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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老子在《道德经》57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这是老子《政治学》的总纲领。“以”是“用”的意思,就是说:用“正”来治理国家,用“奇”来统兵作战,用“无事”来取得天下。关于“无事”的意义和怎么用“无事”来取得天下,我们在前面曾经用专文讨论过了。这段里剩下来的就是“以正治国”和“以奇用兵”的这两句话。治国要用“正”;用兵要用“奇”,似乎是平淡得很的两句话。不过,稍微思索一下,就马上能感觉得出,这两句话的意义很不简单,是一字千钧的。不得不予以详细稽考,以免埋没了老子的伟大智慧。

以正治国。

以正治国这四个字,几乎包括了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一切道理。而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这一个大题目的所有重点,又只落在一个字上,就是:“正”。换句话说,只要能用“正”,国家就能治理得好。反过来说,如果不能用“正”,国家就治理不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那么,到底什么是老子所说的“正”呢?

过去有不少学者们主张:“正”在这里的意思是“清静”的意思。意思是说:只要用“清静”来治国,国家庶几乎就能被治好了。他们的根据是:(1)老子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德经》第37章)。(2)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45章)。和(3)老子说:“我好静而民自正”(57章)。老子所说的第一处“天下将自正”的“正”字,在不少其他版本里(包括郭店楚简),都作“定”。在这里没有必要去做考据的争论,不过根据古来许多学者的见解,似乎是“定”比较合理。这句话的整个意思是:只要领导们能少私寡欲,而且又能安静的话,天下将会自然安定。老子所说的第二处“清静为天下正”的“正”字,在郭店楚简里还是作“定”。不过许多学者的论著都认为:这里的“正”字,当作“长”字解,譬如,古代俗称“里长”为“里正”。在河上公的版本,这句话的注里,就说:能清,能静,则为天下“长”。就是说:能清,能静,就可以当天下的领导。老子所说的第三处“我好静而民自正”,根据庄子《天地篇》:“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在这里,这个“定”字又出来了。就是说:只要我(领导)好静,人民自然就安定了。总之,“正”字虽然在老子口中一再出现,但都不象是字面上“正当,正直”的意思。

即使上面三处,老子说到的“正”字,都不作别的意思讲,只当作“正”字的正来讲。它们却都是“结果”或“结论”。譬如:(1)领导们能少私寡欲,又好安静,于是天下都“正”了。(2)因为领导们能清,能静,所以天下都“正”了。(3)因为领导好静,以至于人民都自自然然的“正”了。领导是主体,由于他们使用“清静”的方法,以至于得到了“正”的结果。因此,“正”是“正”也好,是“定”也好,是“长”也好,都不过是领导们行事的“结果”,不是行事的“方法”。而“以正治国”的“正”,按照老子的语句来说,指的是方法,不是指着“结果”说的。所以如果硬把“结果”当作了“方法”,就显得很勉强。因此,用老子自己的三句话来解释“以正治国”的“正”字,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很勉强。“以正治国”是用“清静”来治国,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很勉强。或是老子还有他更深层的用意。这是关于“正”字的第一种理解。

尹文子《大道》下引《老子》说:“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此外,傅奕、刑玄、番(石旁)溪诸本与《文子.上礼》都把“以正治国”的“正”字作“政”。顾欢本,成疏:“政谓:名教法律也。”古来,正与政,二字通用。这样说来,“以正治国”,就是以“政”治国,也就是:用“名教法律”来治国。质言之,就是:“法治”。

主张“法治”,在《道德经》里是有根据的。老子在《道德经》第32章中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这里说:“始制有名”,可以说是老子的一个很有力的法治主张。“制”是法律制度。《荀子.王制篇》:“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名”是循名责实,从领导任用人才,贯彻命令,考核官吏,到对作奸犯科者的惩罚,都在“名”的范围以内。《史记.秦始皇本事》:“皇帝临位,作制明法。”因此,“始制有名”,是领导者的最主要的责任:创制法律制度,循名责实。正如:管仲说:“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篇》。《黄帝四经》的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法者,定分止争者也。所以老子在“始制有名”之后,接着说:“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法律制度的制订,就是要大家知道,并确定自己的名分岗位,做到适可而止。如果全国上下,大家都能知道,做到“适可而止”,没有人“铤而走险”,国家的治理,就可以达到相当理想的地步了。

不过,自古以来中国的“法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阶级性的法治;一种是总体性的法治。前者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士大夫以上的一群人,口中讲的是“仁、义”,同时又“富而好礼”。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身份和特权,可以不受法律的拘束,即使犯了大罪,也有办法通融。所以,刑不上大夫。他们不生产,不劳动,优裕富足的生活资料全是从事剥削而来。由于彼此利害相关,就彼此互相联系关照。是谓:官官相护有私情。由于剥削的对象是庶民百姓,而庶民百姓又无权务无势。他们越要富足繁华,就消费越多,剥削搜刮就越紧迫,于是以“严刑峻罚”来威逼庶民百姓。他们自己不受法律的拘束,庶民百姓才是他们“法治”(用法律制裁)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整个说来,这也是“法治”,不同的只是一群人用严刑峻法来治另一群人。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的结果有二:一是庶民百姓揭竿而起,或许是小规模的“起义”;或许因而形成大规模的“革命”。二是外国人来了,他们看见中国衰弱、内乱,就加强了他们对中国的野心。小则把中国政府赶到一个偏隅的小地方,苟延残喘;大则干脆把中国灭亡了,中国人都做了亡国奴。中国过去的老百姓向来是一穷二白,后来血液里还加上了亡国奴的基因。中国过去的历史,象猫咬着尾巴转,一再重复着这种现象,好象永远都跳不出这个圈子似的。

后者,总体性的法治的特色是主张:上下贵贱皆从法,最著重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大家只讲法律,不讲情面。上下大家都一样认真规矩,实事求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旋踵而天下大治,立即富强。不幸的是,在富强不久之后,一定就有一批人出来批评,说:这样太残刻寡恩了,一定要讲“宽”,一定要行“仁”。这就好象一向都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人,一听说放假了,可以睡懒觉,就不知道有多高兴。一旦松懈了,逐渐就变成废驰,然后腐败,衰弱接踵而至。自然就又回到前面那种情况里循环去了。怀愍二帝,徽钦二宗的耻辱一现再现,亡国毁家的灾难也是一现再现。韩非子在他的《显学》和《五蠹》两篇里,痛恨这种情况的由来,他露骨的、无情的、慷慨激昂的批评社会的蛀蚀和国家的衰败。建议人们快点清醒转来,为什么放着“法治”大原理不去实行?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老子一再强调的“无为”是治国的方法和原理原则,其内容非常丰富,并且有多种形态,多种层次。在以前的文字里,也曾经分别的详细讨论过了,兹不再赘。不过“法治”是“无为”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曾经在后世的历史里,发挥过很大的力量,一再证实了它的有效性。这是关于“正”字的第二种理解。

从“以正治国”的“正”字的本身意义来看,它是正当,也是正直的意思。治国要有正当途径,要正直,不可搞邪魔歪道,这点是谁都会同意的。老子特别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60章)。河上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扰,恐其糜也。”《韩非子.解老》说得更贴切具体一点:“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这些都是“正当”的治国方法。不过老子还更建议:“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63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64章)。总括来说,老子主张:治国必须,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好高骛远,不忽略小事,不轻易变动,不半途而废。这就包括了“清静”,不乱来的意思了。

大凡治理国家事务,大分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上的事务,是经常性的事务,又称:事务性的事务。另一种是政策性的事务,时常需要因时应变,是因应性的事务,又称:政务性的事务。以上论到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作法,都应该指的是:处理事务性的事务的原则和方法。这是比较被动和消极的一面。因此,他告诫人们,不宜多变更,勤翻动,乱折腾。

而主动和积极的一面是,领导者除了要照顾到国家经常的诸种事务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是因应时需,为国家民族创造和完成“正当的使命”。譬如,“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御注、王弼将“正”作“贞”)(39章)。就是:得道的领导者要倡导天下。“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78章)。《庄子.天下篇》引老聃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垢。”郭象注:“雌、辱、后、下之类,皆物之所谓垢。”宣十五年,左传:“伯宗曰:川泽纳污,山薮藏蒺,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和所谓:“上善若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8章),是同样的意义。又谷梁传:“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就是:能承担国家的耻辱和艰巨,负起责任,带领人民,胜过一切阻挠和忧患。这才是国家伟大的领袖。这样说,是用反面的方式说的。若是用正面的方式来说,就是:伟大的领袖带领着人民创造和完成正当的使命。总体来说,领导要有充分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从而化成正当的使命,团结和动员人民,为未来最多数人民的最高幸福,一致团结奋斗。

“正当的使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制宜的。譬如,抗战是一时的正当的使命,革命是另一时的正当的使命,建国,富强又是另一时的正当的使命...。这在西方哲学,称之为:正义。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学者讨论“正义”的内容,林林葱葱,不下五车。一个“正当的使命”必须由伟大的领导人即时提出,然后运用最动人的言辞予以表达,成为最让人信服的理论,把全国上下都一致团结在这一个“目标”之下,情愿牺牲一己暂时的好处,舍死忘生,以致完成使命而后已。这是关于“正”字的第三种理解。

以奇用兵。

“奇”是“正”的对文。《管子.心白篇》:“奇身名废。”注云:“奇邪不正也。”老子主张:用兵要“奇”,正合兵家:“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的说法。正与奇,一正一反,相辅相成。如果“以正治国”是政治,“以奇用兵”就是军事。政治与军事二者相辅相成,没有国防,根本就没有国家可治;没有把国家治好,根本就没有军事力量可言。

有人说:老子是个反战主义者,因为他说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道德经》30章)。按唐景龙碑文是:“以道作人主者”,“佐”是“作”。河上公注:“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以道佐人主,是人臣用“道”来辅佐人主的意思;以道作人主,是人主自己用“道”来辅佐自己。如果人臣都能知道不用兵来强取天下,那么懂得“道”的人主自己也必然懂得不用兵来强取天下。所以“佐”也好,“作”也好,其重点在于“不用兵来强取天下”。老子主张:用“无事”来取天下,比用兵要更稳妥,更有把握,更上算得多。老子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焉。”(30章)就是说:只要很好的达到成功的效果就好了,不必用兵来逞强。因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30章)。同时,即使打了胜仗,还得杀人众多,胜而不美,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此他认为:即使打胜了仗,还该悲哀泣之,以哀礼处之。(31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用兵都是“不得已”而用之的(31章)。老子并不是绿色和平团!老子是生活在现实人类的社会里的,人类社会和生物社会是一样的有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事实存在的。老子说过:“天地不仁”(5章)。因此,用兵紧跟在治国的后面。

老子用兵,有五个基本大原则:(1)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67章)。(2)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人者,为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68章)。(3)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69章)。(4)祸莫大于轻敌。轻敌者,几丧吾宝。(69章)。(5)抗兵相加,哀者胜矣。(69章)。

第一个大原则是:“慈”,就是慈爱。《司马兵法》(周朝的军事手册)说明从事战争的正当性,和合理、合法性。它说:“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虽然杀人,而目的是安人,是以慈爱为出发点的,杀人就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攻打人家的国家,为了慈爱,拯救他们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攻打人家的国家是正当的。为了阻止无理的战争而从事战争,是合理、合法的。在慈爱的原则下,攻击必定胜利,防守也必定稳固。因为以慈爱为出发点的战争,所代表的是正当和正义。堂堂正义之师,是所向无敌的。

第二个大原则是:战而不争。特别是带兵作战的武士们,不能太依靠自己的武力,更不能靠短兵相接去打硬仗。换言之,是要用谋,要用智,不能光用力。最忌暴虎冯河,死而无怨的勇士们,只顾自己当好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柔道”的原理,乃是掌握好,利用对方自己的力量去打击对方。以最少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第三个大原则是:喧宾夺主,以被动换取主动。这是最冷静的心情和最机密的行动,敌人要察看我的阵势,我没有明显的阵势让他察看。敌人要计算我的技能,我没有明显的技能让他计算。敌人要估量我的武器,我没有明显的武器让他估量。敌人要测试我的力量,我没有明显的力量让他测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孙子.谋攻篇》)。我如果能尽量知彼,而不让彼知。至少已经有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胜算。如果一旦发现我的消息可能走漏,这个仗就不能打了。必须另择有利时期和地点。“大象无形,道隐无名。”(《道德经》41章)。隐秘是“道”的重要成分和奥秘。

第四个大原则是:绝不轻敌。包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第五个大原则是:哀兵心理。就是一定要在己方的阵营中,以充分的说服能力,鼓起悲愤的情操。然后化悲愤为力量,所以勇力可以加倍,人人拼命,比较更可以操胜算。

总之,里里外外,老子绝对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战争之事,天下没有人能绝对的有把握,因此老子说,不得已而用之。如果非用不可,就必须事先策划到万全。那么,不用兵,却最好用什么呢?答复是:用政治。所以他把“以正治国”,放在“以奇用兵”的前面。战争不过是政治运用中的一着棋,是一着险棋,故不得已而用之。同时,也是非逼不得已,要策划到万全,才偶而一用的。这本不是老子凭空的理想,而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老子既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掌管周天子的重要文件。不可能没有读过本朝的重要文献:《太公六韬》。这个文献是姜太公和文王、武王策划和完成革命,政治和军事的记录。如果把老子的军事思想和太公的军事思想比较一下,二者如出一辙。

以西岐是戎狄边区的一个蕞尔小国,地方不过百里,人民不过十万。祖先虽是后稷,不过后人得罪,出奔戎狄。在戎狄之间生活了一千年,才传到姬昌,所以孟子称文王为:“西夷之人”。就这样一个“外国人”,以这么微薄的地盘和资源,居然想革命,推翻中国。所以孟子说:“殷朝之王天下,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难也。”(《孟子》公孙丑下)。也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居然成功了。在殷商来说,是阴沟里翻了船。他们完全用的是政治手段,以“无事”取天下,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而非常聪明勇武的纣王天子还根本没有警觉到。根据太公自己说:一是因为纣王太自信自大,予智自雄,刚愎自用;二是因为周方保密做得非常彻底,而且特别到家。等到一切都完全准备、布署好了,才由武王姬发带领,突出一支奇兵,在很短期间内,迅雷不及掩耳就把京城朝歌攻占。最新的科学考证称,军事作战实际只花了一天的功夫,就把纣王逼死鹿台。根据这个史实,所以老子说,小(弱)国可以取大(强)国,只要能用“无事”为方法。军事上可以迅速攻占要津,只要出一支奇兵。这种战略,现代称之为:“总体战争”。

总体战争这个名词,最早起源于法国的全国徵兵令。法国大革命起事,王室败溃。其时有俄、奥、普、英联军已到边境。由革命军政部长Carnot紧急组成国民军,徵令全国青年一律入伍,老弱妇女在后队支援,结果居然打退了四国联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Hindenburg将军仿效法国制订了国家总动员制度。战后,Ludendorff将军著《总体战争》一书,强调总体战争的必要性与有效性。直到现今,总体战争的思想已经深植于人类的脑海中,各国都朝此方向努力以赴。其实,如果一个国家若能按照老子的“以正治国”,既有法治,井井有条;又在随时的使命号召下,全国团结戮力,所谓动员已经不待战时。在《无事》的谋略中,表面上平平静静,若无其事,实际上是寓兵于农,寓兵于商,寓兵于工,寓兵于士。即使民间一针一线,一钉一耙,都可化为制敌的武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到时候,一支奇兵,“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太公六韬》军势26)。这样的“总体战争”,试问现今世界上,哪一个军事专家能比得上?恐怕连说说,都说不上来!

所谓“奇兵”,固然其要领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能成功的“误导”敌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使其自然堕入我方预设的陷井之中,然后一举而歼灭之。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道德经》36章)。这些都是“误导技术”的张本。譬如,著名的“马陵道战役”。孙膑在发现庞涓对自己的阴谋陷害之后,由于墨子的帮助,逃离了魏国,回到齐国故乡。却一直沉得住气,隐姓埋名,布署复仇的一切计划。等到时机成熟,兴兵伐魏,仍然不使庞涓知道,是自己率领着齐军。用“减灶法”,误导庞涓,让他相信,齐兵逃亡得很厉害。用“节节败退法”,误导庞涓,使他相信,齐军怯弱,可能不堪一击。引他来追。于是他就放胆猛追,追到了马陵道,正是黄昏入夜的时分。前面白杨树上,大书着:“庞涓死此树下,军师孙示。”庞涓下令举火来仔细观看。殊不知魏军“举火”正是齐军的信号,埋伏的士兵,一声梆子响,万箭齐发。庞涓连一声“不好了”,还没有叫完,已经变成了刺猬。就算庞涓有三头六臂,也是跑不掉的了。一切都早在孙膑的算计之中,分毫不差。

从王守仁与临江知府戴德孺的一番对话里,就能知道宁王宸濠造反,花费了十几年的心血,一定会化成泡影。戴德孺对王守仁说:“临江地濒大江,与省会甚近,易攻难守。卑职认为,不如速趋吉安为便。不过,我公畅晓军机,料敌如神,必有见教。”巡抚王守仁答道:“设身处地,为宸濠计,却有上中下三策。若他直犯京师,出我不意,最是上策。否则,东向径取南京,如此则大江南北必定受害。将来如何变化,还需很有一番周旋。这虽非上策,倒也还是个中策。如果他据住南昌,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是下策了。等到王师齐集,便如瓮中捉鳖,必然束手成擒了。宸濠色厉内荏,心大胆小,吾料他必定不敢用上策。”戴知府连称佩服。说罢,守仁即转赴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说:“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京恐怕难保了。”守仁说:“公不必多虑,吾早已安排下了。派了人在那边虚张声势,贼必不敢东行。今与公等,以十日为期,调集各军,望公以皇家为念,莫辞辛劳,先准备粮食,修理器械,大集舟楫,免得临时仓皇,到时准备擒贼便了。”伍知府信疑参半,只得奉命行事。果然宸濠,不敢冒险,不敢直捣北京。中策被王守仁“误导”而观望,游疑不前,失掉了乘其不备,一举占据南京的大好时机。剩下的只有困守南昌,一筹莫展。后来宁王发现中计,开始出江东下,先攻安庆。推官王炜说出种种理由,请守仁发兵救安庆。守仁说:“君知其一,不只其二。试想,我军若救安庆,与贼势均力敌,相持江上,一时万难取胜。如果南昌贼兵,断我粮道。我腹背受敌,必然狼狈。依我看来,此时正是好时机,不如出其不意,发出一支奇兵,径攻南昌。”王推官虽不情愿,然而不得不听巡抚的将令。就在七月廿日,这一天里,就攻下了南昌。宁王在安庆,听说南昌告急,回兵来救。众将一齐进谒守仁,请愿说:“宸濠闻巢穴被破,反兵自救,以其士马精强,且含怒而来,恐不可力敌,请坚壁清野,闭城固守,等待援兵。”守仁说:“你们都错了啊!大错而特错了啊!试想宸濠打一个安庆,尚且不能立即攻下。可见他的军队,并非象所说的那样精强。如今连巢穴也没有了,一定惊慌失措,失魂落魄。他之所以能诱惑人跟从他,无非是说,事成之后,爵封、富贵的套话而已。到了这个时期,爵封啊,富贵啊,都已成了泡影,谁还愿意用真实的血肉去换那虚空的泡影?”于是立即下令,出城顺流迎敌。于是,宸濠在江上被擒,他独坐舟中象个木头偶人,只多着两行眼泪。宸濠的一举一动,都不出阳明先生的意料之中。被耍得团团转,如同小儿一般。可见人与人之间,其知识,见解和智慧的差距,真是太大了!宁王偏就碰到了这个克星。

明武宗,就是那荒淫无道的正德皇帝,要不是有阳明先生在,碰巧他当时是赣南巡抚,抚土有责,当了统帅。碰巧宁王又偏偏在那时起事。如果阳明先生不是当时的统帅,而是别人当统帅的话,谁个会听那个书生学者王守仁一个人的话?宸濠也说不定早坐到北京去了,历史也要全部改写了。

“畅晓军机,料敌如神。”,然后才能“误导”,然后才能有“奇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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