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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

老子说:“上善若水”。高级的“善”就象“水”一样,也可以说:上等的善就象水。这是总纲,提出了水代表上等善的这个命题。因此,水就可以作为善的说明,根据水的性质和功能来阐明善的内容。在这个总纲之后,老子接着又提出了两大原则,一是:水善利万物;一是:处众人之所恶。前者是以水的最大功能作为建立这个原则的依据;后者是以水的最显著的性格作为建立这个原则的基础。

现代天体科学家探测别的星球,首先提出的大问题,就是:那个星球有没有水。退而求其次,就是问:是否能证实它过去曾经有过水没有?因为有水,那个星球就有生命,是活的,否则,那个星球就没有生命,是死的。地球不但有水,而且三分之二以上是水,所以地球是活的,不但有万物,而且有人类。《淮南子》说:“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息耗减益,通于不訾。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所私;泽及蛴蛲而不求报。富瞻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这段话,把老子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描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统而言之,就是:水对一切作着默默的重大贡献。简言之,可称为:水的贡献原则。是老子提出的第一大原则。

常言道:“云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流就下,《道德经》里说过许多次,这句话还含有其他的重要哲理。但在这里,老子用了不同的字句:“处众人之所恶”“几于道”。几于道的“几”字,是“近”的意思。《庄子.渔父》:“几于不免”。《吕氏春秋.大乐》:“则几于知之矣”。《礼记》:“知乐则几于礼矣”。等等,“几于”都是当“近于”讲。上善若水,善就象水,可以用水来比喻善,也可以用善来比喻水,因为它们都是有形的。而道是无形的,水是有形的,老子用“近于”来统和道与水的关系,用字是很考究的。水的性格往低处流,而这里老子说得更特别,说它往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流。这个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就是.与众不同。老子在《道德经》第廿章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讲“与众不同”。他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若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漂兮似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这段话很长,简单地可以作这样解释:“大家都兴高彩烈欢庆盛宴,又好象在蜂拥似地踏春游玩,我偏淡漠得象是没事发生的一样,象是未笑的婴儿,若无其事。大家都追求富足有余,我偏象是被遗弃的一样,满不在乎。我有个愚人的心肠吧?是个傻瓜吧?浑浑的。那些俗人(浅薄之人)都是聪明得不得了,我偏糊涂得象睡着了。那些俗人对于利与害,敏锐得明察秋毫,我偏默默无语。好象在广阔无际的海洋,我由它漂荡,永无止境。大家都象精明强干得无比,我偏愚顽似鄙。我就偏要跟大家不一样,只知保守着宝贵的道的根本。”话虽很长,重点只在:“那些熙熙攘攘的‘大众’”和“与众不同的‘我’”。“众人...”和“我独...”。我与那些俗人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就是我专到他们瞧不起的地方去,我专做他们认为愚顽的事。他们一窝蜂去的地方,我不去,他们一窝蜂赶的时髦,我不赶。他们一窝蜂要抢的东西,我不在乎。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机警聪明能干的人,我偏只做他们眼中的傻瓜。他们抢进热门,我偏愿意走进冷门。其实,物以稀为贵,他们那些俗人却懵懂得毫无知觉。统而言之,这就是老子“大智若愚”,“处众人之恶”的另一大原则。也就是:不挤热窝子,水的冷门原则。这是老子提出的第二个大原则。

例如,七年前有些学生和我谈起他们学习和就业的方向,那时候电脑科系最枪手,最热门,大家都趋之若鹜。我问他们为什么对学电脑这科这么感兴趣,他们几乎千篇一律都说是:可以贡献社会。我说:难道学别的科系就不能贡献社会吗?他们无言可对,就说:这是“热门”,将来不愁没有发展。这才是真心话,说到题目上来了。我就拿老子的话来劝告他们,我说:物极必反,物壮则老。等到你们学成毕业的时候,电脑业也可能就变成了人浮于事的“大白象”(美国话white elephant 意为多余的废物,可又舍不得丢掉。有点象中国人讲的“鸡肋”。)有些人听了这话,觉得有理,就转到别的系去了。大半都还是相信“热门”,一个劲去挤。后来那些挤热门的学生都叫苦连天,悔不当初。其实,这些在懂得老子的人都是很浅显,明摆着的事,那些“聪明”人却看不透,正如所罗门王的名言:“聪明人一定会掉在自己的网罗里。”

“上善若水”是个大总纲,以下两个大原则。再以下就是七个分则,是从水的七个功能和特性里演绎出来的,是谓:“七善”。居善地是站好立场岗位象水那样择地而流,心善渊是心思智识象水那样地广大渊博,与善仁是与人交接象水那样地仁慈柔和,言善信是言语诚实象水那样地坚定无伪,政善治是政策政务象水那样的涤除玄览(清明有远见),事善能是办理事务象水那样澎湃汹涌无坚不摧,动善时是行动机敏象水那样潮汛如期。由于水具备这些完善的功能与特性,它根本不必与人争利夺权,天下没有人能比得过它,也没有人能争得过它。因此它不会有过犯遗咎,效果就是完全的、永远的成功。同时也完备了老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式管理哲学》。

“居善地”,由于我们是个人,在时、空里必须占据一定的岗位和立场。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来智慧地选择我们自己的正当岗位和立场。如果我们选对了,它的效果就是给予我们成功和荣誉。如果我们的选择错误,就会带来失败,甚至于有灭顶之殃。小自选择居家的房屋,床位,坐位,这些起码的周围环境,都能造成对我们身心极大的影响。中至选择合适的学科和职业,大至对国家民族的忠奸,都不能有一点马虎。居而善于择地,是根据水的贡献原则,在合适的立场和岗位上,比较容易展现出自己的贡献能量。譬如,雨水降在久旱之地,称之为:甘霖。此水之来,是善。然而,如果此雨降在正在洪水泛滥之地,就是雪上加霜,是恶。雨水的本身虽然只是个贡献,但因所降的地位不同,就有受到欢迎,或受到厌恶的区别,随即有了善与恶的区别。雨水降在需要的地方,就是善;降在不需要的地方,就是恶。所以在此,明显可以看出,贡献原则与冷门原则的相通性。也在此可以明显体会,为什么老子要把“居善地”列为“七善”之首。因此,一个人如果居而不能善于择地,则其他的六善都无所附丽。

“心善渊”,应该分两方面来看。一是心胸度量;一是学问知识。心胸度量是看人能不能容物,老子一再强调“江海为百谷王”《道德经66章》,就是:领导者的心胸要象江海一样的能容纳。地位越高,心胸就要越大。有心胸度量才能接纳别人的聪明才干和积极建议,这都是帮助自己成功的要素。所以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相反的鼠肚鸡肠正是描写心胸狭窄,不能容物,也因此成不了大事业。从心理学来看,鼠肚鸡肠的来源:一是眼光如豆。因为不懂辩证法,就看不到事物的两面性和全面性,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一是受到“自我膨胀”的影响,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就产生巨大的排斥性。以上鼠肚鸡肠者的两端都是成功和贡献的致命伤。

学问知识也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看,一是教科书式的智识,也是一般人所谓的智识。对这种智识,老子并不太放心。第一是因为它不一定“正确”,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虽然为某某名人的著作,学说或理论,但不一定就写出了作者的全部真知,同时在节录时可能断章取义,还有用语与诠释上的时代偏差,以及读者吸收能力与他的思想背景都会影响到认知的准确性。第二,即使是一时定为科学的真知,那时的确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不久就被另一个“真知”所推翻。因此,书是要读的,读书的真正目的,不应该是照搬,而是从读前人的书而得到“启发”,作为自己创作(突然领悟出些什么)的激发点。人类脑筋的运作,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真正弄得清楚。不过人为万物之灵,一切人类的创造发明最先都是脑筋里的一个“突发”“构想”,然后逐步成为现实。要为人类贡献,注意激发脑筋的新构想比背死书重要。第三,由于人的的动机和目的,对现有智识的运用,可能会发生扭曲。老子称其为:大伪或智巧。越有知识的人,可能诈伪的技巧越高,令人越不容易参透,以致吃亏上当。这样为少数人的私利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造成祸患,就严重地违反了贡献原则。人的智识真伪,其动机与目的,还得依据“三宝”里,“慈”基点来作衡量和评价。

学问智识的另一个层次,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大学问大智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圣人之任天下,怵怵。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49》。意思是:领导者撇下自己的成见,以人民的需要和意见为意见。对于人民好的(正面的)意见,我(圣人)接纳;不好的(反对的)意见,我也重视,因此我就得到了(全面的)好意见。对于人民值得信任的意见,我接纳;不值得信任的意见,我也重视,我就得到了真实全面的好的意见。圣人对于管理天下的一切事务,兢兢业业。为了天下的利益,不自己乱出主意。人民各用耳目心思关切自己的事务(人们的眼睛雪亮),(无论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圣人象对自己对孩子一样的宝爱关怀。

领导者以人民的意见为意见,这是民主的总纲。如果单单只有“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句话,就显得很空洞。政客们说话向来都是以“空洞”为不二法门,要叫人不容易抓住他的辫子。由于它没有实际的内容,说话就不过是喊口号,说得越漂亮越糟,都是美丽的谎言。老子要是也喊喊口号,不过成为哗众取宠的政客而已。值得赞扬的是他下面的几句话,就是:他用辩证的方法,把“百姓之心(人民的意见)”一分为二。根据辩证法的原理,任何时候人民有一个正面的意见,同时就马上会有“反对意见”存在,这是必然律,不为人力所能更改的。假设正、反意见各占一半,领导采纳正面的意见,说它是个好意见,因而付诸实行。那么他就是“以百分之五十的百姓之心为心”,算不上,全民的领导,他不过是“一派的领袖”罢了,怎么能说:他是真的以百姓之心为心呢?现在西方自诩的民主制度,就是这种偏颇的半半民主主义,因为他绝对不可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见。譬如,西方现代的民主制度,首先把人民分成两个大党(即使还有其他党派,都还是要附从于两个大党之一,结果还是只有正、反两个大党。)选出来的“总统”只代表两党之中的一党,因为他本是那一个党的首领。他充其量不过只代表了全国一半人民的意见(实际上他可能只是很少数人的代表)。分成两大党是合乎辩证原理的,但是他们这两大党却永远分裂对立。因此并不能真正为全民造福,没有一个是能代表全民的利益和意见的。老子的民主,那个“圣人”是“超党派”的,他同时照顾和代表正、反两派的利益和意见。他就是:正、反、合下面的那个“合”。因此老子的民主才是真正民主的“全民民主”。这是西方民主制度所望尘莫及的先进、更优越的民主制度。《道德经49章》的意义很重大,内容极丰富,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奇葩,不可等闲视之!

“与善仁”的“仁”字,过去很多学者认为,不合老子原意,应该改做天字或人字,因为老子曾说:“大道废,有仁义。”《18》。“绝仁弃义,民复孝慈。”《19》。老子把仁义常常和诈伪联系在一起。其实老子主张“慈”,“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67》。所以把仁当慈字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慈爱”的原理来待人接物,是最智慧的方法。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孟子.离娄下》。这话讲得十分梗直,而中外古今历史却处处证实了他的话。西谚有谓:上天要毁灭一个人,必先叫他疯狂。所谓疯狂,就是残暴不仁。老子所说:上天要护卫一个人,必先叫他仁慈。两句话好象说到一块儿去了。

“言善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这是孔子的名言。不知其可,就是不得了,要有多严重就有多严重。最简单的说法,无信就是:说了不算!信用是一切政治、社会、经济的根本。就拿银行来说,一旦挤兑,不管你是多了不起的银行,也会受不了。银行如此,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它们都仅仅悬吊在“信”的一根细丝上。老子说:“信不足,有不信。由其贵言”《17》意思就是:领导者为自己创造了失信的条件,所以遭致人民的不信任。因此要慎重于“言”。“轻诺必寡信”《63》,“美言不信,信言不美。”《81》。领导者的“言”有两种,一是发表的言论,包括对人民的允诺;一是他所发出的命令。记得在不久前,美国的一位总统,在竞选时拍了胸脯,说:你们选我,我绝不加税,看我的嘴唇皮(read my lips)--我以我的人格信誉为担保。后来他加了人民的税,人家问他,你不是保证过不加税的吗?他说:现在,你们看我的屁股吧(read my hip)。当时这个“嘴唇”与“屁股”不分家,成了大笑话,于是美国经济自此一蹶不振。他也不得连任,羞愧的了不得。领导者为自己创造的失信条件,莫若“轻诺寡信”。其次是:“朝令而夕改”和“三令五申”。出尔反尔,说了不算,“百姓皆注其耳目”,是绝对糊弄不了的。一令一申,下面都不理,三令五申就更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就算十令百申也不中用了。“一令逆而百令失”“令不行则政不立”《黄石公三略兵法》。“持竿立信”是商鞅富强棋局的最先着。曾子要大家每天,在一天之内,必须三次自己省问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政善治”,以正治国,以奇用兵。《57》。以正治国,老子有几个简单易行,又有立竿见影效果的建议。第一是:廉洁。贪污是象盗贼一样无孔不入,暗中偷袭的。不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国家,什么团体,贪污是绝对要不得的致死的毒品。老子在讨论“强盗社会”时,列出了七个症状《53》,贪污腐败被列为第一个。因为一贪污,就必定腐败,一腐败,就必定无能。为政者的第一个使命就是祛除贪污,必须雷厉风行,也是一天要扫除三次的。绝对不能手软,讲情面,一定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否则贪污是祛除不掉的。不能祛除贪污,别的什么都谈不上了。只要贪污能够肃清,在百姓面前就有了信用,得到尊敬,百政自然迎刃而解,人和政通,顺利成功了。第二是:高瞻远瞩,一切都要走在人家头里。在一切事情未发生之前,已经看到了,并且处理掉了。不能等到事情发生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再来研究,再来想方设法去补救。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64》这就是:预防。美国也有句俗语:“一个盎司的预防胜过一镑的治疗”。以上就是:“涤除(清除污秽)玄览(高瞻远瞩)”《10》。第三是:气势。“营(身体)魄(魂魄)抱一”《10》。国要有国魂,企业也要有企业精神,也这就是:使命。人若没有了使命感,就会颓废自丧。领导者必须是使命的创造者,气是领导打出来的。一个团体若是没有了中心思想,就不能有生存的目的,就丧失了气势,整个团体就可能变成麻木不仁,很多人都会因此沉沦。是谓:哀莫大于心死。

“事善能”,善者,果而已《30》。什么是善,就是必须拿出成果来。换句话说,有成果就是善。因此,希望办事要有效率。若要办事必能成功,也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办事的好环境。老子强调绝对不能容忍贪污腐败,就是要给办事人一个好的办事环境。自古以来,有办事能力的人们,多半是有些个硬脾气,不肖于贿赂钻狗洞讲人事,或是根本没有条件去贿赂。因此埋没了许多英雄的才能。而那些有条件,有本领去贿赂,钻狗洞的人们,又刚好没有办事的真实能力。于是,所谓成果都不过是:瞒上欺下的假、大、空,都是泡沫。第二,必须有办事的技巧。老子强调: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的难事必作于易;天下的大事必作于细。《62》。违反了这个原理,事情就很难办得成。第三,必须按部就班,不能急躁。企者不立(踮起脚来站,就站不稳),跨者不行(两步当作一步走,就走不远。)《24》。欲速则反而不达。凡事预先慎密的计划好,临事而惧,好谋以成。不然,事情即使侥幸暂时办成了,也必然后患无穷。

“动善时”,就是把握时机。黄石公劝勉张良的话,首重;“待时”。他说:时至,则可为帝王师;时不至,则没身而已。《素书》。老子劝勉孔子,也要他“待时”。君子得其时,则驾(进);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退而等待)。《史记.老子列传》。这都是: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不过也有人提倡:英雄造时势。譬如,史家称赞张仪,说他是:大丈夫一怒而天下惧,一息而天下安。历史里也有不少人,自命不凡,要做造时势的英雄,搅乱了一番,一事无成,落得个身首两端。黄石公在圯上,折腾了张良一廿天,就是要磨他的性子,然后传授他学问。如果张良一被折腾,就翻了脸,就证实他不是干大事的材料。历史里,也就没有了张良这个名字了。火燎毛子,大少爷脾气,颐指气使,即使有大好时机给他,也成不了功。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磨他的性子。所谓待时,这个“磨”字就是重点。就是自己要把自己装备好,等着,甘罗发早,子牙迟,大好时机迟早一定会来到,毛躁不得。古人有一联:正身以待时;守己而律物。与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水的一个总纲,两个原则,七个分则。在七个分则里,一分地利,一分天时,三分做人,两分做事。就是保证人的成功之道。老子说:“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62》。就是说:天子即位,大臣就职,虽然举行拱璧在先,驷马随后的隆重仪式,不如只把“此道”作为礼物进献给他们比较实惠。自古以来,为什么对“此道”重视呢?岂不是说:利用它,要求的必能获得,罪过就能免除吗?所以,它能取得天下有识人们的宝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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