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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老子的《道德经》在汉唐时代原分《道经》与《德经》。《道经》三十七篇,从“道可道”起,到“天下将自正”。《德经》四十四篇。从“上德不德”起,到“为而不争”(诸本章句或有出入)。小篆本与隶属本的编排,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河上本与王弼本都以《德经》作下篇。现在通行的《道德经》都是以《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甚至《道德经》八十一章,根本就不再特别标明《道经》与《德经》的划分。从整个老子的思想体系来说,《德经》与《道经》有没有标明出来,谁先谁后,并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在老子,“道”是道,“德”是德,是两个很不同的概念。

近代,中国人把“道德”两个字连用,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是:“合于伦理的行为,大众应当遵循的规范。”的意思。是英文里Moral, Morality道德,道德学,伦理,伦理学的同义字。也与 Ethics,Virtue相通,不过,Virtue这个字多指道德的表现,如:美行,善良,高洁,贞操,廉直,守信,诚恳...等等。西方的哲学家们,长久以来就用很重要的篇幅来讨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和它们的内容。譬如,康德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说成:道德是不可执行的法律;法律是可以执行的道德。遂成了代表他的一句名言。在西方综合来说,道德归教会执掌,法律由国家执行。然而这种划分事实上又不尽然。譬如,十六世纪,实验科学始祖伽利略,是意大利王室尊敬的教授,“发明”了《圆形地转说》,违反了教会“大地是平面方形”的迷信观念而触怒教会,以致被监禁,处以焚刑。在欧洲同性恋除了教士以外,捉到了就活活烧死(这还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争执得你死我活的一个重要议题)。Witchcraft 异教(祈星禳斗,以草药治病延年益寿等,颇似中国的《方仙道》),被教会判为“邪教”,信徒被捉也都是活活烧死(有圣女贞德的著名故事)。教会不但执掌“道德”,而且强制执行。其暴虐的程度把夏桀、商纣都要比下去了。在东方,中国人张衡(东汉)发明创造《浑天仪》,他早在汉代,就知道天体运行是圆形的,比伽利略早了一千五百年。汉朝有名的皇帝们,从太祖高皇帝起,大半都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受人普遍尊重的诸葛亮,也祈星禳斗。若是他们不幸生在欧洲,在教会的权威之下,恐怕都早就通统被烧死了。而老子所说的“道”与“德”,其内容远远超越了过去的西方人和现代人们所理解的“伦理道德”概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道德经》虽有道和德两个字(注意:道和德两个字没有被连用在一起。),不能把它看做是一部专讲《道德伦理学》的书。

我们在以前的文字里,差不多已经把老子所说的“道”做过了很详细,周密的介绍和说明。在《道德经》第38章,也就是《德经》的开头,老子又特别提出了“德”的概念和命题,似乎是有其特定的重要性,因为老子的《道经》有三十七章,而《德经》倒有四十四章。事实上,老子的《道德经》这部书,用现代最中肯的话来形容,就是:它是一本高等级的《整体管理学》,也是一部高层次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以培养领导和指导治国为中心。当然,现代企业也可以照样体会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从这个中心点出发,去了解老子的《道德经》,就会事半功倍了。

让我们先来看“道”与“德”,在老子的观念下,它们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在《道德经》51章,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是说:万物是从“道”而生,却由“德”孵育畜养而长成蕃衍。物质使万物得到形体,却又由各种变化的势力相激,而促使其完成。所以万物没有不都尊崇“道”,而珍贵“德”的。“道”之所以受尊崇,“德”之所以受珍贵,并没有因为任何人的命令使然,而是它们本身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因此,“道”生万物,却由“德”来孵育畜养,使它们繁殖,培育,成熟,结果,受到充分的抚养和保护。可是生育了万物却不据为己有。作成了万物,却不自己居功。作为万物的长者,却不强制宰割它们。这就叫做:“深远之德”。

读过了这段文字之后,不禁有一个感觉,就象一个家庭,正常的家庭。父生之,而母畜之。父精母血,生命的源头虽然是父亲,而实际的十月怀胎,三年哺乳,都是母亲。在慈母怀中所受到的抚养和保护,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如果一个人先有自己亲生的慈母,后来又有一个继母。即使继母再怎么和善良好,相比之下,就是晚娘。因为慈母之爱,出于天性自然,是天下没有东西可以相比,可以代替的。

在人的世界里,“道”好比父亲,是抽象的原理原则,而体现“道”的实际具体的机能是“德”,好象母亲,是政府。质言之,就是“作之父,作之君。”的领导-侯、王。领导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象一个家庭里,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生命的联系,生命的关怀,是血肉相连,没有任何力量能拆散分开的。即使事大难临头,被强制打散。他们之间的心灵、精神、情爱、记忆,还是永不分离。

在庄子《人间世》里,假口孔子,说了两个“大戒”:“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就是说:天下人间有两个大法则:一个是命,另一个是义。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是命定的,是彼此永远解除不了的心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大义,走到哪里都有政府。父母,政府都是人生绝对脱不开的东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所以称为:人生的大法则。换言之,家庭和政府是人生,自然而然,与生俱来,永远摆脱不开的,所以也永远逃避不了。因为这种关系不是人为撮合的,如果是人能撮合的东西,人也能很容易把它们解消。既然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永远解脱不了的,那么,所以必须好好面对它。反过来看,作父母的如果有了儿女,就注定脱不开的了。同理,既做了政府的领导,人民是再也脱不开的了。既然大家有幸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这一遭,又都有幸能聚在一起,就尽量把关系处理好吧,何必留下什么遗憾呢?

千万不能低估了庄子的这段话,因为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周初,已经达到了一个定型的阶段。成了天下万民共同的认识,就是“民族国家”。中国正式成为一个家与国(至今国、家两字连用),民族与国家不可分割的大一统的国度。最高领导的天子,不仅是全国人民统治者“君”的代表,同时也是这个大家族“父”的代表,甚至还是全国子民“师”的代表(周书:作之君,作之父,作之师。)。自周以降,秦始皇帝企图把国与家,民族与国家分开。因此他一转眼就灭亡了。汉兴以后,民族与国家再度融合为一的意识形态,更牢不可破了。汉代有匈奴,魏晋有五胡,唐初有突厥,唐后有五代,北宋有金、辽,南宋有蒙古,明末有满清,对中国大一统的民族国家挑战。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中国从狭义的大汉民族,化为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族,又再度接受了日本的挑战,得到最后胜利。这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国的骄傲。炎黄子孙虽然遍布全球,只要拿镜子自己照一下,就能认同自己的根源。即使你自己不在乎,别人却很在乎。如果中国政府大祭《黄陵》,就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向心力量,无法估计。

孔子说:微(没有)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做了亡国奴了)!(《论语》宪问第14)。这位大政治家管仲为中国订下了的“尊王、攘夷”政策,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命脉。中国人几千年“攘夷”的结果,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越过越庞大坚实。而“尊王”就是拥护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拥护好,就是全国人民的大幸福。依照庄子所说,不管你逃到哪里,还是逃不脱头上有个政府。倒不如,好好拥护自己的中央政府,大家把关系搞搞好,大家都舒服自在,潇洒一点,活得也不太累,并且也有光荣。总比当汉奸,做乱臣贼子稳便得多。庄子的两个“大戒”是很有来历的,要论证它的来历,写一本书都说不完。不过,只要稍微涉及一点历史的智识,就不难理解两个“大戒”对自己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在中国当领导,称国民为:父老,兄弟,姊妹们!或同胞们,而不称:fellow citizens.除了治理他们,最要紧的是对他们象自己亲生儿女一样的体贴,关爱和照顾。所以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道德经》10章),要注意这句话,爱民被放在治国的前面,是个大前提。自古中国领导切忌“表演”(而外国的领导全在表演,好象当明星,抢镜头。)。切忌“多言”。切忌过于宠惯自己亲生的儿女,让人民感觉到他们那个“儿女”的名分不是真实的。譬如严嵩这个领导,不是不能干,只是看不开,一味宠着儿子发财,最后落得身败名裂,死在儿子的手上。同时期的戚继光,在前线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不仅他的征倭事业大大成功,而且成为永远的民族英雄。王安石一味宠惯儿子,可以不卜而知,他的变法使命一定一败涂地。在中国当领导,说难很难,说易也易。只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获得了人民的爱戴,人民就自动愿去蹈汤赴火。人和,一定政通。可是,如果人民觉得你欺骗玩弄了他们,可不得了!他们就会手指太阳说:“吾与汝偕亡”!这是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不相同的!领导和人民的关系不仅是政治性的,抑且是家庭性的,更是感性的!

庄子这两个“大戒”,千古不知道难坏了多少人啊!怎么能把关系处理好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生大题目!在《道德经》第51章,老子已经解答了一大半。

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体,个人是一个小生命体,都是有机的,活的,依照自然规律生长的。抽象的“道”,代表了宇宙大生命体的原理原则。而具体的“德”,存在于宇宙大生命体和个人小生命体中间的一个有机体。在人的世界里,直接具体的反映了大生命体运行活动的原理原则,为天下万民(百姓)服务。这一个有机体就是为人民担当一切苦难灾殃“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78章)”和“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78章)的政府和领导者-侯、王。老子不厌其烦的一再强调:政府和领导者的机能,必须是依照有机、生命、自然而然的法则运行,不得以任何个人的“人意”或“人欲”来阻止、破坏它的运行,也不能“揠苗助长”,用“人意”和“人欲”去催化。是谓:莫之爵,而常自然。老子这个《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扬弃人为的、机械的架构,死板的教条,从生命的本身来探索,来立论,来建造。是世界人类无独仅有的,与众大大不同的。也是活生生的,有效果的。

让我们再来看老子还怎么说。

在《道德经》第38章,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就是说:上等的“德”,或“有上德之人”不搞形式、教条,于是,他们就是真正的“有德”。下等的“德”,或“有下德之人”,专门拘守形式、教条,死死的守住形式、教条,生怕丢失了它们,却由于无法达成,反而变成“无德”。上等的“德”,或“有上德之人”运用“无为”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所以用不着故意做作,表现,搞形式、教条。下等的“德”,或“有下德之人”,就专搞形式、教条,故意做作,表现,表演。说来说去,老子又说到统治者的头上来了。在这里,他把“德”更仔细分析为“上德”和“下德”,“上德”直接反映了“道”,是自然而然的,是顺着宇宙生命体的法则正常运行的。“下德”就掺和了人为的因素进去了。为什么他要这样详细的来分解它们呢?因为老子知道,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不能轻易脱去“自我”,动不动就要自显聪明,自我表现,去画蛇添足,就把很好的事情,弄得一团糟。同时还要推委,遮掩,就越弄越糟,把事物往死亡里推。

老子把统治者和他们的政府曾经分成三个等级,他说:“太上,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道德经》17章)。最上等的,是人民知道他们的存在而已。《淮南子.泰训篇》说: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列子.仲尼第14》有关于帝尧的一个故事,说: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道天下治得怎么样?也不知道人民拥戴自己不拥戴?就去问他的左右侍从,侍从们回说,不知道。于是去问外朝官员,外朝官员们也回说不知道。他就去问人民,人民也说不知道。他就换上普通的衣裳,微服到大街上去打听,听到街上的儿童们在唱歌。他们唱:“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尧问儿童,谁教你们唱这个歌的?儿童说是大夫。他就去问大夫。大夫说:这是古诗。这个故事是形容最高级的统治方式与效果。就是那么自然而然,毫无人为的做作和虚伪。次一等的统治者和政府,是人民爱戴他们和赞扬他们。下等的统治者和政府是,人民害怕他们和辱骂他们。与上面的“上德”“下德”参照来看,就能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知道老子在说什么。

老子在讲过“道”“德”关系和它们的特殊内容之后,又接着讨论在当时市面上存在着的三个概念,就是:仁,义和礼。在姬周推翻了殷商,革命成功以后,一统天下。周公就别出心裁,制订了“礼”的制度,并且出版了《礼记》,把“礼”的内容规定得详详细细。后人就有了一个口头语:“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周公之礼把人的一切行为都规范了起来,比世界上其他古今各国的“伦理道德规范”还要严格详明。因为有了“周公之礼”,中国人动不动就自诩为“衣冠上国,礼义之邦。”,别人没有并不懂周公之礼,所以视为禽兽贱种。可是很不幸,“礼制”归礼制,规定得很好,人民就是不能遵循。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眼看中国人的社会充满了邪恶,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完全成了禽兽世界。他研究的结果,结论是:由于周公之礼被后人抛弃了,所以人类就沉沦了。要想改正目前的堕落,唯一首要之务,就是赶紧“恢复周公之礼”。于是,他到处奔走宣传这个信念,叫做:“复礼”运动。由于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有效的恢复礼制,使人民君臣上下能切实遵守,就跑到京城去请教老子。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礼”。他既然千里迢迢的来了,老子就切切实实的给他上了一课。告诉他:所谓“礼”,都是人为的死教条。根本就不可行,也不能行。不是社会背叛了礼制,是礼制背叛了社会。由于它那行不通的繁文缛节,没有人真能照办,逼于政治的压力,大家就伪装作弊,表面好象是彬彬有礼,道貌岸然,背地里就是蝇营狗苟,男盗女娼。社会腐败堕落的根源是大家虚伪欺诈,是从严格的,硬学规定的礼制那里激发出来的后果。“礼”就变成“忠信之薄,乱之首也。”你如今还要去恢复礼制,岂不是缘木求鱼,首尾倒置了吗?况且周公和他的礼制早就死得连骨头都没有了,礼制的腐朽是有他它合理的原因的,你就不必再开倒车了。

“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表面看上去是问题出在“子”和“臣”。其实不然问题不是片面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史可法,文天祥的出现并不是好事。在正常的君正、臣贤的状态下,绝对不可能有史、文表演的机会。“六亲不和出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章)。大舜之所以大孝,是因为有了一个虐待狂,神经病的爸爸瞽叟,闹得家反宅乱。教忠,教孝,教仁,教义,表面上好象很对,但是后遗症和副作用就会令人担当不起。老子看事情不是从平面、静态著眼,而是从立体、动态著眼,所以比较看得清楚和正确。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第12)。根据孔子的话,“仁”的定义是:克己与复礼。“礼”是周公之礼,前面已经谈过了。剩下还有一个“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4)。义是和利相反的意思。孔子强调“仁”和“礼”,不大强调“义”,而强调“义”的是后来的墨子和孟子。老子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38章)。就是说:上等的“仁”,是由人为的表现,但不是出于恶意或故意的。上等的“义”是完全由于人为表现,而且是故意表演。上等的“礼”是故意强制的东西,当得不到人们的响应时,就伸拳捋臂,敌对报复,要强逼人们就范。老子只说上仁,上义,上礼,没有说下仁,下义和下礼,大概是不忍再说下去了。总而言之,“仁”“义”和“礼”都是行不通的装饰品,曹雪芹的一本《红楼梦》,就原原委委道出了真相和病根,因此《红楼梦》成了一部了不起的书。如果一个政府依据这三个条目的原则来管理统治,能不搞得天下大乱,难以收拾吗?理由是这些人为的东西都是美丽、诱惑、甚至庄严,神圣,可它们都是装饰品。古今中外,许多人就是看不透这一点,往往把它们当作“救命草”。

试想,伽利略被冤死的事例。当时的权威人士们高坐在大堂上面,衣冠整齐,道貌岸然。把上帝、道德的牌子,高高的幌着。多么庄严,多么神圣,多么正气凌人,多么大公无私,多么振振有词,多么轰轰烈烈。今天三岁儿童也能看出来,他们的作为简直是荒唐,简直是滑稽,简直是笑话!可历史一直在重复着这样大大小小的荒唐、滑稽和笑话,使多少无辜的好人,无谓牺牲,蒙受千古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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