时小忍一下,所得利益,不可胜计,诸侯从此对楚国都有了好感,自然削弱了齐国,这是四。成王说:“行了,行了,去准备十辆车的青茅,送到周国去就是了,屈完,还是你去吧。”

就这样结束了历史著名的“召陵之役”。鲍叔牙是个直肚肠的人(不懂辩证),忍不住来跟管仲辩论。他说:楚国称王叛逆是第一项大罪!你怎么费了这么大的事,就叫他贡点茅草就算了事呢?管仲说:“楚称王已经三世了。昭王南征,就是为了要他去王号,结果全军覆没。我们如果要他去掉王号,就得打算跟他作战到底,彻底毁灭了他才行。以前昭王是个例子,现在的楚王熊恽是个很英明的人物,子文又是文武全才的好宰相。他们君臣合作的又很好,就连这个“外长”屈完也是很有一套了不起的。如果真打了起来,还是很棘手的啊。现在我让他们在“几捆茅草”和“与八国联军作战”之间有个选择。我料他们再怎么聪明能干,也舍不得放弃几捆茅草的‘大便宜’。再从我们这边看,只要他称臣纳贡,尽管只是几捆茅草,也还是他进贡来了。周王必定很高兴,用他来大事宣传,中央政府就气象一新。这样周王欢喜,齐侯盟主也有了大功,诸侯都有光彩,楚国也没什么损失,都是不费之惠,便是皆大欢喜。反过来看,万一作战失利,或者两败俱伤,或是战事长期拖延,齐侯这个盟主完了不算,周朝也就此了结。所以我这样安排,是舍难取易,大大上算的事啊!”不过,鲍叔牙听了,似懂非懂,一会点头,一会摇头,只是嗟叹不已。当然后世有不少人为此批评管仲,说说风凉话。可是,连孔子也还为管仲辩护,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批判)管仲,吾其披发左衽(做亡国奴)矣!”《论语.宪问》。事实上,自从楚独立称王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次,向中央政府低了头!不仅如此,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尊王”和“攘夷”是管仲创建的大原理原则,成了万世中国人心版上的不成文的宪纲大法,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法理和正义,是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做亡国奴的基本根据。

近古,康熙廿二年,福建将军赖塔《致台湾延平郡王郑经书》,书谓:“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而足下父子,自开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弹丸之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失时,必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民,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郑经复书:如约。请把海澄县开放,作为通商互市之所(台湾提出要求三通)。清朝对待台湾,可谓“大国下小国”,已经“下”(怀柔谦和)到极点了。和议即将达成,不料郑经去世,由长子郑克臧继承。郑经一向在外反清复明,曾与大将刘国轩,占领了福建许多城市。不过后来失利,把金门、厦门都失去了,退回了台湾。克臧代父在台湾管理一切,聪明能干,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很受郑经的宠爱。唯有一个缺陷,他是婢女所生。郑经一死,大家以他不是嫡出为由,极力排挤。甚至闹到郑成功的妻子董氏老祖母那里。老祖母误信谗言,大家通同合伙把克臧设计毒死了。另立幼儿克爽,继延平郡王位。克爽幼小,不能理事,一切由权臣冯锡范专断。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经济搞得一败涂地。克臧虽死,人心不平。台湾分成两大派系,内斗得你死我活。福建总督姚启圣,派人日夜窥伺台湾情况。得了这个消息,就详详细细奏上一本。康熙认为机不可失,掉转面孔,立即易和为战。赏施琅水军提督,加太子太保衔,挂帅征台。

这时施琅早已练好水军两万。姚启圣领旨,计划要擒贼擒王,直捣台湾本岛。独施琅请先伐澎湖,他说:“直捣台湾本岛,台湾兵将无路后退,必要拼死一战,因此,路途长,费力,费时,比较难攻。攻打澎湖,虽然由大将刘国轩驻守,须靠着台湾补给,易攻难守。兵士想着还有台湾的退路,不必一定拼死。可是一旦澎湖失守,台湾自然气夺,可以不攻自溃。这是图难于易的战略。”果然不出施琅所料,刘国轩战败,逃回台湾去了。有人建议施琅,得了澎湖,应该休养士卒,再去攻台不迟。施琅说:“作战必须以士气为先,士卒乘胜,一鼓作气,一个人抵得十个人。若是一经休养,泄了锐气,就懒得动了。”于是挥兵直前,到了鹿耳门,战舰搁浅。正在危急,一阵潮水冲来。刘国轩在岸上一看,吓得魂不附体,说:先王来取台湾时,也是靠这般潮水,送他登岸。现在施琅来也是这样,这是天意灭台。免得生灵涂炭,赶紧投降。郑克爽缴出了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信和台湾版图。自郑成功在顺治十八年据台湾独立,共三代,廿三年而亡。郑克爽到北京,很受优待,受封海澄公,刘国轩和冯锡范同封伯爵。清廷在台湾开地垦荒,设一府三县,属福建省管辖,正式成为大清国领土。

(论者或问,施琅灭台之时,何以不见日本动静?郑成功(成功母是日本人)据台之后,台湾和日本一直保持亲密联系,想引日本为后援。何以台湾归入大清,并未见到日本出兵,甚至发言反对?第一,施琅攻台,不过几天之内,就占领了全台。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日本即使要出兵,根本就来不及行动。第二,日寇在明朝,曾经是中国沿海的大患,自戚继光予以痛剿之后,两百年不曾再到中国捣乱。当时康熙时代,中国正盛,怎敢轻易冒犯中国。第三,日本国内尚在紊乱中,可能还没有力量出兵海外。日本心里想台湾,真正到手,是两百年以后的事了。根据甲午战后的《马关条约》,台湾正式被日本从中国手中攫取。五十年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马关条约自然失效,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是理所当然。所谓:水流千遭归大海;原物归还旧主怀。有一批人,居心叵测,捏造出一个“台湾归属未定论”来,蛊惑人心。战后中国到台湾顺利接收,当时英、美、法、苏为什么没有说出半个不字?国际法既讲法理,也承认占领事实,而国民政府从接收到现在六十年。台湾一省,内中有廿四年在联合国里代表着全中国,难道这些都不是事实?后来人民政府接替国民政府代表中国,民国继承大清版图,人民政府继承民国,都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既不许外人置喙,亦不容宵小作祟。)

顺便想起一桩近世的公案,与“难”“易”等的辩证原理也有关系。据说蒋介石曾有一封亲笔信,写给临走前的汪精卫。内中有这样一句话:“兄任其难,弟任其易。”当时中国大半已被日军占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还很是渺茫。遗留在沦陷区的同胞,水深火热,走投无路。汪精卫毅然离开大后方的安乐窝,“还都”南京,成立与日寇和平共处的政权。不要说别的难度都很大,就是汪精卫个人的名誉牺牲-去当汉奸,也是很难为一般人所能选择的。再说,即使当时不幸,中国亡了国,要责骂的也指责不到汪精卫的头上。如果真有那一封信,真有那八个字,那就证明蒋、汪之间是有默契的,是一种对日战略的运用。想汪精卫年青时,为革命去炸摄政王,这种行刺工作是必具有牺牲生命的侠义精神。汪氏一生不二色,对一个黄脸婆都不肯背弃,怎么会肯背弃国家民族?他一生廉洁,怎么老年后还会去贪图日本敌人的钱财地位?如果汪氏真是抱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去南京的,那么,他一定事先再三考虑过,早对自己的名誉,后人罪我谅我,在所不计,已经完全置诸度外了。为此存疑,或非辞费。若其忍辱负重,历任艰难,可谓:“多易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63》。他既不为自己辩解,或是“大辩若讷”《45》,或是“善者不辩”《81》。然而,汪氏逝世之时,人民痛苦流涕,嚎啕辟踊,自动罢工罢市罢学,如丧考妣。古今几人能如是,亦可以宽慰于九泉的了!

先与后(下)

 

老子的六相,同样在圣经新约的福音书里都找得到。譬如,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十四:11》,“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大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十六:10》,“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马可福音十:41》,“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十九:30》“人若赚到了全世界,却陪上了自己的生命,到底有生什么益处呢?”《马太十六:26》.....。Martin Aronson写了一本书,书名是:《Jesus and Lao Tsu:The Parallel Sayings》(Seastone出版),全书分九章,也就是在九个大题目下,比较耶稣和老子的说话。几乎耶稣在新约里说的话,全部照抄老子。现代学者们考证,耶稣曾以十四年的时间在东方学习。印度有很多他的事迹,时正当中国在老子的教导下创造出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之后,老子之言盛行。耶稣有没有到过中国,没有人作过考证。即使只到印度,一样能接触到老子。我以为:中国《道教》人士应该根据现代西方考证的资料,在《老子化胡经》里有必要增加一部分新内容。

“前(先)后之相随”,老子曾作下列补充说明:“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道德经7章》,“进道若退”《41》,“强梁者不得其死”《42》,“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下(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66》,“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67》。常言道:上等人不教自成,中等人一教就成,下等人教也不成。人类有智有愚,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也有不知不觉。所以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41》因此,所谓“先”“后”不是对着一般人说的,“圣人后其身”,是圣人才有资格谈先,后。譬如,一个一直考一百分的学生,有一天,考了个九十分,人就会说他退步了。如果一个学生,总是考零分的,根本就无所谓退步不退步。因此,“后”必须有“先”的存在在先,然后才能谈到“后”。“后其身”,即是:把自己往后面拉一点,退一步。一个人本来就在人家之先,退一步,就可能在人家的后面,也可能还是在人家的前面,只是感觉上他退后了。如果他本来就在人家的后面,再退也还是在人家的后面,就无所谓退后不退后。所以,这里有一个:“先”→“后”→“更先”的程式,是正、反、合。圣人原来就在先,他退一步,最后就得到更(真正)领先的效果。老子把它简化了,只说:后其身而身先。这是老子说话向来的习惯。

老子劝人家要“功成身退”,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在历史中,可以常常看到,很多有智慧的人都这样做了,譬如华盛顿,孙中山,他们都得到了永远不朽的善名。可是,也有很多不够智慧的人们,完全做不到,想霸住不放,也没能做到,他们就得不到那种永远不朽的善名。就一般人来说,如果根本就没有成过功,也就谈不上退不退。对一般人来说,如果有人劝他们,要后其身,不敢为天下先,不可争先恐后...,这就有点不实际。俗语说:学如逆水行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是逆水行舟?人一生下来,就象参加了大人类的马拉松,不想跑也得跑,似乎是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学校里,要竞争名列前茅。在家庭里要做好孩子,到了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就更紧张了。甚至于,有人形容它是人吃人的社会。有一个顺口溜,说:年龄是个宝,学历少不了,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在众人之中,你不退到人家后面,人家还要把你无情的推到后面去。如果你自动的转到后面去,你就恐怕再也没有机会爬到人前面去了。有人根据这点来骂老子,说他不该教人往后退。其实是他们断章取义,自己没有弄明白老子到底是怎么说的,就自以为是的骂出口了。也有现代解老的人,好意为老子辩护,说:老子教人往后退,是指着利益说的,是叫人不要争权夺利。把老子变成了一个说空话,不切实际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说:老子不是劝人家“不争”吗?这也是失之于断章取义。老子从来没有叫人不争,而是叫人要争得聪明一点,要做到:叫人争不过你,天下莫能与之争。《66》。乃是不争之争。同理,“退”也不是退,而是“进道若退”“以退为进”的退,是辩证法,所以把许多人都闹糊涂了。老子如果尽让人吃亏,那他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呢?老子理论的存在就不合理了,不合理的东西就不能存在。

在中国古典里,有很多地方都谈论过:“人主可骄人乎?士可骄人乎?”结论是:士可骄人,人主则断不可骄人。人主(领导)若是自高自大,就会失去一切;而士本来什么都没有,即使是自高自大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损失的。因此,劝告领导人要谦卑退让,原不是对一般人说的。连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做领导),就要谦卑服务众人。要注意“在你们中间”几个字,他也不是对一般人说的。

例如:王莽本是皇亲国戚,又当上了宰相。因为他特别的“谦恭下士”,这就成为他的“标志和特长”。一个领导人物在上位,居于众人之前,如果暴躁武断,刚愎自用,顺己则昌,逆己则亡,自高自是,专恣横行。无论怎样的奴才在他下面和后面,日子久了,也会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叫做:众叛亲离。如果他能,谦恭下士,温和体贴,给人家的感觉是:处上而人不重(部下感觉不到他的压力),处前而人不害(跟随他的人们不会受到伤害),于是天下乐推而不厌(大家甘心情愿的推举他当领导而跟从他)。“谦恭下士”就是让人家不感到觉“重”和“害”的秘诀,也是让人家衷心拥护的秘诀。王莽因为“谦恭下士”而得到了尊位,就在他登峰造极后,突然转变了一百八十度,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暴躁武断,刚愎自用,不管他嘴里说的多么好听,也还是弄到众叛亲离,最后受诛于渐台。王莽卅八岁当大司马,五十一岁做宰相摄政,五十四岁居皇帝位,登峰造极,六十八岁被诛死。从卅八到六十八,这三十年里,前一半直起,后一半直落。直起直落,亲手得,亲手失,是中国历史里仅有的好例子。顺从老子的规律,就直起;违反它就直落,丝毫不爽。

又例如:韩信在占据到了三齐之地后,派人上书汉王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刘邦听到了这样的请求,在韩信的使者面前,马上就气得骂娘。张良在他身边,听他骂得不象话,就暗地里踢了他一脚。刘邦正骂得爽快,经此一脚,突然醒悟了过来。于是他还接着骂,骂韩信不是大丈夫,要做王就应该做真王,屁,没出息,做什么假王。你老子就封你做个真的,马上就刻印,做好封册,封韩信做正式的三齐王。韩信那里有个策士,名叫:蒯通。他替韩信策划说:将军你现在不同了,有了齐地做根本,你帮汉则汉胜,你帮楚则楚胜,你若两不相帮而独立,则天下鼎足而三,将来鹿死谁手,未可限量。韩信考虑了之后说: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以这样的理由回绝了蒯通。韩信是个精通兵法,会打仗杀人的能手,怎么突然这么温情主义起来?其实他计算得很明白:如果跟楚,项羽的个性和做人方式,一定不时会要求他不断证明自己对他的效忠,给他的压力会非常大,最后一定闹翻,得不尝失。继续跟随汉王,则汉王对他没有怎么大的压力,汉王对他很好,自己不吃给他吃,自己不穿给他穿。他清楚,汉王在军事上斗不过他,只有好着他。对他来说,汉王处上而不重,处前而不害。如果自己独立,他有楚、汉两边的压力,别的还没什么,可张良略施小计,他恐怕就要吃不了兜著走。要是独立的话,总要在楚、汉两者之间选一个来联合统战,去打另外一个,看来必须联合汉来对付楚。既还是要联汉,何必先背叛来了他?所以他决定继续跟着汉王,兴兵伐楚,继续做汉王的攻狗。这就是粗中有细,柔里带刚的汉王“后”于人的好处,汉朝的江山是韩信打下来的,也是张良一脚踢出来的。刘邦不只后于韩信,也后于张良,也后于萧何,而他三个,要是没有刘邦,一个也发挥不了自己的所长。所以刘邦后其身而身先。

(顺便一提:张良失意时,在圯上,得了黄石公的道家真传。此后他跟谁说话,谁都听不懂,唯有见到了刘邦,一谈就通。可见刘邦的悟性和聪明是天生的,高人一等的。于是刘、张彼此如鱼得水,愉快合作,张良终于完成了灭秦的使命。并且为汉创造了四百年的基业,善名遗留千古。张良原是很“有为”的,所以有“博浪锥”,却行刺秦皇未遂。在圯上潦倒不堪,得遇黄石公,是他的“无为”阶段。遇到了刘邦之后是他的“无不为”阶段。)

列宁是一位深通辩证法的人,他的“后于人”“以退为进”“等,等,等”几乎都是挂在嘴上说的,不断地以此自我勉励和勉励同志。没有列宁。就没有苏联革命的成功。苏联在戈巴乔尔夫的手里出卖给了犹太国际,是戈巴乔尔夫对不起列宁,不是列宁对不起戈巴乔尔夫。

最受人攻击之一的是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这句话。有人好意替老子解围,把它解释成:不敢为私利而争先。其实,天下人谁无私?“私”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无私也就没有生命与生活了。所以老子既不能违反自然,就从来没有叫人要“完全无私”“去私”,只劝人要“少私”《19》。由于人人都自私,大家打破了头,要想抢到,达到“私”的要求。可是天下很少很少人,凤毛麟角,真能能得到所要的“私”。即使暂时得到了,也绝对长久保持不了,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9》。而追求的结果,更多人得到的恰好是反效果,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便是。老子教人,要以“无私--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为。”为手段过程,才真能“成其私”《7》。“私”→“无私”→“成其私”,是一套辩证法。所以“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应该还有更意义深长的大道理在!从前有个讽刺性的笑话,在曹州曹县有个姓曹的秀才。整天摇头晃脑,诗云子曰的。人家问他,你将来飞黄腾达要做什么?他说:要做“母狗”。大家都很奇怪,不知所云。问他为什么要做母狗?他说:子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孔子的意思是:面对钱财,不可不正当的去取得;面对灾难,不可不正当的去避免。)”原来他是个白字先生,他认不得“毋”字,把它当作“母”字。他认不得“苟”字,把它当作“狗”字。他说:孔圣人说的,面对钱财,唯有母狗可得;面对灾难,唯有母狗可免。人生在世,最要的是钱财;最不要的是灾难。只有母狗有钱可得,又可避免灾难,所以他要做母狗。于是人家给他个外号,叫:曹母狗。就连曹母狗也懂得:人生在世最要得的是什么,最怕得的是什么。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列为三宝之一,第一宝是“慈”,就是慈爱。人因为有了慈爱为动机,凭着慈爱,就勇往直前,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他说:慈,故能勇。第二宝是“俭”,就是节俭,也是收敛。《易经.节卦》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所以他说:俭,故能广(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第三宝是;“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谦卑。《易经.谦卦》说:“谦,尊(高贵)而光(荣耀),卑而不可逾(身处卑下而人格高尚,没有人能超越过他。)所以他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当领导)。反过来说:如果,人舍掉慈爱,专门去搞勇敢,就成了莽撞,如同暴虎冯河。舍掉节俭,而去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害民。舍掉谦卑,只顾去升官发财,那么,就死矣(要失败灭亡了)。因为那种作风就是“强梁”,强梁者,不得其死。是注定要失败灭亡的。老子这三宝,更突出了先与后的辩证运用。因此,也有人骂老子是阴谋家。其实,老子是实事求是的,他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家。说他是阴谋家不对,因为所谓阴谋家,是在暗地里害人的。他说的是宇宙规律,还再三的,明明的说。不如勉强说他是一位:运用宇宙规律来谋求人类真正幸福的策略家。这他提出的三宝,也是从三方面对人审核的纲领和根据。

在《刑事犯罪学》里,要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就必须要根据:动机(motive),机会(opportunity)和能力(capability)三个基点来审断。检察官根据这三方面来调查起诉,辩护律师也根据这三方面来辩护。譬如,一个人有谋杀人的嫌疑。第一要审查的是,那个死者的死,对他有利无利,还是有害无害。如果无利无害,他何必杀人?第二是要审查他的环境,他有无条件和机会去杀这个人?如果死者在上海,他人在重庆,他怎么杀得到那个人?第三要审查的是,这个嫌疑者有没有能力去杀人,如果他是个瞎子,路都看不见走,怎么能飞檐走壁,到楼上杀人?检方和辩方都要根据这三个基点去搜求证据,以求断定此嫌疑者有罪无罪。如果因为某种因素,实在得不到真凭实据的话,只要能建立一个“合理的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推理也可以用来定案。

老子的三宝,也是同样的三个基点,根据这三基点来审查一个人,能不能当领导?人们也要根据这三基点来自己审查,能不能成功?是很科学的,一目了然的方法。所以老子把它们称为:三宝。正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3》。都得靠这个三宝。老子还担心人们不够深切了解和去执行,他再反过来说:“圣人去甚,去奢,去泰,”《29》。甚,是过分。也是超强的欲望和企图。与慈正好对立。慈爱的本质是牺牲为人;甚是过分的为己图谋。奢和检,正好是对立的。泰与谦也正好对立。甚、奢、泰的本质是属于反面否定性的东西,去是去掉,去否定。也就是损之又损,玄之又玄,否定之否定。去掉甚,自然就是慈,去掉奢,自然就是俭,去掉泰,自然就是谦。这三宝的意义,长阔高深,纸短情长,书不尽意。

世界上,物兢天择,弱肉强食,是个血淋淋的事实。它的存在也有它的道理,不是理想主义者骂几句就会消失的。人生在世,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也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人无良谋智,岂能富贵齐。从自身到国家,都得运用智慧、策略,无时无刻的保护自己,胜过敌人。是生存的起码要求,急迫性有时都只在呼吸之间。

还有就是庄子一类型的人物。他把人生,看得极穿,看得极透。他把成功名,富贵的两面性也看得透彻极了。因此,他想在世界上,找出一个更浪漫,更逍遥的方式来生活下去。老子并不反对他那种的生活方式,不过,人要能领悟到那个层次才行。要能甘心忍受贫穷、屈辱,却能自由,适性,率真,无忧。这话也不是能对一般人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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